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阎锡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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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从河边到东瀛的人生之旅(3)

光绪三十年,清廷第六次选派留日学生,当年,清廷令山西巡抚张曾敭考选送日本学习陆军生20名,其中3名由中央公费派送,17名由山西省财政支给。山西武备学堂经过筛选,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三人获北京政府公费,由此可见阎锡山在校期间的表现确实不错。黄国梁、温寿泉、张瑜、乔煦、荣福桐、焦崇礼、王宝喜、金凤巢、吴友松、武滋荣、马开松、顾祥麟等17人,由山西省出资。阎锡山、张瑜、黄国梁这三个当初在太原“裕盛店”换帖结拜的弟兄,全都入选,并且这20名学生中,很大部分后来都成了山西同盟会的骨干和辛亥太原首义的中坚。第六批赴日留学生共 260余人,超过了前五批之总和,从这里不难看出,清政府在培养中高级军官上所下的工夫了。

然而,清政府对一批批留日学生总是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专心学习,循规蹈矩,将来报效朝廷。这是因为清政府虽然于1901年搞起了“维新新政”,但是,由于庚子之后,人民群众抗捐抗税,反赔款、反洋教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呈日益兴起之势。与此同时,随着资产阶级的不断发展,一些革命的先行者为了救国救民,不但在思想上进行着积极的求索,而且还建立了反清的组织。早在1894年,孙中山便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在入会誓词中,又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奋斗目标。兴中会成立后,虽然举行的多次武装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其所形成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其革命举动,却在国内引起了很大震动,使不少人“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共鸣”,“赢得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辛亥革命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7—10页)。

正因为如此,所以,清政府对这第六批留日的学生,也同以往一样,要训示一番。阎锡山他们从太原动身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敭、布政使、按察使、提学使、道台,所谓的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就先后对他们谆谆告诫:朝廷资送游学日本,应各专心学习,以图将来报效,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听信邪说,误入歧途,并对孙中山妄加诋毁,等等。

山西的这批留学生,由候补知事吴春康带领,于7月先到北京集中,阎锡山等人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其间,又有兵部侍郎姚锡光(时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协统姚鸿发之父)的训示,及至全国各地学生会齐后,即在天津乘坐日本轮船前往日本。

这是阎锡山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走出国门。

轮船乘风破浪向日本进发。阎锡山和几个同学在甲板上凭栏眺望,辽阔无垠的大海与碧蓝的天空仿佛连接在一起,海天一色。一群海鸥欢快地鸣叫着上下翻飞,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这对于从未见过大海的阎锡山而言,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新鲜,又是那样地让人激动和惬意。更令阎锡山惊奇的是,船舱里的走廊、扶梯和房间里都是那样的干净整洁,员工虽少,但个个尽职尽责,对乘客谦和有礼,服务十分周到。而他在国内所见到的则是“做甚的不务甚”,态度傲慢无礼,人多而事废,这一对比,使他初步看到了落后与先进的差距。到日本后,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在令阎锡山感到新奇的同时,又不由思索着久萦于心头的一个问题: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人多而弱?而当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战胜国日本又将其势力伸入中国东三省的事实,更使他感到无比愤慨,不但认为,康梁的保皇党根本救不了中国,而且进一步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阎锡山年谱》(一),第15—16页)。虽然初入日本的阎锡山对清廷官员出发前对他们的训诫,仍言犹在耳,但是,这却不失为阎锡山对清政府产生不满的反映,也是他与之发生离心离德的开端。阎锡山的这些思想,并非阎锡山一人所有,可以说是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的共同心声。而这种初步的反叛,既是中国腐败黑暗的严峻社会现实使然,也是他们在日本受各种新事物强烈刺激的结果,是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两种事物碰撞后,在其思想上迸发出的火花。

阎锡山这批留学生到日本后,像前五批学生一样,也是先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振武学校是日本士官预备学校,它原来的校名叫成城中学,由于自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专办训练中国陆军学生,所以改名为振武学校。在这里,中国留学生要学习3年(其中包括1年实习),毕业后,才能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入振武学校后,主要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1906年秋季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1年,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09年毕业返国。

