书城传记阎锡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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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从河边到东瀛的人生之旅(2)

这年腊月,阎锡山依父母之命,与五台县大建安村望族徐一敬的大女儿徐竹青(字友梅)结婚。徐竹青与阎锡山同年同月生,只不过比阎锡山小了20天,阎锡山是农历九月初八日生,徐竹青是九月二十八日生。做这桩亲事的媒人是徐竹青的堂姑徐该龄。她的丈夫是阎锡山的族兄阎锡祚。这徐一敬兄弟6人,是个大家族。家有良田上百亩,还开有1个经营煤炭的“六合店”,可说是家道殷富。徐氏兄弟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处事颇有分寸,在村里很受人尊重,是一家耕读门第。在当时很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里,这样的大家闺秀能嫁给阎锡山,一方面说明阎家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也说明阎家为人确实不错,不然的话,作为堂姑又对阎家熟悉的徐该龄,是不会来作这个月下老人的。再从晋北一带的婚嫁习俗来看,一般情况下,多数男子是20岁左右结婚,若家境贫寒者,要到20大几岁,甚至有的一辈子打光棍。而阎锡山才15岁便结了婚,这也反映了阎书堂经商赚了钱,家境更为富裕。

然而,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阎书堂开的“吉庆长”破产倒闭。破产的原因,有些论者说是“打虎”生意失败,其实不然。因为“打虎”生意失败,主要是指在搞买空卖空的金融投机生意时,因对市场行情掌握不准下注失误,导致亏赔,如若下注过大,则会破产。而从吉庆长的倒闭来看,它主要是因为银根紧缺,发生挤兑造成的。这是由于庚子之变,京庄兑来款项被阻,使各地票号钱庄处于困境,五台县虽地处偏僻,也受此影响。而阎书堂在其生意兴旺之时,忘乎所以,所发的钱帖子数量大大增加,因此当京庄兑来款项受阻而引起挤兑风潮时,他原先发行的钱帖子便很难全部兑现。起初,阎书堂为了维持其钱庄信誉,还拆东补西,勉强支撑,后来银根越来越紧,再无可兑之银,只好卖掉店铺里的杂货和一些田地,但杯水车薪,仍无济于事,最后还欠一屁股债。于是只好上起门板,与俩伙计一起躲走。幸好,在阎书堂最困难时,其好友曲长和借给他二百吊钱,才保留下几亩地和几间房屋。所欠债务有的说是二千吊(《阎锡山与家乡》(《山西文史资料》第67辑)第6页),而据阎锡山所说,“年终结算,亏累约合银六、七千两之谱”。(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一),简称《阎锡山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七十九年九月初版,第12页。以下只注书名简称和页码)。无论所欠债务的数字有多大差距,但从中可以清楚为数确实不少,否则,是不会不顾后果关门逃生的。因此,吉庆长的破产是因挤兑所至,而非“打虎”失败。

不管怎样,吉庆长是倒闭了。这对于阎锡山一家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打击。钱庄的现银全部折进去不说,还将部分房屋土地出卖,动了老底,就这仍负债累累。为了躲避债主的催逼讨要,阎书堂父子不得不逃回本村。逼债讨债的一幕幕场景,给阎锡山以极大刺激,因此,他执政山西后,曾反复讲过,除非万般无奈,能不借债就不借债。阎书堂回村后,一筹莫展,每天到曲成喜开设的“金泰昌”商号里闲坐,以打发时光,有时也帮着掌柜的干点零活。而阎锡山,由于家道的急剧败落,不仅结束了以往那种衣食不愁,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而且为了多少贴补点家用,不得不做起卖饼子的小生意。可他碍于面子却又不在街面人多的地方摆摊,大声吆喝着卖,而是提着个盒子,在村子里走街串巷,碰上人小声问“买饼子吗?”,于是人们又给他编排了一句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但是,就连做这点小生意也不得安宁,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要路经山西大同、太原,前往西安,德国军队寻踪尾追,帝后忙命甘肃的马玉昆、董福祥率部驻防于五台山龙泉关一带,以防不测。驻军的粮秣等供给和一应差事,自然要由当地百姓承担。阎锡山曾被派去支差,给清军担水切草,喂马遛马,经常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

