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误会了欧美素质教育
每次回国我都经常能看到以下的情景：
年轻的父母带着四五岁的孩子出来聚会，孩子完全不理会在场的人，到处乱跑，大声喧哗，父母都会对我讪讪一笑：“我们现在也学欧美国家，让孩子自由发展，少点规矩，多点个性！”
有的孩子已经十三四岁了，在聚会场合，父母还要督促他们问候其他人。孩子完全不融入聚会的活动，自己玩手机，父母此时也会对我说：“我们家很民主的，用欧美素质教育的方式带孩子，多给孩子空间和自由，少干涉他。”
这种论调很让我困惑，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身上，我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看到；一个十三四的孩子连打招呼都还要父母教，完全不具备正常的交流能力，谈何“素质”呢？
大家都知道荷兰是个开放自由、社会容忍度很高的国家，可是幼龄教育里面首先教的是规矩以及对规则和权威的遵从。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在没有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前提下，不提倡批判和反抗，更不会容忍散漫无礼。言论自由，也是要在没有歧视和伤害他人的人身及情感的前提下。
老师不会姑息无理地发泄情绪的孩子，而教不好孩子的妈妈也要“培训上岗”。
在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幼儿园，如果一个小朋友不服从团队安排，不遵守公共场合的基本礼数，在被教育几次不改的，老师绝不会容忍，而会根据规定，让家长把孩子领回家，孩子要接受幼儿心理咨询师的评估和治疗。家长也必须配合，完成孩子能正常融入社会和团体的过程。有时候，家长自己也要接受培训。如果孩子不幸被确定为“问题儿童”，那就只能去专门接收有行为和社交问题的特殊学校了。
我一个荷兰同事有个四岁的儿子，上学前班的第一周，经常去毁坏其他小朋友搭好的积木，在公共场合到处乱窜，老师制止他，他就大哭跺脚，生气毁物。后来老师就让家长来把孩子领走了。孩子妈妈带着孩子去幼儿心理师那里，在候诊的时候，孩子要吃摆在桌上的巧克力，妈妈对他说：“你只能吃一块哦！”当他吃完了一块再去拿时，妈妈就说：“你不能再拿了！”孩子不听，照样拿了就吃。此后孩子连续拿了5块巧克力吃，妈妈也重复了5遍“你不能再拿了”，可是对孩子的行为完全没有影响力。
这一切都被幼儿心理师看在眼里，一进诊室，医生马上建议妈妈和孩子一起接受治疗，因为妈妈对孩子完全没有控制力。在进行了行为评估诊断后，医生更肯定了之前的建议，对孩子妈妈说：“一些当母亲的基本能力，你还不具备，所以必须要学习。就像会计和医生都要有执照一样，你要通过训练取得当母亲合理管教自己孩子的资格。”
第一次咨询，医生就严格地训练孩子要知道在一个场所的“领导者”是谁，并要服从；如果你自己是“领导者”，那么就要服从社会规则和法律。无理地发泄情绪和不满，不会被姑息。
孩子的社交素质，可以通过和大人平等的聊天训练起来。
再说说孩子的社交素质。
欧洲是一个非常重视社交礼仪和相互交流的地方。在一个家庭聚会里，孩子被教导要积极参与和融入交流，而当着大人的面不管不顾地玩手机是不被允许的。
我先生的家庭是个大家族，孩子众多，每次家庭聚会少则三十几号人，多则六十几号人，总要包个度假村或是大餐厅来搞活动。我们会给孩子们安排他们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可在绝大多数时间（比如吃饭，下午茶和家庭游戏时）里，孩子们都必须参与亲人的互动。在他们的活动时间没到以及大人没有允许之前，他们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上次我先生的表哥一家四口从美国回荷兰探亲，家庭聚会被安排在一个自助餐厅。因为人多，我丈夫家的聚会有个传统，就是一般吃上一道菜，大家就换个位子，好去和坐得远的亲戚聊到天。为此，表哥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一开始就被父母打散坐在桌子的不同位置，都没挨着父母坐，让他们自己多和在荷兰的亲友自由交流。
十二岁的Braham当晚想看美国队在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开席前就和他爸爸商量：能否只吃半个小时的饭，球赛开始了就离席去餐厅的电视间看球，不参与聊天。他爸爸马上拒绝：“我也很想看比赛，可是大部分在这里的家人都更希望和我们聊天。你可以每隔十五分钟起身去看一下比分，两分钟内必须回来。”Braham没有讨价还价，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还站起身向大家幽默地声明：“我在以后的三十分钟内，身心全是大家的，可是之后，我每十五分钟会去看一下美国足球队的赛况，如果谁对‘最强大的美国队’的比分感兴趣，举手，我负责给你们更新！”
