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里，存在一种很奇怪的“招安”现象。
有些人，在没有进入权力系统之前，整天慷慨陈词，批评政府。而一旦穿上了官服，就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对权力低眉顺眼起来。就好像政权更迭，反对派成了执政党，立即就忘了竞选承诺，变得比原来的还坏。
孔子也被“招安”过。
五十岁之前，孔子是个教育家、政治学家。他自由地抨击春秋和鲁国政治，认为三家大夫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十一岁，孔子出仕，担任鲁国中都宰，即中都县县令。五十二岁，由中都宰升至司空，旋即升任大司寇，由政治学家变成了政治家。
“招安”后的孔子，如何看待政府，如何决定改革呢？他与鲁国的执政者又有哪些碰撞呢？
孔子出仕，是在鲁定公九年。从出仕到结束仕途，前后共四年，这段时间都是在鲁定公的统治之下。
先说一下鲁定公这位君主。鲁定公能够当上国君，和鲁昭公的失败有关。
鲁昭公兵败于三家后，流亡到了齐国。一直到死于齐国的乾侯，前后在外八年。这八年，鲁国并没有另立新君，而是由执政季平子担任代理君主一职。昭公死后，按照礼法，应由昭公的儿子继位。但季平子怨恨昭公，连带不喜欢昭公的儿子们。季平子支持昭公的弟弟出任国君，这个人就是鲁定公。
鲁定公出任国君的这一年，季平子重新修缮了早已废弃的鲁国先君鲁炀公庙宇。鲁炀公曾继承兄长鲁考公登上君位。季平子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告诉鲁国人，鲁昭公死后，自己废子立弟，让鲁定公继位，历史上已有先例。所以，和昭公相比，鲁定公受三桓挟制更深。他登上鲁国权力的顶峰，实在是季孙一手的功劳。
《论语》记载过两次孔子和这位傀儡君主的谈话。
《论语·子路篇》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这事吗？孔子答，说话不能这么简单。不过，大家都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假如知道做君上的困难，不就几乎可以一言兴邦吗？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这事吗？孔子说，说话不可以这么机械，大家都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的话，没人敢违背。”假如说的话正确，没人违背，不是很好吗？假如说的话错误，不就是一言丧邦吗？
《论语·八佾篇》还记载了鲁定公和孔子的另一则对话。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子，臣子服侍国君，各自应该怎样做？孔子回答，君主应该依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尽忠服侍君主。
孔子和定公的这两则对话，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当好一个国君，如何做好一个臣子。这是整个春秋都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君指挥不了臣，臣不听从君。当时存在这个问题的不只是鲁国。《论语》记载，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很苦恼，他问孔子怎样处理乱臣贼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君主的要像个君主，做臣子的要像个臣子。虽然臣子存在问题，但是作为君主也要承担责任。孔子给齐景公开的药方，和给鲁定公开的药方，基本一致。
君臣双方都没有尽到责任，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危难。定公的哥哥、失败的鲁昭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左传》记载，昭公和季孙发生战斗时，昭公的军队起初攻开了季孙的大门。季平子登上了武子台，向昭公请罪。季平子请求躲避到沂（水）上等待昭公发落，昭公不许。季平子请求罢官还乡，回到封地费，昭公也不许。季平子又请求，只带五辆车，逃亡他国，昭公又不许。昭公之臣子家子就劝昭公：“您就答应季孙的请求吧，让他带着家眷逃亡。季孙在鲁国的根基太大了，国人认识季孙，而不认识君上您。如果他再三请求，您还不答应，将激起众怨，到时不好收拾。”昭公不听。
结果，孟孙、叔孙看到季孙危急，出手相救，昭公大败。这时，子家子又劝昭公，“蛊惑您攻击季孙的人已经逃走，您留在鲁国，季孙不敢把您怎么样。”昭公说，“我不堪忍受季孙的僭越欺辱。”最后选择了流亡，踏上了不归路。后人在点评这段历史时就说，“昭公为了个人的理由抛弃国家，抛弃祖先之灵，并将后人抛诸脑后。”（金安平《孔子》）
昭公的失败，源于他对鲁国政局的判断失误。三家大夫树大根深，这是鲁国最大的现实政治。任何改革，任何变化，必须谨慎地对待这种既存事实。孔子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君主和臣子，都要谨慎地为国家谋划未来。否则，脑门儿一热，轻举妄动，只能是害了自己，害了民族，害了社稷。昭公丧国流亡，正好印证了孔子判断的准确。我想，孔子借这句话，其实也是在劝慰定公，不要像你的前任一样，不知道为君之难。定公向孔子问政后，“为君难”，从此就成了一句名言。后来，雍正还把这句话刻成了玉玺，放置在书案上，时刻警醒自己，做一个靠谱的皇上。