对于阎锡山在清军驻防时的表现,另有一种说法,即当闻知马、董二部开赴龙泉关“将由太原忻州路经河边村”时,被村中推为永和堡纠首(略同村治保委员会委员)的阎锡山“与各纠首长者会谈,虑有滋扰事端,且防土劣乘机窃发,为害地方。众虑花费无着,先生乃私取陈太夫人首饰当出,用以纠合壮丁,略组训,持刀矛土枪农具以自卫,本村及邻村赖以未受大害”(《阎锡山年谱》(一),第12页)。阎锡山被推为永和堡的纠首,倒有可能是真的,但后面的说法就有些为尊者谥美之嫌了。清军军纪的败坏和对地方的勒索摊牌等等扰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为了防止驻军滋扰以及地方上地痞流氓的乘机胡作非为,河边村组织青壮年,加强自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阎锡山作为纠首,提出这样的建议也在情理之中,但将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说到这种程度,就有些夸大其词了。而阎锡山给驻军支差受苦,则是不可避免的,当时这是官差,任何人不敢不应。它与组织自卫是两吗事。至于他私取继母的首饰出当,以作组织训练青壮年的费用一说,更属不实。实际上,阎锡山“私取”其继母的银手镯,是因为吉庆长倒闭后,迫于无奈,在外出躲债时拿的,说得难听一些,也就是偷的。这事,阎锡山也自觉无理,1917年,他当上山西省长后,一次回家,曾向其继母承认了此事,不但陪情道歉,还拿出一副黄灿灿的金手镯,亲自给继母戴在手腕上。继母则笑嘻嘻地说:“我早知道,只是不和人说,怕丢了你的人。陈家营你外祖母几次问我,我都说放在箱子里”(《阎锡山与家乡》,(《山西文史资料》第67辑,第44页)。

转眼间,年关临近,一些债主赶到河边村来向阎书堂讨债,有的还雇了打手。阎书堂白天躲在朋友家,不敢出来,晚上才出来向人求情,好不容易熬到过年。过年之后,阎书堂父子二人眼看着在村里呆不下去了,便决定南下太原,另谋出路。阎锡山受其父支使,先到陈家营的堂舅那里借路费,被堂舅数落了一顿,阎锡山一气之下,扭头便走。接着他又去宏道镇上向在那里做买卖的叔父阎书典借钱,岂料叔父不仅不借,反而说什幺“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跌倒自己爬,你们商号赔塌了,还想把我也累倒呀”!阎锡山碰壁后,又找到也在宏道镇一家店铺里当店员的本家叔叔阎书康,阎书康听说他父子俩借钱是为了外出躲债,就十分痛快地拿出仅有的几个钱来,递给阎锡山,还再三嘱咐说:“回去赶紧叫你父亲往省里跑,不要走大路,要绕河北(滹沱河以北)各村走,不要叫人家撵上”。阎锡山返回家中后,又悄悄拿了他继母的一副银镯子,加上他岳父徐一敬资助的一些钱和妻子徐竹青积攒的一点私房钱,连夜与父亲阎书堂动身出发。到天亮走到南作口村时,正好赶上去太原拉废纸的蒋村人薄吉福,因为是空车,阎书堂便央告说想搭车,薄吉福很痛快地答应了。到达忻州后,阎书堂怕俩人在太原开销大,便把阎锡山留在了“成钰东”药铺。成钰东药铺的掌柜过去曾与阎书堂有交往,于是让阎锡山先住下,在店里帮忙。阎书堂安顿好后便一个人下了太原,不久,经过同乡介绍,与人合伙包揽土木工程,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巡抚衙门“稿房”(负责管理收发公文)里找了个闲杂差事。生活有些着落后,才把阎锡山叫到太原。从此阎锡山离开了他生活过十几年的故乡河边村,踏上了他人生的新的旅途。

2、 考取武备学堂,东渡留学日本,改变了阎锡山的人生命运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于1901年开始,在较大范围内搞起了“维新新政”,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清末新政”。“新政”包括官制、经济、教育、军事、司法、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改革,如在军事上就有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巡警等内容;在教育上则决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奖励游学即出国留学等。

山西巡抚岑春煊,遵奉朝廷的旨意,于1902年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其后又陆续成立了山西农林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并且恢复了山西武备学堂。说是恢复,因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九月,时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就奏请设置山西武备学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停办。这次岑春煊借推行新政之风,奏请朝廷批准成立了山西武备学堂,(光绪三十二年改设为山西陆军小学堂)。这所学堂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学制3年,课程以军事知识为主。武备学堂一经成立,便发出告示,让人们报名参加考试。

阎锡山见到这个告示后,便想报名考试。可是阎书堂不同意,他考虑的是好不容易在太原给阎锡山找了个差事,只要好好干下去,总会有点出息。这样不仅能养家糊口,而且也好攒点钱给人家还债。但阎锡山却坚持要考武备学堂,他对父亲说:凡是从事农工商贾的人,操心劳力,辛苦所得,到头来顶多也只是“家室之谋,钟釜之计”,况且经商很难成功,而易致败。父亲您倒是知能挺高,可是也往往遭到挫折,我不如您,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想“有为于时,有益于世,若不继续读书,多求知识,无以白了,别的就更谈不上了”(《阎锡山年谱》(一),第13页)。阎书堂经儿子这么一说,觉得倒也不无道理,同时也知道了儿子并非窝囊之辈,而是有其志向的,于是便同意了阎锡山的请求。让他报考武备学堂。阎锡山十分高兴,与他到太原后在“裕盛店”当小伙计时结拜为把兄弟的黄国梁、张瑜俩人一商量,这俩人也要同他一起报考。

