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出生于一九三七年阴历腊月二十。奶奶在世时，总是说二叔和我是有福之人。我是阴历四月底生人。阴历四月麦黄芒，再不是青黄不接之时，饿不着。二叔虽然不得岁，但生下来就可享受过年的喜悦，也应该算是福分。我二叔出生时七斤七两，这对于一个贫穷得揭不揭锅盖都一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意外，加上是个男孩子，他的出生给我爷爷奶奶带来很大的希望。据奶奶回忆，我二叔刚降生时面色洁白，全身一点脏污都没有，且嘴唇通红，令人觉得是十几天的孩子。为了这个惊喜，我爷爷为我二叔取小名为喜，长大后按辈分倒根，就叫刘文喜。由于我奶奶早就身患心脏病和营养不良症。奶水严重不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奶水，这样，我二叔从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享受一项特权：每天可以喝一碗豆浆。虽然那无糖的豆浆腥味浓重，但我二叔喝得很香。豆浆在今天被营养学家渲染成多功能的营养丰富的食物，但对于一个以它为主要的营养之源的婴儿来说，稀稀的豆浆是无法让他茁壮成长的。三个月以后，我二叔瘦得皮包骨头。刚生下来时的福相荡然无存。我爷爷眼看自己的希望已变成黑瘦，一咬牙，从村西头的刘文良家借了一笔高利贷。靠着这笔专款，我二叔如一棵病树一点一点艰难地生长着，虽然叶子稀疏且泛黄，但毕竟有生命在其中流动。对于穷人而言，这便是最大的安慰了。一眨眼，七年过去了，我二叔到了可以入私塾的年龄。我爷爷冥思苦想了几天，把我二叔叫到跟前问，喜儿，你喜不喜欢上学？我二叔摇摇头。我爷爷问，为啥？二叔答：那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做的事。爷爷说，你上好了，也会成为有钱人，也能当保长，再能，还能当乡长。我二叔点了点头，说那我上。第二天，我爷爷领着我二叔来到村西头私塾先生刘文思家里。我爷爷没想到刘文良也在。刘文良四十多岁，膝下三子三女，经营鞭炮生意，且是本保保长。刘文良一笑，说嗬，俊亮领儿子报名来啦！我爷爷把所能召集到的笑都堆到脸上，说，没有学费，正想和文思商量呢，看能不能过些日子再给，也许明年生意会好些。刘文良说俊亮你别和我说这些，我只关心你啥时候还我的钱。我爷爷说我手头真是紧得很。刘文良说紧得很还上学？俊亮，谁不知你喜儿将来是能成大器的人，手头有钱现在不还，还想等赶明儿喜儿当了大官赖账呵！这时我二叔抬起他小小的黑发蓬乱的脑袋，说大我不上了，我帮你磨豆腐。刘文良哈哈大笑，说磨豆腐也不错，朱元璋当年想磨豆腐还磨不上呢！刘文思也笑了，说，俊亮，我是个穷教书的，但也有个规矩，那就是概不赊账。我爷爷仰起头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无奈地牵着我二叔的手走了。
解放后我爷爷每当说起这件事。总要叹口气，说这是喜儿的一个转折点。我二叔挺看得开，说大你还想不通，反正早晚得转折，晚转不如早转。我二叔上不成学，便走我父亲的路，跟着我爷爷，开始了豆腐房小伙计的生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我父亲受谷北党组织委托，在谷水河流域拉起了武装，成立了谷水游击大队。游击大队成立后，连打了几个胜仗，包括重创以郭子亮为首的敌县大队，全歼国民党新编第五师被刘邓大军打散后流窜到刘老庄的一个排。这些胜仗为建立当地人民政府奠定了基础，但对于我爷爷一家来说，却成了更加艰苦的生活的开始。郭子亮抓不到我父亲，便屡屡带人包围刘老庄，希望抓住我爷爷一家，以此相要挟，改变已无法收拾的狼狈局面。我爷爷带领全家人白天钻庄稼地，晚上才敢回家睡。这样，豆腐房无法继续开下去，经济来源便断绝了。偶尔，我父亲会派人送来一点杂粮，那无疑是杯水车薪。在这一拉锯阶段，最苦的是我二叔，他饭量大，活动量也大，对食物的需求也更强烈。他的饿病由此落下了病根。这种病发作只有一个起因，饿！饿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全身抽搐心疼如绞的症状，比癫痫病还要吓人。几次病犯下来，二叔的小腹发生了变化，经土郎中诊断，定为掉小肠气，即疝气。这种病不能负重，一旦长期劳作，下腹便疼痛难禁。