我坐下来，对面刚好是十岁的弟弟Alex，还没等我开口呢，孩子先说话了：“蔻蔻，你更喜欢用哪种语言交流？荷兰语还是英语？我知道你肯定更想说中文，可是抱歉我的中文只会说几个菜名。”接着我们用荷兰语交流，我本想顺着孩子聊聊体育什么的，可是姨妈、表舅和两个姨婆开始聊宗教发展变革对欧洲现在政体的影响，我怕Alex觉得无聊，可一看，他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还提一两个问题，再讲讲美国的宗教情况，比我还能聊。最后，他还总结：“其实我觉得，宗教之间的教义有很多不同，为此也进行了很多战争，有善有恶。虽然我不信什么教，但我觉得任何的教义本质上都是让我们能有力量成为更好的人，我们自己能好一点，这个世界也会好一点。”
后来我和表嫂聊天：“你们在美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一个人侍候三个男的，家务一定很多很累吧？”她说：“前几年有点累，不过4年前，他俩一个六岁，一个八岁的时候，就好了。因为我们家做了规定，他们的衣服自己洗自己叠，每周一人打扫一天家里，一人做两顿晚餐，我和他们的爸爸只在我们该负责家务的那天做一下，所以一点也不累，因为大家都在共同承担。”
可能大家不相信，我认识的拥有跨国婚姻和恋爱关系的朋友抱怨最多的就是欧洲人的家规太多太严。很多荷兰爸爸和中国妈妈吵架最多的就是，爸爸认为孩子应该关上电视专心和父母共进晚餐，孩子吃完饭没经过允许不能离席，孩子对父母不能有不恭的态度。而妈妈觉得吃个饭随意就好，家里那么多规矩干吗，孩子有个气不跟我们撒跟谁撒啊。爸爸认为全家过圣诞节，就算圣诞前夜没睡好，也必须要早起吃家庭传统的圣诞早餐，妈妈则说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吃个饭嘛，取消就算了，反正天天都要吃。
所以，欧洲人养孩子，并不是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漫无边际的“自由”。
我们中国家庭也有很多有原则的教养方式，我自己就是从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出来的，所以我的教养和欧洲的一些规矩不谋而合。
其实，这种教养，教导的是一种对形式感的尊重，也是对自律和公众责任感的培养。想想看，在一个社交场合，最重要的不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自我约束力吗？而这种能力，就是从一点一滴、耳濡目染的家教和社会环境里所学到的。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备一些基本的礼仪和约束力，不要再说“那是欧美的自由和素质”，因为这样的孩子在欧美肯定会被边缘化，无法受到欢迎。
素质，不是欧美才有，一些价值观和素养是全球共通的。
把放纵当自由，把任性当个性，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素质教育。
欧洲学生为何不尊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既然你喜欢，那你就全包了吧”
我在荷兰刚读博士的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多去做些杂活挣表现，就总去打扫实验室。后来弄得实验经理认为我喜欢清理实验室，只让我一个人做清洁工作。
很无语，荷兰人不认同咱们中国人“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生存法则。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说过：“关于我国教育的目的，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培养人才。人才论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别人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人生。”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和欧美之间对“人才”的迥异的认同观，我们华人多有通过“吃苦”换回报和认可的心态，欧美人却更看重“谈判的能力，反抗和敢于冲突的魄力”，要是你给他们留下愿意吃苦的印象，他们只会认为你喜欢干“苦差事”，而习惯让你永远吃苦。
面对这种情况，我只有主动申明，我也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以后请同事轮流打扫。后来，我不再牺牲自己的爱好乐趣去挣表现，也不再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话来自我安慰。在荷兰这样一个承载包容差异和冲突的国家里，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有理有据的反抗是被人赞赏的。即使在国内，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生活也不是总要放弃什么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很多元素是可以共存的。
当儒家教育遇上“丛林法则”
“吃苦”还是“不吃苦”，其实关乎一种选择的能力和对自我的了解。
