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理想人格追求，但任何一个时代的理想人格在相当意义上可视为此前各时代理想人格普遍价值的积累，特别是塑造理想人格的精神资源。历史从来就是我们的起点。君子，是文化之圣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但君子人格的内涵及其可能蕴含的普遍意义却少有人论及。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浅见，愿得到学界前辈及同仁好友的指教。
何为君子？
“君子”在《论语》中出现107次之多，杨伯峻先生对“君子”做了两种界定：一是有道德的人，一是在高位的人。[1]其实有道德的人不一定在高位，而在高位人也不一定有道德，也就是说，“君子”并非某种具体的“类人”、“阶层”或“集团”。“君子”指称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用弗兰西斯·培根（1561 ～1626）的“驱除法”将“君子”归属某实体的“类”的可能性排除：其一，“君子”不可能是国君。《论语》中“国君”与“君子”从来是分别言的，言国君时只用一“君”字，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召命，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可见“君子”不同于“国君”。其二，“君子”不是统治阶层的官员，因为有官职之人并不都“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也”（《论语·泰伯》）。而这却是孔子对“君子”的一种要求，而且“君子”畏“大人”。所谓“君子畏大人”（《论语·季氏》），显然“君子”不可能是有官职之人。其三，“君子”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君子”有文化方面的要求，所谓“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其四，“君子”也非一般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有“君子儒，小人儒”（《论语·雍也》）的差别。因此可以说，孔子所谓“君子”绝不是任何实体的“类人”。不过它又并非空洞无物。因为其一，“君子”要有才能，是“大能”者，所谓“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论语·卫灵公》）。其二，“君子”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大德”者，所谓“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其三，“君子”要知识渊博，悉诵六经，是大“智”者，所谓“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其四，君子具有忧患意识，是“大忧”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其五，“君子”要有仁者情怀，是“大怀”者，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君子”在孔子观念中融合了“大能”“大德”“大智”“大忧”“大怀”等多种品格，综合了诸多在孔子看来属优秀品性的人格，因此，“君子”是多才多艺的，而不能与只有一种用途的器皿等观，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人格要素
由前项得知，“君子”实由多种品性构成的人格象征。但这些多种品性的具体内涵即“君子”人格的具体内涵之规定，仍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整理与研究。
（1）“以义为质”。孔子所谓“义”，是与“利”对待者言，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即公正、合理。孔子认为，“义”乃“君子”成为“君子”的基本规定，所谓“君子以义为质”（《论语·卫灵公》）。如是，“义”就成为对“君子人格”之普遍性规定：“君子”之“勇”是“义”之勇，所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君子”求富贵，以“义”为前提，所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生”与“仁义”之间，“君子”应舍生取“义”，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总之，君子行事于天下，无论曲直，“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义”成为“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以义为质”意味着“君子”是公正的象征。
（2）“关怀意识”。君子要有“以天下乐为一己乐、以天下苦为一己苦”之关怀众生的意识。对先圣之“道”，有继往开来之心，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对民众生命，要有博施济众之情怀，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一宇宙，等万民，同苦同乐，这是“君子”人格的又一基本规定，“君子”由此而成为人道的象征。
（3）“中庸不偏”。处事、仪表、气质、为学，“君子”表现出来的风度是“过犹不及”“执两用中”。处事是扣其两端，否则事不成反得害，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仪表要文质相宜、融为一体，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品性是庄重而不骄饰，威严而不癫狂，所谓“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为学是学思并用，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中庸不偏”乃“君子”至德之一，由此“君子”成为着周全持重的象征。
