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所以取名“儒学的形态与开展”，因为所编入的论文都程度不同、视角不一地涉及“儒学形态”与“儒学开展”这两大议题。
在“儒学形态”方面，《〈易传〉中的人文智慧与“自然”关系》主要探讨了《易》中人文思想内容与特点，其主要内容有精神品质、道德修养、制度礼仪、行为规范等，而基本特点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就是说，《易》中的人文思想、人文智慧来自中国古代圣哲基于人类实践对大自然“行”与“事”的体悟，进而将此“行”与“事”的内涵转化为人文作品和人文精神。《宋代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主要讨论宋代新儒学中儒佛关系问题，认为宋代新儒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说形态，佛教只是在形式上对宋代新儒学给予了支援与完善，这是从学说结构上分析儒学的形态。《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认为儒家思想透显出一种鲜明而顽强的自然主义的特质，且这种自然主义是生命的、生机的、生态的。这是从思想特点上描述儒学的形态。《方东美生态思想及其意蕴》是通过方东美的儒学思想进一步展示儒家思想的自然主义特质，即生态自然主义。《性理与事理：宋明儒与清儒的分界》对宋代儒学与清代儒学的差异进行了初步区分，认为宋代儒学更重精神，清代儒学更重物质。他们都谈“理”，但趣向不同，宋儒由“性”谈“理”，清儒由“气”谈“理”；从而将宋代儒学与清代儒学的形态差异展示出来。《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主要由20世纪学科分化的角度考察、判断儒学的形态，具体呈现为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等。这些儒学形态实际上也是儒学开展的方向，即由宗教、政治、哲学、伦理等角度对儒学的诠释与丰富，既是对儒学的开展，又是形成了相应的儒学形态。《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则是寻找儒学的根本形态的尝试，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基本形态，而其他形态（宗教、政治、哲学、伦理等）都以人文儒学为中心，也由人文儒学而展开。《“人文儒学”何以可能》继续从不同角度对人文儒学合理性进行了深入论证，从学理上阐明人文儒学的可信性、自洽性与价值性。《怎样看儒家思想的普适性》对儒家思想的普世性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认为儒家思想的某些层面、某些要素具有普世性。这是从儒家思想适应时空的角度讨论儒学的形态问题。《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是对儒家思想核心的把握，即如果儒家思想的本体形态是人文儒学，那么人文儒学的核心不是别的，正是“生生”二字。可见，上述文字大体上都是围绕“儒学形态”而展开的思考，但角度各异，路径有别，这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厚度与多样。
在“儒学开展”方面，《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提出儒学当代开展的方向应该是生活儒学，因为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儒家思想史的经验，更是当代环境所然。《当代儒学开展的三个向度》认为儒学开展方向除了生活向度之外，还应有批判的向度、信念的向度；忧心儒学学术精神的丧失，怀疑缺失信念的儒学复兴。《高攀龙的佛教观及其儒学本色》是透过高攀龙佛教观考察儒学开展的问题，即儒学在与其他学派的互动中应该怎样发展自身。《论宋儒重构儒学利用佛教的诸种方式》通过宋儒吸收、消化佛教的实践对宋儒在学术理论上开展儒学的努力与方法展开了探讨，总结出宋儒利用佛教发展、增强自身的经验与智慧。《百年来儒学开展方向主要论说及评论》对20世纪关于儒学开展方向的几个代表性主张进行了扼要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需要妥善处理的几个基本关系，即儒学与西学的关系、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儒学的学术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的关系。《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分析儒学在当代遭遇的困境，并提出了化解困境的方式与手段。《书院能否孵化出大师？》承认书院对传播、传承儒学的特殊作用，但并不认为书院可以代替现代学校在儒学传播、发展中的作用，建议二者的取长补短或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学研究的三大课题》基于当下国学、儒学宣传与研究中的混乱状况，提出应该注意并遵守的三大课题，即心理准备、方法意识和评估规则。《王国维的儒学范畴诠释及其范式意义》与《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分别考察了王国维与熊十力解释儒学概念的实践与企图，前者通过对儒学范畴的诠释，丰富了儒学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后者则通过对儒学范畴的诠释，尝试了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探索。