对于阎锡山来说,从1904年到1909年,这五年的留学生活,确实非同一般,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就在阎锡山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的第二年,即1905年8月,由法国返抵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同盟会的有中国17省的留学生及华侨数百人。在此前后,孙中山曾多次在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集会上发表演讲。针对康、梁保皇派的种种谬论,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驳。阎锡山曾听过孙中山的几次演讲,对其中的许多道理,他都深以为然。他在多年后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孙先生指出中国积弱之原因,在中国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人文明极盛,如斯已足”。“由此可以说明政治不可失时,若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一定要为时代所抛弃。清未不到百年之间,中国与世界交通,事事相形见拙,国势日衰,成为列强瓜分之对象。应改革而不改革,能进步而不进步,使爱国之士,咸认满清政府为亡国的因素,救国的障碍,以致国人的目标,全集中于推翻满清政府,即其所培养之人才,皆变成推倒其自身之力量”(《阎锡山年谱》(一),第18—19页)。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当年的10月,经谷思慎(字仲言,山西神池县人,山西省最早的同盟会员)介绍,阎锡山由同盟会的重要领袖黄兴主盟,参加了同盟会,当场宣誓表示奉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之后不久,阎锡山又介绍康佩珩、赵之成、徐翰文和赵戴文这4个五台老乡参加了同盟会。

加入同盟会的阎锡山,多次前往居住于东京的孙中山寓所,拜谒请教孙中山。他对孙中山要以三民主义救中国,认为将“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并行,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之时须同时改革社会经济形态的主张,极表赞同。其中,他还聆听了孙中山有关“平均地权”的解说,并与孙中山就此问题进行了探索。阎锡山后来回忆说:加盟誓言第四句“平均地权”,我当时对其意义不甚了解,曾向孙总理请教。总理说:“平均地权的‘权’字,不是说量,也不是说质,既非指地亩多少,也非指地质好坏,是说一种时效价值”。但自己还不明白,于是孙中山给他举例说:“如纽约原来是大沙滩,可说不值一钱,现在繁华起来,一方尺即值银七百两”。他问美国也是用银子,论两数?孙中山说:“不是,美国的货币叫‘套如’(DOLLAR)。一套如差不多等于一两银子,我说七百套如,怕不懂得,所以我说七百两银子”。阎问“所谓‘平均地权’,就是平这原来不值一文而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孙中山笑了笑说:“你对了”。又告诉阎锡山说:“原来一文不值,今天涨到七百两,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进化所予,纯是国家经营所提高,所以不应让地主所有,应归国家所有”,“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无论商埠码头,普通都市,“凡有此种事实者,均应如此”,阎问:“耕作地是否亦应如此?”孙中山回答说:“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地价之事实甚少”,阎锡山便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之地价,可否归国家所有?”孙中山答曰:“不可。因人力改良者,应归出力者享有”。这次谈话,持续了约半个小时,其间,孙中山曾不下十次地问阎锡山“你明白了吗”?“孙中山的谆谆诲人,亲切态度,至今述之,尤觉敬佩不置”(《阎锡山年谱》(一),第19—20页)。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主张和平均地权的理论,对阎锡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思想上逐渐清楚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所在,以及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方向和途径。如果说,他先前还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在组织上加入了革命党的话,那么,经过孙中山这些革命理论的启发教育,他已经在思想上也加入了革命党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够服从同盟会的指挥,积极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1906年暑期,他请假回国探亲,赵戴文与之同行。临出发前,同盟会总部指示他返晋后,秘密考察雁门关和五台山一带形势,并拟在五台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鉴于过去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返国后,屡遭清廷杀害,为防不测,阎锡山与赵戴文二人还各携带了一枚小型炸弹。这样,过海关时就十分危险。船抵上海,在过海关时,阎锡山让赵戴文把那枚炸弹交给他,并且在入关检查时,阎锡山让赵戴文走在前面,他自己则跟随其后。赵戴文不解,争着要阎锡山前行,自己断后,阎锡山则对他说,我站在后面,畏畏缩缩,好象害怕检查,容易让人注意,一旦被检查出来,我一个人顶着。果如阎锡山所料,海关检查,对走在前面的人检查时就不像对后面的人那样仔细,结果二人得以顺利过关。过关后,阎锡山有些自负地对赵戴文说:“事到危难宜放胆,愈危难,愈不可畏缩,畏缩反易被人生疑”。这话里虽然有些自褒的味道,却也反映了阎锡山的胆识。