（4）“律己成人”。“克己”被孔子看成“复礼”的前提，一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时常反省自我，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一种规定；另一方面，“成人”是说对他人要真诚相待，成人之美。对他人不了解自己（即使自己大名鼎鼎），也不在意，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所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对缺点、错误，“君子”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敢于承担错误，敢于解剖自己，所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对他人之事，由善处想，成全他人，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对不同意见，不排除异己，要和而同之，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不断升华自我，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所谓“是以君子恶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总之，“律己成人”是君子言行处事又一基本规定，“君子”在此是自省宽厚的象征。
（5）“恪守气节”。君子要有气节，穷困不坠，富贵不淫，大义凛然，弘扬精神。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伯夷、叔齐两兄弟以食周粮食而可耻，饿死于阴山，孔子对其气节大加赞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君子”不可辱，可辱非“君子”，所谓“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可见，对“气质”的持守与执着是“君子”人格的又一基本规定。由此“君子”又是正气的象征。
（6）“慎言敏行”。“慎言”就是要求说话谨慎，周全措辞，更不恶语伤人，所谓“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敏行”则要求遇事机警，行为果断，所谓“（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里仁》）。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说话周全不苟，行为灵敏有功，是君子人格又一基本规定。“君子”在此是言行一致的象征。
（7）“遵礼守法”。这里的“法”不是韩非子之“法”，而是与孔子之“礼”相应的社会规范或约定。讲究礼法，无有争夺，有争者为射箭比赛，而射箭比赛也有“射礼”，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为政》）思考问题不应超出自己的身份，所谓“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总之，“礼”是君子行为的准则，不应越礼而动而听而言而视，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所谓“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所谓“约之以礼”（《论语·公冶长》）。“君子”在此为遵礼守法的象征。
（8）“自强不息”。自强、自力、奋斗不止，挺立生命是君子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求学要有忘我的精神，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弘扬道德要时刻准备牺牲的勇气，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践仁履义也要饱满精神，知难而进，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忧苦面前不埋怨，怀着高昂热情，百折不挠，奋斗不止，这就是“君子”的自强不息。“君子”在此是生命勃发向上的象征。
“以义为质”，“关怀意识”，“中庸不偏”，“律己成人”，“恪守气节”，“慎言敏行”，“遵礼守法”，“自强不息”，这就是孔子“君子”人格的主要内涵。在《论语》中我们还发现，为了使“君子”人格易把握，易操作，孔子对“君子”人格进行过一些言简意赅的概括。
君子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君子三戒：少戒色，壮戒斗，老戒得。（《论语·季氏》）
君子四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
君子四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
所谓“九思”，意味着成为“君子”者，无论何地何时都要对自己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督与反省，与“君子”人格的“慎言敏行”，“遵礼守法”对应。所谓“三畏”“天命”，实为主谓结构，即天命令、安排之意，“君子”当然“畏”，故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说；“大人”是指居高位之人，这种“大人”一般被认为秉承了天的意志，因为由君子人格内涵看，“君子”绝不会畏无德无智之“大人”；“圣人”实际上是孔子时代不复存在的“大智大德”之人，有“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之说，“君子”对如此“圣人”当有一种敬畏之情。所谓“三戒”，则是要求为“君子”者，在生命历程的三个主要阶段应注意的修养。所谓“四恶”，“恶称人之恶者”与“律己成人”之品格相对；“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与“遵礼守法”之品格相对；“恶勇而无礼者”与“以义为质”之德相对；“恶果敢而窒者”与“慎言敏行”之品格相对。所谓“四道”正体现了“敏行”、“遵礼”、“关怀”、“尚义”之“君子”人格内涵。可见，孔子的如上概括，正是成为“君子”之人的操作指导。由上可知，“君子”实乃孔子基于那个时代而建构的一种理想人格；“君子”人格既涵具了孔子以前人格智慧，也是孔子时代一般人格的升华，由此生出一种激励人们成为“君子”的普遍意义与精神。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君子人格之检讨
“君子”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如何开掘出其积极意义，将“君子”人格积极内涵转换为培养现代理想人格的道德资源，正是本文宗旨所在。
（1）学理价值。人所共知，“人格”的建构在中国道德史上从来就是一项重要课题。董仲舒企图塑造一种“与天相配”的道德人格；玄学家则试图建构一种“内儒外道”的人格；理学家企图培养“道问学”之人格；心学家则尝试陶铸“尊德性”之人格；近代思想家受到西方近代道德学说影响，努力于“自由、民主”之人格的建构。所有这些人格建设的努力，不仅在形式上（即努力构造一种理想人格），即便在内容上（即倾向于人的道德品性）都明显地深受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影响。由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君子”人格论确实成为我国伦理学说史上“理想人格”建构的发端处。而且，孔子“君子”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一定的理论结构，已成为一种较完整的“人格”学说，这对今天如何建立现代人格学说具有重大启迪。