一次，二叔和父亲开玩笑，说大哥你参加革命升了官，上去了。我帮你干革命，小肠气却掉下来了。这也算是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二叔到徐州去收破烂，是一种无奈的生活选择。二叔和二婶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到达徐州的当天便宿在徐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候车室的管理不算很严格，即使这样，我二叔二婶在一夜之间也被赶出来三次。我二叔在到达徐州的第二天便忙碌起来，在城内转了大半天，问了四十余家住户，终于找到了一间临近一条大河的房子。二叔对于河水似乎有些偏爱，离开刘老庄之后，他两次租房子都是住在河边。二叔说那条大河虽然比谷水宽阔，但谷水比那条大河清。那条我二叔至死也说不出它名字的大河平缓地由西向东流着，黄绿色的水面不时吐出一串串无奈的泡沫，诉说着它痛苦的污染历史。河水把一阵阵腥臭吹向两岸，吹进岸边的千家万户。我二叔二婶如今也成了它两岸的千家万户中的一户。每天早上五点多，我二叔便起了床，找出两个蒸馍，放在煤炉上烤烤，几口吃完，然后便左手持秤，右手拎一只或两只三只尼龙袋子，在那灰色的毫无诗意的城市里踯躅前行。我二叔的吆喝声十分苍老，低沉而沙哑，让人从声音即可听出他生活的艰辛，以及对自己工作的不热爱。这与“酒干倘卖无”的歌声相比，是真真实实的干干巴巴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没有艺术可言的，如果硬要说有一点艺术，那便是我二叔每天早上出发时唱的。
二叔在徐州呆了一年零四个月。他的勤劳使他还清了所有的债，衣袋里还有了一些剩余。二叔雄心勃勃，决心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挣够盖两间浑青大瓦房的钱。然后回到家里，安居乐业。正在这里，我表哥刘大卫捎了一个口信给他，说做生意没有贴心的人不行，想请他回来做农药厂的传达室主任。二叔没有犹豫，接信的第三天便赶了回来。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谷水县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父亲结束了游击队长的生涯，随华东野战军向南挺进了几天，便掉头回到谷水县谷水乡，做了第一任中共谷水乡党委书记。随后，我爷爷彻底告别豆腐房，操起丢下多年的锄把。这一次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五口人十五亩地，我爷爷有一种一夜暴富的感觉。接下来需要郑重考虑的是我二叔何去何从。我父亲建议让他去上学，我爷爷不同意。解放后私塾逐步消失，而公办学校数量又极少，离刘老庄最近的一所学校坐落在三十里以外。我爷爷舍不得二叔远离，再者，家里经济实在困难，供养不起一个学生。我父亲虽然是乡党委书记，但他比普通农民只多一个职务和一把匣枪。我父亲无法说服我爷爷，于是，我二叔留在了那十五亩土地上。我爷爷说义儿我把喜儿留在这块地上并不等于说把他交给了土地而没交给你。等他再大一些，你就把他收去。父亲神情郑重地同意了。我二叔骨子里是个非常规矩的孩子。他站在或坐在他的田野里，开始认真地体味农民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怎样才能做好农民。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土地上。刘老庄的男女老少，只要一提起刘文喜，第一句话必是：那是个真种地的。这是对一个农民最高的评价，它不仅仅是说种地的技术，还说出了一个人的品格，他对土地的态度以及他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子里的地位。
一九五四年，我父亲开始兑现他对我爷爷的许诺。他在乡麻袋厂为二叔找了一个临时工的活计，月工资十元。十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意味着每天可以在粗粮里加些细粮，可以隔十天、八天吃上一回肉；还意味着如果你有妻儿，她们起码可以每年穿一件或两件新衣服；如果你没有妻子，你可以讨十里八乡最漂亮的姑娘，或者，你最爱的姑娘，即使这时她已与别人订婚。我二叔什么也没说，放下锄头背起一床棉絮就去了厂里。厂长是父亲的老部下，曾在一九四八年秋以身上添一个弹孔的代价救出我父亲一条命。厂长对我二叔非常关爱，拿他当自己的亲兄弟看，先是在生活上倍加照顾，继而让他逐步介入厂里的财务，想让他在寻到机会转正以后，取代目前的会计，并坐稳这把分量很重的交椅。那时的厂子要求会计的主要是品质，其次才是对数字的掌握能力。我二叔在介入厂子财务的第十天，就向他的哥哥汇报了厂里财务混乱，厂长有贪污嫌疑的问题。我父亲当即向区里反映，由区里有关部门牵头，派出了该乡历史上第一个财务调查组。