我出国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当身边的欧洲本土学生已经在鲜明地规划人生的时候，我们还在好奇地经历体验生活。就是说，我们对人生的选择和对自我的认知，比他们晚一大步。
当欧洲的孩子经历着痛苦彷徨的青春期，不断找寻人生价值，追问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中国的孩子在准备着一轮接一轮的考试，看似目标明确，但我们小时候没有“仰望星空”的空暇，在追逐一个个成为所谓的“人才”的目标时，却不知道该如何规划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所接触的学校和职场中的荷兰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喜好了然于胸，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自主性和能动性极强，在团队合作中，他们意志坚决，行动敏捷，对自己要达成的目标据理力争。而我们则完全模糊，不懂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不懂得捍卫和谈判，很容易沦为为他人服务的工具。其实这不是种族歧视，纯粹是“狼性丛林法则”下长大的西方人和“儒家服从性”式教育长大的东方人的区别。
在与荷兰人的合作中，最初你会觉得他们非常自私强势，完全不懂为别人考虑，但其实在团队开始合作学习项目的最初，大家有充分的讨论时间，来分配任务和规划责任。这时，如果你自己没有明确的想法，没有为自己争取，那么没办法，在以后的团队合作中，你就只能做别人都不想做，而自己也不擅长的事情，既劳心又费力。
学会争取“最优配置”
不要以为欧洲的孩子很轻松，不用吃苦，他们的学习强度是非常大的，只是，他们主张，不管什么样的体验、经历或挑战，都需要学会将个人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
我在荷兰读营养学硕士的第一堂课，是一个为期两个月的项目，项目主题是《开发研制一种营养品并且完成欧盟的健康申报计划》。项目的实战性这么强，需要很多规划和权衡。如果没有一定的自我认知力和选择力，任何学生都很难为自己争取最优的配置。
荷兰学生却对此驾轻就熟，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如何通过谈判和规划，让自己在工作学习完善的同时也享受生活、追求快乐。课堂上，荷兰学生上来就能拿到更利于发挥自己特长，又能事半功倍的任务，而中国学生却只能干瞪眼，觉得自己被荷兰人占了便宜，非常郁闷。
其实，要克服这个窘境很简单，就是不断了解自己，多追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少抱怨几个“凭什么”，鼓励孩子大胆表明自己的立场，为自己争取，懂得反抗和捍卫，了解妥协的底线和需要达到的目的，如此，才能在学习和工作中保持旺盛的主观能动性，取得最佳成绩。个性鲜明，在荷兰不会被排斥，只会更被尊重。
中国人受“木桶理论”影响太深
我们中国教育很喜欢宣扬“木桶理论”，家长往往会告诉孩子，决定成败的不是木桶最长的那块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所以无论孩子多大了，家长依然不断督促孩子改正其不足。这样，孩子反而不自信，对自身的优点认识不够，便很难发挥出强项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高考的“标准分制”，考生如果有一门“瘸腿科”，总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而在荷兰可不是这样，学校的考试也好，公司的培训也罢，首先问的是你擅长什么，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培训就是要让人好的方面更好，只有学习擅长的东西才能让人学得快、用得好。
那么弱点和缺点怎么办？没关系！上文提到了，在国外都是“团队合作”，你不擅长的地方有另一个擅长此道的同学或同事和你互补来共同完成。只有每个人都去发挥自己的长处才能达到效率最大化。但你要认识到你的优点和不足，在学习和工作中，明确阐述哪些地方你可以独当一面，哪些地方你需要支持。只有这样，你才能降低在国外学习生存的压力，不消耗自己的精力，远离身心的疲惫感，从而优化使用自己的能力，安排自己的时间。
好在中国新生代父母们和孩子的沟通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真正为了兴趣而学习。适当的挫折教育是必要的，但何必把孩子的成长用“吃苦”来绑架？留学接受西方教育，是给自己一个独立面对世界的机会，不断审视洞察自我，平衡自己与外界的互动和关系。拥有犯错并承担的经历，学会独立地思考审视，拥有良好人生观、置疑的态度和批判精神是最重要的，否则成长的意义又何在呢？
我们还要逼孩子说谎到什么时候？
逃票省钱或是隐瞒年龄换得的小利，是无法等同孩子道德和公共责任感的缺失的！
在号称“荷兰迪士尼”的Efteling游乐园门口，我看到一对中国夫妇带着儿子来玩，只听那个妈妈对儿子嘱咐：“要进去了哦，等会儿在门口如果有人问你几岁了，你就说3岁。”
“可我是5岁啊！”
“5岁就要买门票了，3岁还是免费的。”
“可要是他们看出来我是5岁怎么办？”孩子有些害怕。