（2）意义的双重性，“君子”人格经由孔子的创建，成为人格学说的雏形，其对现实人格的培养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意义。可由三向度分析。整体上看，“君子”人格基本上属于道德人格。对人格的体、智、美方面缺乏要求，不仅导致现实中人格的不健康、不全面，如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格都局限在道德人格方面；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文化发展等方面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如过分讲究道德而拙于竞争，精神文化的发达与物质文化的相对落后。个别地看，“尚义”“关怀”“守礼”“律己”“高昂气节”“自强不息”，都具明显的积极价值；“见利思义”“关怀众生”“遵纪守法”“约束自律”“恪守气节”“自强不息”，难道不是任何个人都应具备的起码品性吗？但“中庸不偏”“慎言敏行”在积极意义下隐藏着负面的因素：“中庸”即反对走向极端，然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端，否则进步、发展将不再有必要。因此，“中庸不偏”在性格上容易使人走向保守、犹豫、寡断；在现实上则可能阻碍社会的进步。“慎言敏行”，处处慎言，出口顾虑太多，这就可能造就看脸行事，假话真说的圆滑人格。具体看，“君子”人格在塑造现代人格方面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毕竟是立足当时社会现状升华出的要求，也就是说，“君子”人格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含有某些需要克服的局限性。如“遵礼”之“礼”，即是孔子持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其他服务当时社会制度的道德规范，如此之“礼”于今天显然无多大积极意义。这意味着对“君子”人格内涵要进行创造性转换。
（3）现代价值。“君子”人格具有现代价值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①它何方面表现为现代价值？②实现“君子”人格现代价值的途径在哪里？先谈第一个问题。“君子”人格要求以“义”的手段获取富贵功名，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不劳而获，损公肥私，杀人越货，贪污腐化，谋财害命等现象似乎已习以为常。干这些勾当的人能否考虑一下他们行为的“义”在何处呢？每个人都有权力获取正当的“利”，“义”正是保护这种权力的条件。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确实需要每个人将“以义为质”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君子”人格要求“遵礼守法”，现在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不少，各行各业的规章也应有尽有，可是纸上的秩序就是不能反映到现实中来，某些人知法犯法，置法于脑后。平心而论，法规的制定实为了协调人人关系，促进工作顺利进行，人人应懂得违法、践踏法规虽然可以给个人以短期的爽快和利益，但无疑是损人始，害己终。“君子”人格要求有“关怀意识”，这是人道精神的体现，人类本来一体于大宇宙。由自然到人类的演变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宇宙一体的观念，“关怀意识”正是大宇宙胸怀在人精神上的延伸与提炼。孔子以“关怀意识”为“君子”人格基本因素，浸透着他对人类宇宙命运沉思的智慧。现代人在文化技术化、工具化、制度化的背景下，破坏意识、人情淡漠、天人错位等现象极为严重，也许静心体会一下“君子”人格“关怀意识”会有所醒悟。“君子”人格要求“律己成人”，这是对人品的一种升华，在人己利益冲突时，甚至不存在人己的利害关系时，他人需要你助一臂之力，“君子”应义无反顾地成人之美。对照“君子”人格，现实生活中那些利己害人者、视人遇险麻木不仁者、放任自我道德修养者，难道不该仔细体悟一下“律己成人”之圣训吗？“君子”人格要求“自强不息”，这是对人格生命的肯定与赞美，人生命的弘扬与挺立，前提就是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品格。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事实上，一己生命的价值与质量，确实把握在自己手中，你可庸庸碌碌，堕落不支，你也可以奋发图强、展现宏志，光彩生命，而这需有百折不挠的品格、不畏一切艰难的斗志。这种精神是否完全融入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液中呢？21世纪竞争将更加激烈，我们个人，我们民族能否挺立，能否富强，“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再谈第二个问题。“君子”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积极性内涵对我们培养理想的现代人格，将产生深远意义。但问题的关键是：第一，加强对“君子”人格的学术探讨。“君子”人格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道德教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无力论及，但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君子”人格的全面认识与把握，而这是我们由“君子”人格导引出其对现代理想人格培养积极意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第二，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在全社会进行宣传，号召实践，进行监督，使“君子”人格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行为之中。否则，再好的人格象征也永远是“象征”，是镜中花水中月。第三，体制前提。“君子”人格已经是人格的一种提炼，而“君子”人格积极性因素是人格的再一次提炼。做个“君子”，体现“君子”人格，当然是高尚的事情，但“君子”人格是在实际处理己群、义利、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中凸显示出来的，也就是说，“君子”人格的实现与高扬，不仅意味着单纯人格的重建，更意味着相应社会条件的支援。
《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