这武备学堂由于是培养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对报考的学生,要求标准也不甚严格,只要体格强健,通晓文字也就可以。况且是初次招生,考试题目也没有走上规范,只是由主考官想个题目,呈报巡抚批准即可,所以,考试的结果,阎锡山、黄国梁、张瑜三人均被录取。这次,共招收了12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各县应试的童生,还有一些秀才。与阎锡山同时考入的,还有温寿泉、乔煦、姚以价、荣福桐等人。

对于阎锡山的考试,曾有一种说法,说是“阎锡山知道自己只读了三年私塾,文化太差,就想请人代考”,他父亲想来想去,想到了在山西大学堂念书的赵廉佑。赵是代县人,阎书堂在五台城做买卖时,曾与赵家有过来往,于是,阎书堂带着阎锡山前去山西大学堂向赵求告,赵因情面难却,答应冒名顶替。考试的题目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赵廉佑很轻易地就把文章做好,交了上去,结果替阎锡山考取了好成绩,并且是名列前茅。这些说法,值得商榷。首先,阎锡山在私塾不是念了3年,而是念了近10年,他入私塾以来,一直勤奋好学,学习成绩相当良好,因而,应当是学有所成,他对考试是有一定信心,而勿须旁人代替的。其次,“等到口试时,阎锡山态度谦恭,应若灵便,深得考官的赏识,结果被录取了”(《阎锡山与家乡》,《山西文史资料》第67辑,第29—31页)。这说明,阎锡山还是有实力的。如果他在学业上太差,应答是不可能灵便的,即便是考官让他复述一下试卷所答,他也不会支应下来的。再就是,阎锡山在武备学堂的三年中,每期各科成绩都比较优秀,作文每为同学120人之冠。甚为主持人李廷颺 (山西浑源人,进士出身)器重,赠字曰伯川,意在配山而百川汇海,义取高深广大(《阎锡山年谱长编》(一),第14页)。从这里也可看出阎锡山的国学基础相当扎实。不然,他的各科成绩不会优秀,就是原来基础不好,入学后努力追赶,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因此,说阎锡山被录取是因旁人替考的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从其在私塾的表现,到被考官赏识,再到主持人的器重,有理由认为,阎锡山考取山西武备学堂,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

山西武备学堂的开办,为阎锡山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阎锡山抓住了这个机遇,在其人生的旅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阎锡山考入的山西武备学堂,名曰新式学堂,其实,仍保留着不少旧的东西,像学生住的宿舍,就分“孝”“悌”“忠”“信”四个斋号。在教学内容上,除了有关军事科目上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教材、讲义外,在文化课程的学习上,也多是孔孟之道一类的东西。这种现象并非山西一省才有,而是全国也都如此。但是,山西武备学堂毕竟是新式学堂,它又在省城太原,所以,在这里学生们与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寻觅阅览到省内国内的一些图书、报刊,而且,对于不久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故,像“公车上书”、“变法维新”、“六君子”就义、庚子之变、义和团运动、“君主立宪”等重大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引发种种议论和见解。这对于像阎锡山这样从乡下来的学生们而言,无疑会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同时,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们随着自己见识的增长,在新旧思想观念接触、交流、碰撞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的前程,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着反思和探索。身在其中的阎锡山,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对于他在武备学堂学习期间思想变化的有关史料,还未曾掌握,但从其尔后赴日留学时对清山西当局嘱咐所持的态度上,以及赴日途中在轮船上的感叹中,则可以清楚地看出,阎锡山在这一期间的思想的确是有所变化的,他对一些事物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山西武备学堂的学习是紧张的,因为它带有军事组织的性质,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每天的活动从军事上的集合跑步开始,直至晚上熄灯,课本上的灌输,操场上的训练,一课接一课。但是,又因为它是官办的学校,所以,学生们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学校除供给学生衣食外,还发给饷银一两,实际上是零花钱,这些费用加起来有三两白银。每个学生在当时已经顶得上了衙门里一个小差役的月俸。因而有些学生尤其是一些贫苦人家出身的学生,往往把省下来的饷银寄回家中,以作贴补。阎锡山每月就给他祖父按时寄去一两白银,让其祖父买些白面猪肉,加强营养。

在这里,阎锡山学习相当刻苦,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十分认真,对教官、督练官也很恭敬,因而颇为老师们喜欢,同学们也愿意与他交往,后来还当上了学生班长。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毕业即被清山西当局派出去日本留学深造。

清朝政府为了提高其新军的素质,可谓不遗余力,于各省开办武备学堂,以培养下级军官的同时,还挑选武备学堂中的一些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以作为将来新军中的高级军官。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已经派出六批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