“不会的！”妈妈安慰儿子：“我们中国人比荷兰人长得小。进门他们不见得会问你年龄，我嘱咐你是以防万一。免票省下的钱，妈妈进去给你买冰淇淋吃，好不好？”
孩子听懂了，高兴地点点头。进门时，孩子自己在脑门上用手比着个三的手势往前走，的确没人问他年龄。他们一家进去后哈哈大笑，很开心：“耶，过关了！”
过了一会儿，在坐海盗船的地方排队，我又看到了这一家三口。只听孩子妈又开始嘱咐了：“你想坐这个的话，那等会儿要有人问，你得告诉他们你六岁了。因为这个船规定要年满六岁的小孩才能坐的。记住了，六岁哦！”孩子怯怯地点头。
排到他们时，管理员问孩子：“你几岁了？”
孩子妈抢着用英语回答：“六岁。”
管理员盯着孩子，和蔼但不容置疑地再问：“请问你几岁了？”
孩子紧张地看了看妈妈，妈妈小声怂恿他：“六岁，Six。”
孩子涨红了脸，张了张嘴，突然崩溃大哭起来：“我到底多少岁啊？我是三岁，六岁，还是五岁啊？我不知道了。”
孩子一哭，管理员吓坏了，她听不懂中文，以为是自己把孩子弄哭了，她说着对不起并让孩子父母带孩子去休息室缓和一下，让他们下一轮再坐。
孩子妈陪着笑，边拉着儿子走出队伍边数落：“不许哭！还不都是因为你想坐这个，我们才让你说六岁的。爸爸排了那么久的队，你看，还要等下一轮。不要哭了，你一哭不是露馅儿了吗？幸好那个阿姨听不懂中文……”
他们走向休息室，孩子的哭声越来越远。
我忘不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充满了欢笑声的游乐场，一个孩子小小的背影，肩膀一抽一抽的。
在长辈面前，必须要说违心话吗？
这次回国，在妈妈住的公寓楼外，我看到楼上邻居的儿子儿媳和小孙子在单元门外商量着什么，踌躇不前。
五六岁大的小男孩嘀咕着：“我能只看奶奶，不吃饭吗？我不喜欢吃奶奶做的菜。”
爸爸马上就急了：“奶奶就盼着我们来，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菜，你怎么能不吃呢？你不但要吃，你还要说‘真好吃’！”
正说着，奶奶在楼上喊话了：“哟，来了。怎么不上来啊？我专门做了鱼呢！”
孙子一听，更苦恼了，嘟囔：“奶奶做的鱼最难吃了。”
爸爸不耐烦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挑什么食？赶快上去！”
孩子要哭了，孩子妈心疼：“好了，先上楼看奶奶，妈妈等会儿带你去吃麦当劳。”
爸爸还有点不放心：“你先练习一下称赞奶奶做的菜好吃，来，说‘真好吃’！”
“真好吃！可是，我说真好吃，奶奶会给我夹好多鱼，怎么办？”
“你别管那么多，吃就是了。再来，‘真好吃’！”
孩子恹恹地重复：“真好吃。”
“高兴点，大声点，再说。”孩子爸抱起孩子往楼上走了。
随着咚咚的上楼声，我还隐约可以听到孩子在父亲的督促下不断重复着那句“真好吃”。
孩子和父母的相互信任，一个家庭的凝聚力，需要用彼此的真实来建立！
其实这两件事都涉及了一个因为某种缘由，父母教孩子说谎的问题。
第一个事件，不用我多分析，大家对其中的利弊应该一目了然：逃票省钱或是隐瞒年龄换得的小利，是无法等同孩子道德和公共责任感的缺失的，更别说对孩子情感世界造成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了。这个问题相对容易改正和避免，只要父母不要贪小便宜，遵守公共规则，也引导孩子如此就可以了。
可第二件事，就要复杂而且难处理得多了，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家庭里。因为说违心话的原因是为了尊崇一个中国文化里最不能动摇的美德：孝心！
对一个儿孙是自己晚年生活全部的奶奶来说，为迎接儿孙，马不停蹄忙活出的一桌饭菜，你忍心泼冷水吗？甚至为了讨老人欢心，我们还要教孩子违心地说“真好吃”。不用说，误以为孙子最爱吃自己烧的鱼的奶奶会乐此不疲地继续做鱼；而孙子每次去见奶奶，都伴着一种不情愿的压力吧？虽然自己也想念奶奶，可相聚总是无法轻松愉快。
还记得一个故事，老太太临终前对丈夫说：“老伴儿，其实我最爱吃的是蛋黄，但看你也喜欢，我就吃了一辈子蛋清！”老先生哭了：“我其实不爱蛋黄，但每次看你抢着吃蛋清，我就吃了一辈子蛋黄。”
这是个为了赞扬老两口为了彼此而自我牺牲了一辈子的那种心灵鸡汤故事。我总是体会不到其中的温情，连最亲的人都无法相互坦诚和理解，不管不顾地就任性“牺牲”了一辈子，结果却是场误会，这该感动吗？该成为“爱”的标准被宣扬吗？这种情感成本的耗费是不是太大了？
再想想那个不喜欢吃奶奶做的饭的孩子，也许就这样顶着一个个自我制造的“误会”，压抑着长大了。而那些由于违心积累得越来越多的委屈别扭，最后会不会发酵成在情感上对亲人的疏离呢？
为此我和我妈妈讨论过，如果她是那个奶奶，她是愿意被哄在谎言里还是有心理承受力听实话。蔻妈说：“我能接受也希望听到实话。如果我知道我孙子要承受那么多不快来吃我做的菜，我肯定不开心。而且，做菜是可以改进的啊。可说实话时的方式和语气很重要。”
的确，如果对奶奶说“您做的菜最难吃”，这种情感针对性太强的话既没有建设意义又伤人。
换个做法呢？