它们属于学术理论上开展儒学的案例。《儒学传道的四种方式》基于儒学史的考察，认为儒学传道有以身传道、以文传道、以事传道、以心传道四种方式，并分析了此四种方式的价值、不足及所蕴含的诸多启示。《当代儒学的四大使命》认为儒学的当代开展必须要做好四件紧要的事情：一是义理的梳理，二是百姓的教化，三社会的批判，四是价值的落实。《百余年来儒学的宗教性诉求及其不同意蕴》简要回顾了20世纪宗教儒学主张的形成、演变之情形，并对其不同意蕴进行了分析，宗教儒学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不难看出，如上文字都是围绕“儒学开展”而展开的讨论。它们分别由现实需求、概念诠释、学派互动、载体选择、态度方法等多层面、多角度地探讨了“儒学如何开展”的课题，希望这些探讨对于儒学的未来开展有所启迪有所警醒。
当然，其中也有既涉及儒学形态，又涉及儒学开展的“双重”思考。《孔子君子人格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既对孔子君子人格的内容、特点及不足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孔子君子人格的当代价值展开了评估与展望，肯定了孔子君子人格对于现代人格塑造的特殊价值。《论杨简的儒学观》则对杨简心学形态的儒学进行了呈现，并对其特点及价值做了检讨，认为杨简的心学儒学不仅是儒学史上特殊形态，而且在儒学开展上既有学术上的开新，又有实践上的创新。《颜钧的平实之学》不仅揭示出颜钧儒学思想的“平实”特质，而且将颜钧讲道、传道的方式进行了概括与肯定。《当代儒学流派的基本格局及其走向》对当代儒学的四大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儒学派、自由主义儒学派、保守主义儒学派、理性主义儒学派等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分析了它们的内容，揭示了它们的特点与不足，并对当今儒学的开展提出了期许，主张“理性主义儒学”应该成为当今儒学发展道路的优先选择。《儒家榜样教化论及其当代省察》比较充分地、深入地研究了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的教化思想与教化实践，从教化功能角度对儒学的形态展开了论述，从教化实践角度探讨了儒学开展问题。可见，上述文字既讨论了儒学形态问题，又探讨了儒学开展方向问题。
令人惊奇和兴奋的是，在关于“儒学形态与开展”的探索过程中，我之于儒学思考的轨迹也逐渐清晰起来，即从“生活儒学”到“生生之学”。在思考、探讨儒学开展方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转入对儒学形态的思考，而对儒学形态的思考过程中，突然发现了深藏于儒家思想底部的“生生”理念。“生生”才是儒家思想的生命，才是儒家思想的源泉！这个脉络由《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2004年）、《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2008年）、《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2009年）、《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2012年）清晰地演绎出来。从另一角度说，我对儒学的思考是从危机意识开始，进而寻找化解危机的方法与路径，最后寻找到儒学可以自行解决困境的核心理念——“生生”。因而也可以说是从外在到内在、从形式到内容的思考过程，更可以说是渐次深入的精神生命体验。从此，“生生”理念成为我思考儒学新的逻辑起点，当然也是终点，因为我们要由“生生”的视角去开掘儒家思想资源，去充实儒家思想内容，去丰富儒家思想的论述，去实现儒家思想的价值，去关怀儒学所要关怀的宇宙生命。孔子提出了“仁”这一充满人性的概念，这是人类的伟大发现之一；二程兄弟体贴出“天理”这一试图将规则与情感融为一体的概念，是对儒学的创造性发展；王阳明悟出“致良知”这一挺立人的主体性的概念，儒学又获得一次重大推进；我觉悟出“生生”这一通身洋溢生命气息的概念，希望能为儒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境域！因此说，本书虽是由多篇论文构成，但它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精神。贯之者，“生生”也。因而本书是围绕“儒学形态与开展”的思考而形成的以“生生”理念为轴心的有机整体；而且，本书在思考“儒学形态与开展”问题的实践中，努力探寻与儒家思想生命相应的开展路径，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或许有助于儒学健康发展的主张与观念。当然，本书仅仅是作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关于儒学问题的思考，自然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或不成熟的表述，或幼稚的思考，或片面的观点，因而还请读者朋友在宽容中不吝指正，以滋润和完善我的思想生命，从而发展和更新儒学的生命。
李承贵
南京仙林道场
2016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