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许氏书本与小学不同，其书可观不可读，于《史籀》、《仓颉》外别树一帜，故论小学之正，仍以《史篇》、《仓颉篇》为合。唯解明古书，非《说文》不可。其书至今不废，而《史籀》、《仓颉》，不存于今者，人谓《急就》以写章草，许书以刻印章，故皆得保存。恐亦未然。《仓颉篇》亦可刻印，何以被废哉？许书所以不废者，人之求智，不肯自域。识字之后，进而明其构造，不得不求之于此，此所以传习至今也。
今人反对许书者，多以钟鼎、骨甲为辞，不知叔重去古、籀通行之时，仅二三百年，师师传授，信而有征。而钟鼎文字，近代最先讲解者为欧阳永叔之《集古录》。欧阳于篆书未能精理，杨南仲、章友直、刘原父助之成书。杨识小篆，嘉祐石经，即其手书。然许书以外之古字，断断不能尽识。章亦略明小学，许书之外，究亦无从知也。刘于文字之学本竦。
以此言之，《集古录》之所释其字未见《说文》者，皆不可据。其后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皆宋人集录钟鼎完具之书。然其解释文字，大氐望气而知，如今人看油画然。笔画多少，不暇问也。清人略变其法，往往以六书分析，要亦无所依据。夫字必先识音义而后可解以六书，非先讲六书构造，然后识其音义也。许书次第，先释字义，次言从某从某，明构造须在识字义后。如不识字义，先以六书解之，以此作彼，何尝不可？且如元训始也，从一从兀声，今若未识其字，改云从二从人，与仁同意，亦何不可？就使竟以元为仁字，亦何不可哉？
患从串声，董仲舒《春秋繁露》谓一中为忠，二中为患。仲舒不识串字，以为二中。凡先言六书构造而后定其字义者，皆此类也。故凭六书以识字，或为甲，或为乙，人各不同，病如摸象。此讲钟鼎者所以自宋至今二三十家无一同也。求学之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得强不知以为知。如学外国语然，设无传授，何从而知之乎？金石刻画，本美术之事，笔画不必审正。
上述史籀、李斯事，义已明矣。以故，钟鼎自钟鼎，许书自许书，不得因许有征引，强以相盖，又岂得信今人之妄谈，而遽生诋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