如果那个爸爸听见孩子抱怨菜难吃时，多听听孩子的理由，问问他：“哪个菜你不喜欢啊？”“为什么不喜欢啊？是太咸，太辣，还是没味道？”“有没有喜欢吃的菜啊？”得到这些信息后，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的感受，比如“爸爸妈妈都没有觉得辣啊”，或者“嗯，我也觉得鱼咸了”。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要告诉孩子，那是口味不同，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没问题，你可以少吃点，但是不能只依自己的口味换味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和孩子一起商量，如何调整措辞告诉奶奶。
孩子可以说：“奶奶，其实这个红烧肉挺好吃，可是这鱼太咸了……”
这样，父母始终和孩子有共识，既没有让孩子对父母失去信任，又能让他学到尊重别人，以及沟通交流和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中国家庭看似和睦，联系紧密，可是亲人间很少能真正理解彼此，都自以为是地做着“为你好”的事情，走着“报喜不报忧”的过场。那些看似为对方着想的言行，最后都成了彼此的负累，疏远隔膜着我们的亲情。
其实，不用把事情复杂化，很多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了解和疏通，没必要强硬地用命令和“不”去拦死继续交流的可能性。拿掉情绪，把问题具体化，把矛盾点拆分，可以化解很多冲突。有那个心理承受力去别扭着说一辈子违心话，为什么没有勇气和耐心多想想用什么方式和亲人沟通，相互支持，共同面对问题？一个家的凝聚力，不正是在一起面对各种喜怒哀乐间建立起来的吗？
别再教孩子说谎了，这只能苦了孩子，累了老人，两难着我们自己，何必呢？
能不能就让孩子说回“孩子话”？
我常讶异于咱们中国孩子说的“大”话。这里的大话不是指孩子冒出的充满哲理、一针见血的、被戏称为“小大人”的神来之笔，而是那种特别程式化、口号化的话。
一个读者在微蔻（Weikomagazine）后台留言，向我询问关于欧美某种语言逻辑的训练方式。我回答了，还和她9岁的儿子聊了几句，一切都挺正常挺温馨的。后来孩子妈让孩子给我写封感谢信来，说通过这封信让孩子向我保证要好好学英语。
孩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蔻蔻阿姨：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和我说话。这些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受益匪浅。我一定会好好学英语，将来长大，出国留学，像您一样读博士，为国争光，做祖国的栋梁。
这是个可爱的9岁的孩子，在他和我聊天的时候，他可以很正常地说话，很开心地笑。我知道，他现在并不喜欢英语，他爱看漫画，常常和同学一起画漫画玩。可家长和老师都不支持他们，觉得漫画没营养，没必要在此花过多时间。
比起这封正式的感谢信，我更珍惜孩子边笑边对我说：“我那天画了个叫‘囧’的调皮鬼，它只要飞到你的裤子里，你就要放又响又臭的屁。我和我同桌都笑死了。”
可孩子只要和我说到漫画，就会被妈妈打断：“你都那么大了，看什么漫画，画得也没进步，还费眼睛。蔻蔻阿姨那边有时差呢，你懂点事儿，快把你认为英语为什么难学的地方问一下。你懂不懂，学英语比看漫画有用！”
可能就是从这些不被珍视与尊重的爱好和心声开始的吧，孩子在父母面前一点点隐藏起自己，学会收起小小的心愿，不再说真实的“孩子话”，而说出让大人喜欢听的“大”话。
上次去巴黎，在圣母院前面看到很多游客在抢占位子摄影留念，包括一队中国游客。一个八九岁的女孩站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前，抬头向上仔细而专注地看着什么。突然传来一个焦急的女声：“玲玲，你在干吗？快过来，该我们照了，快点！”
“妈妈，我在看顶上的雕花，那个纹路……”
“看什么看，快过来照相，好不容易到我们了。你要看雕塑，让爸爸照下来你回家在电脑上想放多大看就放多大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小女孩跑过去了，她妈一把拉过她，面对着大汗淋漓举着相机的孩子爸：“看爸爸！笑！多照几张！”本来还是一脸不耐烦的孩子妈刹那间对着镜头笑靥如花。照完后，她似乎忘记了，让孩子再去看看顶上的雕花，更别说让孩子爸拍一张雕栏了。
她搂着女儿边走边不断启发：“巴黎圣母院，咱们亲眼见了哦。可以好好写篇作文了吧？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你以后不知道什么是哥特式建筑就想想巴黎圣母院的样子，就记住了吧。它还是名著的书名，对不对啊？这本书是谁写的啊？是雨果还是巴尔扎克啊……你作文开头怎么写啊……”
随着他们走远，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和孩子妈滔滔不绝的兴奋相比，孩子恹恹地沉默着。本来是那么费心想教育好孩子的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多给孩子点空间和时间，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看巴黎，用自己的语言述说巴黎呢？难道非要千篇一律地写“爸爸妈妈带我去巴黎，看到了雨果小说里的巴黎圣母院，她很美丽，是哥特式建筑……我很感谢爸爸妈妈不辞辛劳带我游欧洲，给我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吗？”