阎锡山返乡后,见到了阔别两年的父母和祖父以及妻子。在河边村的五天时间里,利用种种机会,向亲友和同学揭露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卖国行为。并与赵戴文到五台县城、五台山上,向同学、教师以及僧人宣传革命。在家乡前后呆了三个月,于秋季返回日本。对阎锡山而言,这次返晋,确实经受了一次锻炼,并且通过接触社会,更感到发动革命,绝非易事,从而使他认识到进行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各方面的努力。

1907年秋,阎锡山经过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一年的实习,结业后转入东京士官学校。与其同时转入该校的还有黄国梁、张瑜、乔煦、姚以价,他们被分配在步兵科;温寿泉转入后分配在炮兵科。士官学校不像振武学堂那样,是专为中国留学生所设,而是日中两国学生同校。但中国学生不与日本学生同住宿舍,并且有些秘密课程,也不愿中国学生学得,上课亦多各在一堂。可见列强对落后国家总是歧视的,他们对落后国家的帮助,也总是有所保留的。阎锡山这六期士官生们,其队长是冈村宁茨,教官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是阎锡山的同学。阎锡山与他们的关系都甚为密切,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侵华日军的首脑。

在士官学校,阎锡山加入了“铁血丈夫团”。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所以要建立这样一个纯军事干部组织,是因为留日学军事的学生回国后将成为清政府新军的骨干,如果同盟会能将一批同盟会中的积极分子发展到这个组织里,那么,对于将来掌握新军,领导革命起义,则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从这个组织的名称上来看,铁与血是战争与革命的象征,而所谓“丈夫”即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此谓之大丈夫”。因而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是有其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铁血丈夫团”团员共有28人,山西籍的有4人,即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湖南的有程潜、仇亮;湖北的有孔庚、朱绶光、何成浚、李书城;云南的有唐继尧、罗佩全;江西的有李烈钧;陕西的有张凤翙、张益谦;四川的有尹昌衡;浙江的有黄郛;河南的有杨增蔚;直隶的有何子奇。这些人毕业返国后,在运动新军,发动革命,组织辛亥起义中,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阎锡山留学日本期间,在加入革命组织,不断吸取革命道理的同时,还刻苦学习,深入观察日本社会现实。

经过在振武学校两年的学习和在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一年的实习,阎锡山对现代军事知识和军事理论已经有了相当的掌握。他在广泛涉猎与潜心研究兵书的基础上,对于将来革命军事的如何进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为此,还在实习期间,他就曾编写了两本军事教义,一本是关于改善军队编制的《革命军操典》,一本是侧重夜战的《革命军战法》。转入士官学校后,闲暇之时,则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朱绶光、李根源等人,分析时事,研究军事,探讨革命。对于学校的课程则不甚在意,由于对数学一科学习的放松,有时考试仅得及格分数。

阎锡山对于自己写的这两本教义,自认为很有价值,并想将之付诸实施。正好1907年春,广东钦州三那地方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捐抗税运动。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群众队伍曾一度攻入钦州城。阎锡山从上海报纸刊登的消息中得知此事后,非常兴奋,很想回国参加,将其已经脱稿的《革命军战法》借机付诸实践。为此,他向联队正式提出退学申请,由于联队没有批准,再加上从报刊上得到消息说钦州已被清军收复,因而,他只好继续学习。并且他在后来论及此事时,觉得自己“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山西文史精选》(1)——《晋省辛亥革命亲历记》第36页)。此举虽未成行,但从中却可以看出,阎锡山对革命党是忠诚的,对革命是热衷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他这种注重实践、注重实际的思想,对他后来的活动发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