孔子和定公的问答，让我们思考，国家虚弱的时候，君主和臣民究竟谁应该负起主要的责任。在孔子看来，主要是君主。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治上，只有高层建立一套公平、民主和法治的秩序，并率先垂范，民众自然会效仿。如果上位的人，专制独裁、贪污腐败，一味要求公民建立道德档案，到头来不过是徒显无耻而已。
《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治清明，百姓自然会为人淳厚；政治严苛，百姓自然会跟着刻薄。应该说，孔子和老子，在君臣关系上，都强调了君主的义务。
政治家向孔子问计，孔子的回答一针见血。他没有为当权者粉饰太平，一如他在没有从政之前的那种敢言和敏锐。走上政坛的孔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何改变的话，就是说话更加圆润，不再直接抨击具体的个人。但孔子对时代和国家的判断，在本质和原则上并没有变化。这样的人，真可谓国家的脊梁。
但是，除了《论语》外，很多书籍中的孔子，并不是这样。这些书中的孔子，天文地理，无一不晓，片面地强调孔子在鉴宝方面的才能，而忘记了孔子的直言强谏。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在这方面就是如此。
《史记》记载，季桓子挖井时挖出了一个瓦罐。瓦罐上画了一只羊一样的动物。季桓子骗孔子说，“我们挖到了一只狗。”孔子说，“应该是羊吧。”大家都很惊诧，孔子解释道：“我听说森林高山中的怪物叫夔、罔阆，水中的怪物叫龙、罔象，而土里的怪物叫坟羊。”大家由此都很叹服孔子的博学。类似的诡异故事，还有很多。鲁迅评价《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种说法，用在后世很多孔子故事里也是恰当的。
博览群书被夸大，而政治方面的才华，被刻意地遮蔽了。春秋时期，孔子也面临着同样刻意的误解。《左传》记载，孔子五十二岁，陪同鲁定公到齐国的夹谷和齐侯会盟。齐国人看不起孔子，对齐侯说，“孔丘知礼而无勇。如果会盟过程中，鼓动少数民族莱民劫持鲁公，我们就可以逼迫鲁国签订对我们有利的条约。”齐侯采纳了这个建议。会盟中，莱人窜出，意欲作乱。孔子站了出来，指挥鲁公亲兵击退莱民，并斥责齐侯的失礼。孔子凭借强硬而有智慧的表现，迫使齐国归还了三座被侵占的城池。这个历史事件，史称孔子“相夹谷”。
定公问政，孔子没有对鲁国政局之弊保持沉默。他用如刺的话语，提醒君主的责任。相夹谷说明，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孔子又是如何豁出性命，捍卫国家的尊严。这和我们常见的执政者，对百姓强硬、对长官软弱，对国内残酷、对外国温柔，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应该说，孔子是多面的。孔子在阳虎面前，唯唯诺诺，似乎有说不出的害怕。但如果因此认定孔子生性软弱，则又大错特错。定公问政，孔子没有对鲁国政局之弊保持沉默。他用如刺的话语，提醒君主的责任。相夹谷说明，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孔子又是如何能豁出性命，捍卫国家的尊严。这和我们常见的执政者，对百姓强硬、对长官软弱，对国内残酷、对外国温柔，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许，这就是孔子作为政治家和一般政客的区别。政客被权力“招安”后，毫不犹豫地开始“屁股决定脑袋”。出仕前，出仕后，判若两人。他们让人感慨，人的心是复杂的，就像天气，每天都可能发生变化。真真假假，世间有太多的看不透。
孔子却让人看到，人的心灵也可以是简单的，就像气候，长年都能保持常态。不向恶势力低头，不为强权找借口。他任何时候都敢于站出来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任何时候，都敢于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认定的核心价值。就像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小男孩，人人都夸皇帝的新装好，只有他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指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
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中，如何挺起脊梁，始终如一，让心灵宠辱不惊，四季如春？可以说，历史中的孔子，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不错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