我很好奇孩子看到的那个雕花纹路是什么，我很想读到她用自己的孩子话描述那朵雕花。
最近，一个国内的熟人在朋友圈里晒她8岁女儿写给她的生日卡：“妈妈，生日快乐！您辛苦了，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您，让您开豪车住豪宅，凡是爸爸不能为您做到的，我都会为您做到！”
的确是个有孝心的孩子，朋友圈也是一片赞扬说孩子懂事。可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这种程式化的语言来祝福，我还是不禁感慨，爱心的表达是否要附加那么多和经济挂钩的东西。
比起同龄的中国孩子，荷兰孩子要显得笨拙和幼稚多了。但是他们有孩子的样子，他们说孩子的话，最重要的，他们有孩子该有的松弛和快乐。
上周先生的表妹生日，她家里也有个7岁的儿子给妈妈生日祝福和礼物。祝福卡上他写的是：“妈妈，我爱你，最最爱你。你的腿很长很漂亮。爸爸和我祝你生日快乐！”他还自己动手做了“帮妈妈礼券”的纸条，一共12张，妈妈要是累了闷了可以撕下一张让儿子或老公履行纸条上的事。比如，“帮妈妈洗车”，“给妈妈揉肩捶腿十五分钟”，“给妈妈唱歌”，“和爸爸一起逗妈妈开心，要让妈妈笑一个小时”，“给妈妈采一束花，插在妈妈床头”……很多字他不会写，是用画的。
全是生活中出力就能做到的小事，没有什么金钱的概念，那么孩子气，可是那么有爱。
从这个孩子身上，没人觉得爱是件很遥远很沉重的事，我们可以不知不觉地相信爱和亲情是一种笃定的存在，只要我们用心感受和表达，一切自然而然地都在那里。
昨天荷兰邻居6岁的儿子，还举着手对我说：“我是有5根手指啊，可为什么要是我认真数，我就只有4根了呢？我不敢数了，只要数，我就要少根指头。”
我说：“你数给我看，怎么会少呢？”
他扳着手，仔细地数：“0，1，2，3，4。这不是4根吗？”
我边笑边给他解释：“0不能算，0是代表不存在的东西。指头是实在的，要从1开始数。”
他又数：“1，2，3，4，5！”然后开心地笑了：“太好了，我总算又有5根手指了。”
正说着，我们的电梯到了底楼，在欧洲底楼（ground floor）是从0开始算的，在我俩结结实实地踏在底楼的地上时，孩子又困惑了：“蔻蔻，你说0是不存在的，那你说我们现在是在几楼？”
好问题！虽然我肯定少不了笑着作一番解释，但交流是真实而开心的。
能不能就让孩子自由放松地说“孩子话”呢？这些话，不大，不空，不长，不远，但它会让你笑，让你暖，让你思考，让你通向那个小小的内心，看到里面最珍贵的喜怒哀乐，然后和他一起成长。他可以慢一点，也可以笨一点，但是他可以以他的节奏和方式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就算她不知道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可她会说起在那个夏天的巴黎，她的父母陪她驻足静静注视那一片精美却不知其名的雕栏塑像，那抹记忆里永远温暖的欧洲艳阳。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教孩子“给予”，要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从小，我妈妈就教我要懂得“给予”。
在待人接物上，妈妈总说：“蔻儿，你去别人家，不能空着手，要有所准备。吃的用的，有心想着给人家送去。啥都没有，就别去串门，不要让人觉得你想沾别人什么。”
我一直照做，保持着礼数和周到。
结婚后，我发现我的荷兰先生受到的“给予”教育，和我的有些不同。
我先生的父母对他说：“给予的前提，是要自己去发现他人的需求以及身边的美好。就算空着手，也不能空着心。给予，并不局限于物质的东西，分享美感，表达体谅，也是‘给予’。”
我先生儿时，除了用零花钱给人买礼物，还有很多奇思妙想的给予：路边采摘的一束野花，他背诵的一首美丽诗词，他表演的舞蹈，他自制的卡片……
这种引导，使我先生如今成为一个感受力强，包容宽厚，化解问题、处理局面沉稳恰当，并充满生活情趣的人。
这种“给予”教育，同样在我先生的整个家族里传承给了再下一代的所有孩子。
我旁观着，觉得这种方式，比我母亲当初教我的更好些。
我接收的“给予”理念，会因为强调实物而有局限性，也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长久以来，我总考量着，是否有能力准备货真价实的东西给别人。若没有，我会选择和他人少走动，不愿给人添麻烦。
回头想想，这也太小心翼翼、客套拘谨了。
而我先生，却在从小到大的观察和感知中，学会了更广博更有温情的“给予”。
其间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减法式”给予，而另一种是“加法式”给予。
减法式给予，不易发散可能性，路会越走越窄。给予和接受的双方，是一种单向付出，互动和共鸣感不强。虽有礼节，但不免会有一种随时审视评判自己能力的紧张。若给不出来，不但孤立了自己，还有可能出现沮丧泄气的挫败感。
加法式给予，可行性创新性强，选择多，路越走越宽活。给予和接受的双方，互动触点的层面多维度广，更容易有情感联系和同理心。没有回报的压力，可能性还多，会增强人的自信感。
我收到过数不清的来自夫家孩子们的令我印象深刻的“给予”。
四岁的Martin带着一管粘木头的胶来看我。
