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诰幼时为徐温所虏，其世系人无知者。若昭烈之称汉后，为当时敌国所共认，为汉中王时，群臣表于献帝，称“肺腑枝叶、宗子藩翰”，若果世次无考，曹操焉有不揭破其诈者！又吴、蜀交恶，诸葛瑾与备笺云：“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设非汉裔，瑾何为为此言哉？故以昭烈比徐知诰，亦温公之一失也。
温公自言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不过假其年号以识事之先后，故五代梁、唐，亦取其年号纪事。而王船山则以为称“五代”者，宋人之辞。黥卒剧盗，犬羊之长，不能私之以称代。必不得已，于斯时也，而欲推一人以为之主，其杨行密、徐温、王建、李昪、钱镠、王潮之犹愈乎？尚有长人之心，而人或依人以偷安也。
周自威烈王以后，七国交争，十二侯画地以待尽。赧王纳土朝秦，天下后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战国。然则天祐以后、建隆以前，谓之战国焉，允矣，何取于偏据速亡之盗夷而推崇为共主乎？
严衍《通鉴补》亦言周社虽亡，秦命未集，昭襄虽强，犹齐、楚耳。朱温篡唐，毒浮于地。敬塘巨虏，殆殃万民。梁、晋之罪，甚于黄巢。世有鲁连，必当蹈海。其书以周赧入秦，七雄分据，改称“前列国”。唐昭陨洛，五代迭兴，改称“后列国”。论甚公允。唯书之于册，甚不易于纪年。
当时十国中称帝者四（吴、南唐、前蜀、后蜀，又南汉刘龑亦称帝），究以何人之年号为纲而附之以事乎？严书分注列国年号。按分注之列，始于《纲目》。前之前、后《汉纪》，皆不分注。《纲目》与《通鉴》体例不同，毕沅《续通鉴》，于宋代纪年而下，旁注辽、金年号，显然违乱《通鉴》体例。严之《通鉴补》亦然。故空言甚易，成书则难。史家于此，所当郑重考虑也。
霸史中如马令、陆游《南唐书》，吴任臣《十国春秋》，谢启昆《西魏书》（魏收在北齐作《魏书》，不载西魏，谢纂录故籍成此），皆足以资考订。至何者方可谓之正史，则清代以颁立学官者为限。民国以来，无此限制，亦不能再立范围矣。
《史记》于纪、传、表、志之外，别立“世家”，以纪列国诸侯。一统之朝，不宜有此。记僭伪之国曰“载记”，《晋书》有之，其体昉于《东观汉记》（东汉初年之群雄，如刘玄、公宾就等悉入载记）。
《新五代史》立十国世家。十国中，如吴、越、荆南奉中原正朔者列入世家，固无不可，若南唐、孟蜀则帝制自为，不受册命，岂应列入世家？
《宋史》亦以“世家”载开国时未灭诸国，实则皆当以“载记”称之，不当列入世家也。今《清史稿》沿前史之例，立叛臣、逆臣二传。其中如郑成功为残明孤忠，洪秀全亦未尝事清，志在光复，安得以“叛逆”目之。此皆当入“载记”者也。
《史记》十表最佳，《汉书》因之。范晔、陈寿已不能为，而宋熊方作《后汉书年表》十卷，补所未备，厥意可师。盖传所不能容者，见之于表，亦严密得中之道。故亲若宗房，贵如宰执，传有所不登，名未可竟灭者，皆可约之以表。
《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多功业低微之辈。后汉政归台阁，三公无权，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台阁者，尚书省也。尚书官小而势尊，出纳王命，敷奏万机，一如帝王之秘书厅矣），三公唯伴食耳。故《范书》立传不多，熊方补之，读者得一览了然，诚快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