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言，古人不分，《尚书》直言（见《七略》），而读应《尔雅》（见《汉书？艺文志》）。其所分者，非白话、文言之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尚书》二十九篇，口说者皆诘屈聱牙，叙事则不然。《尧典》、《顾命》，文理明白，《盘庚》、《康诰》、《酒诰》、《洛诰》、《召诰》之类，则艰涩难读。
古者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叙事之篇，史官从容润饰，时间宽裕，颇加斟酌；口说之辞，记于匆卒，一言既出，驷不及舌，记录者往往急不及择，无斟酌润饰之功。且作篆之迟，迟于真草，言速记迟，难免截去语助，此异于叙事者也。商周口语，不甚修饰，至春秋战国则不然。
春秋所录辞命之文，与战国时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甚见顺适。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者，不去语助，自然文从字顺矣。苏、张言文合一，出口成章。当时游说之士，殆无不然。
至汉，《汉书》载中山靖王入朝，闻乐涕泣，口对之辞，宛然赋体。可见言语修饰，雅擅辞令，于汉犹然。是以汉时有讥人不识字者，未闻有讥人文理不通者。赤眉之樊崇，蜀将之王平，识字无多，而文理仍通。
自晋以后，言文渐分，《世说新语》所载“阿堵”、“宁馨”，即当时白话，然所载尚无大异于文言，唯特殊者有异耳。隋末士人，尚能出口成章，当时谓之书语。文帝受周之禅，与旧友荣建绪商共享富贵，荣不可，去之，后入朝，帝问：“悔否？”荣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为不逊。”（见《隋书？荣毗传》）文帝不读书，故云“不解书语”。李密与宇文化及战时，其对化及之词，颇似一篇檄文，化及闻而默然，良久乃曰：“共尔作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耶？”（见《隋书？李密传》）可见士人口语，即为文章，隋唐尚然，其后乃渐衰耳。
《传灯录》记禅家之语，宋人学之而成语录，其语至今不甚可晓，至《水浒传》乃渐可解。由是白话、文言，不得不异其途辙。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此疑问也。白话亦多用成语，如“水落石出”、“与狐谋皮”之类，不得不作括弧，何尝尽是白话哉？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勇士”、“贤人”有别。
元时征求遗逸，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当时荐马端临之状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序》）今人称有本领者曰才士，或曰名士，如必改用白话，亦必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试问提倡白话之人，愿意承当否耶？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
昌黎谓：“凡作文字，宜略识字。”学问如韩，只求略识字耳，识字如韩已不易，然仅曰“略识字”，盖文言只须如此也。余谓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识字之功，更宜过于昌黎。今世作白话文者，以施耐庵、曹雪芹为宗师，施、曹在当日，不过随意作小说耳，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亦非欲取而代之也。今人则欲取文言而代之矣！然而规模、格律，均未有定。果欲取文言而代之，则必成一统系，定一格律然后可，而识字之功，须加昌黎十倍矣。何者？以白话所用之语，不知当作何字者正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