他指着我家地板上松脱的隔边条，说：“我爸爸就是用这个胶把这些重新粘牢的。你也用它把地板粘好吧。虽然我知道是怎么粘的，可惜这种胶小孩子不能用，我就帮不了你了。你看说明书吧，一看就会！我和你一言为定，等我长大了，我就帮你粘！”
我没想到，我忽略的地板，被一个小小的孩子注意到了，并且给我提供了解决办法。
每年我从中国探亲返荷，都会有一两周低落的思乡情绪。
荷兰的亲人深知我这个情况，在给我接风的家宴上，大家都对我格外关心。
15岁的Bas为了让我不要太难过想家，亲自提前串烧好了一张中国歌曲的光碟给我。
“第一首歌旋律很带劲，非常好听，我给你连录了3遍，是加长版的。后边的也是很嘹亮的感觉。我连续听了几天的中文歌，不下200首曲子。你开车上班时放，保证让你听了开心。”Bas说自己完全听不懂中文歌词，选曲标准就是节奏欢快，曲调激昂。
我返工第一天清晨，将Bas为我特制的碟放来听，车内响起三遍《义勇军进行曲》，接着就是《上海滩》主题曲。
不难想象，一大早连续听三遍国歌，再紧跟着那句高亢的“浪奔！浪流！”，无论什么低迷都烟消云散了。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我提到近期会去巴塞罗那度假。
12岁的Carol周末来访，掏出一本Lonely Planet介绍巴塞罗那的旅游书给我。
Carol妈说，前天她去图书馆借书，Carol也跟着，一进去就跑到旅游书柜，找关于巴塞罗那的书，对妈妈说要帮我借这本。
“这书能借21天，你可以现在边看边准备行程，去那边玩完了，带回来再还。我专门选的袖珍版，瞧，书不大，你随身好带，翻看很方便。”Carol一边展示书，一边贴心地讲解着。
7岁的Luc去了趟阿根廷旅游，回到荷兰第一次见面，带来两块奇异美观的石头给我和先生，他知道我们夫妻俩喜欢收集石头。
听说，Luc在阿根廷，随时留意着石头，沿途捡了不少，每晚都不断比对筛选，最后留下了两款最特别的，长途跋涉地给背回荷兰。
小Mary为了不打扰我和大家谈兴正浓的聊天，在我书桌上默默留下一张提醒的纸条：“蔻蔻，你家阳台上的令箭荷花开了，别忘了看哦！”
也是她，听说我办了微蔻很多人读我的文章，可不懂中文的她无法知晓我写了些什么。她有次声称给予我的是她的“耳朵”，想听我跟她讲我写作的话题。
这些“给予”，不局限不刻意，都用了心，有立体的维度、互动的广度、记忆的长度和温暖的深度。
“加法式给予”，正面地教导孩子意识到广义的给予，无论是家人间情感的给予、社会上人际交往的给予，还是工作中才干的给予……它渗透在生活的各个层面。
于外，这种“给予”和外界建立了延展性及参与感。孩子自然主动地观察周遭环境状况，关注他人的言行喜好，逐步掌握发现美、表达爱的能力。
于内，它培养了孩子反观内省的感受力和良好的共情能力。孩子会有意识地挖掘自己的潜能，发挥创造力，并展现交流出来，对自我定位更加敏锐准确，对认识个体和他人的界限及互动也能更清晰、更有分寸感。
就算空着手，不能空着心。
一场倾听，一个拥抱，一句赞扬，一段祝福，一声鼓励，都是传递了心意和惊喜的“给予”，这些珍贵的点滴越积越多，生命由此厚重，生活因此美丽。
为什么我们教孩子“信守承诺”总是收效甚微？
我觉得中国和欧美对人格教育最大的不同，是欧美家庭和社会特别注重对“信守承诺”的培养。他们不仅能教导孩子守信，而且能确保孩子做到。
信守承诺，其实是中西方家庭都会教育孩子的基本品质和行为准则，可收效真是大相径庭。中式家庭在意的一般是在某一个具体事件上“不撒谎”就行了，或是能兑现一次性就能完成的承诺，如“周末带孩子去看电影”，就不错了。可对于长久地坚持信守承诺，并且转化为持之以恒的行动，在我们的教育里则略显苍白无力。
我们的文化里，人情总是大于契约，所以我们不太尊重准则。对家人间的承诺更不看重，“差不多就行了”是我们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没有外界的监督，只要不用做给人看，我们是不会“较真”去走过场的。
可是，中国现在与国际的接轨和合作越来越多了，大家出国旅游、学习访问的机会也比比皆是，学会理解、分析并且履行承诺，很必要。这不仅能让我们自律有效地面对和处理生活、学习以及工作中的境遇和事务，更能让我们自强自立地保护和捍卫自己的权利。
教导孩子并真正让其做到“信守承诺”不容易，需要理性和管理意识，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完成的。
首先，要“信守承诺”的前提是不能轻易承诺，并且要会分析诺言的实质，经过思考，真正理解其伴随的责任和义务时才能答应。
有一次，在我中国和荷兰两位朋友家里发生了一件相同的事。这两家的女儿都在学钢琴，钢琴老师都是请到家里，每周一次一对一单独教学。这两个女孩子向她们的妈妈提出，要妈妈也和她一起学钢琴，不仅仅是陪着练。荷兰女儿的理由是希望能和妈妈一起学一样东西，中国女儿是觉得妈妈和自己一起学可以壮个胆。
中国妈妈为了给女儿打气，一口就答应了，坚持了一个月后，就不太喜欢，也顾不过来，常常爽约。开始她还找点理由，说工作忙或是头疼脑热身体不舒服，后来干脆连理由也不找就不学了。
女儿倒是还在学，不过常常会说：“妈妈一点耐性也没有，说话不算话！”
她妈妈反而会回她一句：“学琴是你自己的事情，把妈妈扯进去干吗？妈妈又要上班，又要忙家务给你做饭，你懂点事，行不？你什么时候把你妈累死，你就高兴了。”
既然工作家务是生活常态，不是承诺和孩子一起学琴后才出现的新情况，为什么起初不多想想，那么轻易就答应呢？这样出尔反尔的举动又将给孩子怎样的影响呢？
荷兰妈妈的做法就要谨慎和理智多了。