那时的做假手段与现在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一查便水落石出。在厂长被开除公职，发放到乡食堂做饭之后，一个谣传随之而起，说我父亲把二叔介绍到厂里做工的目的，就是做细作，要搞掉厂长，从而让自己亲弟弟取而代之。我父亲心情沉重地找到二叔，说喜子你咋恁傻呢？你发现了问题，不会不向我汇报吗？二叔说大哥你咋恁笨呢？我向你汇报，你不会装作没听见吗？弟兄俩一齐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我父亲拍了拍二叔的肩膀，说喜儿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按你的表现你该受到奖赏——二叔打断他的话，说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马上卷铺盖滚蛋。父亲脸一红，说兄弟你别怪我。二叔笑了，说，大哥你要是晚一点把撵我滚蛋的意思表达出来，你就不会脸红了。你不说，我也要走。我昨天就想好了，这不是我呆的地方，呆在这里没种地舒坦。我父亲这时才明白，我二叔当初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随他而来，完全是为了我爷爷。我二叔的狡黠在那时是那么生动，令我父亲在多年以后仍然耿耿于怀，说喜儿是块好料，放在哪里都能独当一面，放在土地上，有些屈了。
二叔走出我父亲的家门时，郑重地说了一句话：给我娶媳妇吧，娶了媳妇，咱大咱娘我全包了。
我二叔从徐州启程，五个小时后便回到了谷水县城。他没有郑重思考我表哥请他回来这件事，在他看来，亲情的呼唤比什么都重要。在离开徐州之前，二叔卖掉了他的架子车。他说不清自己是否喜欢这份活计，但心里的留恋告诉他，如果不是表哥需要他，他会很愉快地接着干下去。他回来时的行李和当初去的时候一样简单，但心情已完全不同。他已不再怀疑自己的谋生能力，因而内心充满了阳光。二叔在信用社门前下了车，取出五百块钱让秀给他存上，说我就这些家底，啥时我再去徐州搞收购，就拿这五百块钱做本。秀笑吟吟地说，二叔你不会再去徐州了，在表哥那里，你还不吃香喝辣，一月千把块钱拿着？秀这话有明显的讥讽的意思。秀对表哥的为人非常了解。秀从不主动与表哥表嫂来往，也不让我与他们来往。我一向对秀在我们小家庭中的独断专行有意见，但对于这一点，我心甘情愿地服从。二叔去了我表哥那里。在农药厂的大门内侧，表哥给了他一间屋子，同时给了他一串铁链和一把铁锁，外加一把铁锨。表哥说它们既是工具，又是护厂器械。表哥在那间屋子门上方钉了一块木牌，上写“传达保卫室”五个字。这样，我二叔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传达保卫室主任。表哥说以农药厂现在的名气，起码可以算作副科级单位，那么二叔这个传达室主任就是正股级，放在村里，相当于行政村书记。以表哥的意见，要把二婶送回老家。表哥说婶子你在家守着儿子、儿媳妇过日子，吃香喝辣，没事了再来城里看看我表叔，多好！二叔说你让她留下吧！我身子弱，有个头疼发热的，没个热汤热水也不行。表哥便很宽宏地点点头。这样，二叔和二婶便在那间小屋里开始了他们崭新的生活。于二叔而言，无论生活多苦多累，他都不在乎，他怕的是闲，一闲便生病。二叔的工作是看大门。有来看货的，放进来；有出去的，注意一下有没有带不该带的东西。天黑以后，二叔便拎着一只手电筒，在厂里四处游走，寻找隐患，不放过一丝一缕蛛丝马迹。二叔每天夜里都要起来三两次，重复他已做过的工作。二叔曾建议表哥在厂子四角都装上电灯。表哥没同意，说先进的安全管理设施容易使人松懈，什么现代化的东西都比不上人。二叔的矮小的屋子里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在那里明灭，灯泡下面摆放着一张一米宽的木板床，床上有几件简单的永远不整洁的衣服和被子。床对面的凳子上放着一只四十年代的大木箱，箱子四角包裹的铁皮已被磨得在铮亮的中心露出残损的木角。这是他们最值钱的家具，是土改时乡里分给我父亲的，它最初的主人是一个很富裕的地主。二叔结婚时，父亲把它作为礼品转赠给了他。房间内墙皮斑驳，点点滴滴陈年老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二叔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坐在大门外与邻近的小生意人说他在徐州收废品的事，夸耀他一天挣了一百块钱的战绩。但当邻人问他为何他的儿子、儿媳一个月也不来看望他一次时，他却哑了言，搬回凳子，锁上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