妈妈：“你要让妈妈和你一起学东西，首先要选一样妈妈和你都喜欢并且想学的。你怎么不问问我喜欢不喜欢学钢琴啊？要是妈妈不想学琴，那么我们可以找其他我们都喜欢的一起学。勉强学，多不开心啊，你也不喜欢被勉强吧。”
女儿：“妈妈，那你想学钢琴吗？”
妈妈想一想，说：“我可以试试。”
女儿喜出望外：“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学吧。”
妈妈：“我只答应先试试。妈妈先和你一起学两个月，再决定之后要不要继续吧。还有，妈妈要和你一起学琴，还要安排一下工作和家务的事情。我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我们再一起开始。”
于是，妈妈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其他家人，也通知了自己单位的上司，安排好了在女儿学琴的每周四提前一小时下班，回家和女儿一起学琴。学琴当天会晚一个小时开晚饭，爸爸要帮助准备一些菜肴。
两个月后，妈妈彻底喜欢上了弹钢琴，到目前还在和女儿一起学琴，已经4年了。
可以看出来，这位妈妈首先解构了承诺，她对做出承诺很慎重，分析很细致。她阐明了要尊重别人的喜好，界定了承诺的时限，并且安排好了工作和家务的平衡及履行承诺需要的支持。孩子在整个过程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和妈妈一起学琴的乐趣，还有很多规划和分析事务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了解了承诺的许下和履行需要谨言慎行。
其次，要“信守承诺”很重要的是对违背承诺后的应急反应，如何分析和解决状况，并重新建立互信关系。
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去参加了一场周末派对，回家时比应承父母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到家之前也没跟父母致电告知晚归的情况和原因。可以想象，当孩子用钥匙打开家门后，要面对的肯定是等孩子等得焦头烂额的父母，可中国和欧美家长在开口后的训斥侧重点立马就可以见出不同了。
中国家长的做法一般是先情绪激动地诉说自己是多么提心吊胆和焦虑，怕孩子出什么意外；接着，指责孩子是多么不懂事，也不知道告知家人晚归的情况害父母操心；最后，气头上放下狠话：“以后再也不许你出去玩了！”
在中国家庭里，谁都知道说出“以后再也不许怎么样”的父母其实对此完全没有监控和执行力，所以这几个字不过是带有恐吓性质的空话。而孩子下次要去派对的做法基本会走向隐瞒或撒谎。“爸爸，我去同学家做作业。晚点回来！”“妈妈，我周末和几个同学去郊游，要在外面住一晚。”……这样的台词和与同学串通的“密谋”从此开始不断上演。
而欧美家长的做法一般只纠结于一点：你许诺的返家时间为何要违背？你不遵守承诺，下次如何能被信任？
在欧美家庭，大多会这样交流：
孩子：“对不起，我玩忘了。我最初没有想到派对会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以为玩到12点就差不多了，结果不知不觉玩到了凌晨2点。”
父母：“没有预料到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没有打电话告知我们？我们在为你担心，知道吗？遇到这种情况，你要和我们商量，不能擅自采取行动，这是一种相互的尊重。”
孩子：“知道了。不过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能否把离开派对的时间从12点延后到凌晨2点呢？因为真正带劲的音乐从11:30之后才开始，12点就走太扫兴了。”
父母：“这样吧，你凌晨1:30结束派对，凌晨2点是你到家的时间，不能再晚了。”
孩子：“好，凌晨2点到家！如果有任何特殊情况，我会提前致电和你们商量。”
父母：“你这次没有遵守承诺按时回家，你的理由我们接受，我们愿意再相信你一次。下次派对的回家时间，已经按照我们的商量重新调整了，你能遵守吗？”
孩子：“会的！”
父母：“你已经失信一次了，如果下次再犯，你自己建议一个惩处方式吧。”
孩子：“我肯定会做到的。如果没有，我就罚自己半年不参加任何派对。”
父母：“一言为定！谁都不希望你半年参加不了派对，你只要说话算话，我们不会干涉你每月去一次派对的频率。好，晚安，做个好梦！”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用家庭间的谈判来讨论对承诺的遵守，对彼此信任关系的重建和以后规则的运行模式、奖惩方式。以这种方式确立出来的新准则兼具理性和实际操作监督力，双方都容易遵守。而父母和孩子间行为和信任的透明度也很高。
信守承诺，决定了每个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责任感、坚持性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它甚至左右着社会和人情关系间安全感的张力。这是个大课题，但我们不妨从小地方做起，多一丝谨慎，多一点耐心，多一份态度，多一层安排，多一些交流，如此，我们与孩子共同修炼这四个字：信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