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繁星满天。水坝位于上游，离那两个年轻人看风势的地点足足有两英里。搜索工作没有在这里进行过。因为圣诞节前夕的夜里，水流是奔腾而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了谋害事件，那么可望发现尸体的地点——不论潮水退后或是重又涨起时——都应该在那个地点和海口之间。水从堤坝上流下去，在星光灿烂的寒冷夜间，尽管仍然像平时一样的汩汩做声，但是简直难以看清。然而克里斯帕克先生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似乎这地方有着什么不寻常的事物。
他问自己，这是什么？在哪里？必须弄清楚这一点。这是针对着什么感官的？
可是他的所有感官都不能回答，这里出现了什么异常的现象。他又听了一会，用听觉再度检查着通过堤坝的水流，它在星光灿烂的夜间发出跟平时一样的声音。
他知道得很清楚，充满在他心头的疑团本身，就足以使这个地方带上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他睁大自己那双犀利的眼睛，企图验证他的感觉。他走近了水坝，注视着那些他所熟悉的柱子和木栅。没有依稀显示出丝毫异常的迹象。但是他决定，等到天一亮，马上再回来。
水坝整夜在他杂乱的睡梦中出现，太阳升起时他又回到了那里。这是一个晴朗而寒气凛冽的早晨。他站在昨夜站过的地方，一眼望去，眼前的一切纤毫毕露，清清楚楚。他仔细地打量了几分钟，正要移开目光，突然有个地方把他强烈地吸引住了。
他把背转向水坝，眺望着遥远的天空和地面，然后又回过头来看那个地点。它立即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把目光集中在这上面。现在他看清楚了，尽管这在整个背景上只是小小的一点。它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他开始用手解开外套。因为他发现，在那个地点——水坝的一只角上——有一件熠熠发亮的东西，它并不移动，也并不随着发亮的水珠从堤坝上滚下去，而是始终固定在那儿。
他确定了这一点，便匆匆地脱下衣服，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游向那个地点。他爬上木栅，从上面取下一只表链被缠在木栅间的金表。它的背面刻着两个字母——E.D.。
他把表带回了岸上，重新游向了水坝，爬到水坝顶上，然后又扎进了水中。他知道这儿水底的每一个洞穴和转角，他朝水底扎了几次，直到受不住严寒才停止。他的想法是，他要找到尸体，但是他只找到一枚衬衫别针插在烂泥和沉淀物中。
他拿着发现的这些东西回到了修道城，带了内维尔·兰德勒斯直奔市长公馆。贾思伯先生被叫来了，表和别针得到了鉴定。内维尔被拘留了，针对他出现了各种流言飞语、奇谈怪论。人们都说，他的性格狠毒而且粗暴，要是没有他那可怜的姐姐，他每天都可能杀人，他姐姐是唯一能够对他施加影响的人，离开了她，他就不能信任。来到英国以前，他曾经使各种“土人”在鞭子下丧生——所谓“土人”，修道城的居民对此并无明确的概念。似乎这些人没有固定的地域，他们有时屯扎在亚洲，有时在非洲，有时在西印度群岛，有时又在北极，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黑人，都那么老实，都称自己为“俺”，称别人为“先生”或者“小姐”（根据性别而定），总是在用不纯粹的英语诵读着一些意义晦涩的小册子，而且总是能靠自己那地道的土语正确地理解它们。他还差点使克里斯帕克老太太愁得满头白发，走进坟墓。（这些独创的论调都来自于撒帕西先生。）他曾经一再声称，他要杀死克里斯帕克先生。他还一再声称，他要杀死每一个人，直到世界上只剩他一个人为止。他是由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从伦敦送到修道城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慈善家明确地宣称：“我感谢同胞们让他住在这里，因为在这里，用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译者注）的说法，就是能够使最大的危害局限在最少数人中间。”
这些从愚蠢无知的嘴巴里发出的愚蠢无知的议论，也许并不能置他于死地。但是他还得面对一种训练有素而且计划周密的火力。大家都知道，他威胁过那个失踪的年轻人，并且根据他忠诚的朋友和导师，那位尽力保护他的人的说明，他对那个厄运当头的小伙子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是他自己造成的，也是他自己供认的）。在出事的那个夜里，他随身带着一件杀人的凶器，并做好了出走的准备，第二天一早便潜逃了。找到他时，他的身上还留有血迹。确实，这血迹可能像他所说，是后来沾上的，但是也可能并不尽然。在凭搜查证检查他的房间、衣服等等时，发现就在发生失踪事件的那天下午，他销毁了他的一切书信笔记，清理过他的一切物品。堤坝上发现的表，经珠宝商鉴定，就是那天下午两时二十分，他替埃德温·德鲁德上过发条的那一只，在丢进水里之前，它就已经停了。珠宝商坚决相信，它没有再上过发条。这可以证实那个假设，即这表是在他午夜离开贾思伯先生家中不久，与最后离开他的那个人在一起时，从他身上取下的，过了几个小时，又被丢进了水里。为什么要丢掉它呢？如果他遭到了杀害，尸体已经被巧妙地毁坏或者掩埋，或者既毁坏又掩埋，那么只有依靠被害者身上的遗物才能确定他是谁，这当然不是谋害者所希望的，因此必然要从尸体上取下最持久、最为人所知而且最容易辨认的物品。怀表和别针便是这样的物品。至于为什么把它们丢在河里，那么，如果他成了怀疑的对象，那是很容易解释的。许多人曾经看到他在本城的那一带游荡——事实上他到处都去——神色垂头丧气，有些失魂落魄似的。至于为什么选择那个地点，这很自然，这么明显的罪证不论在哪里被发现，都比在他身上，或者在他的屋里被发现好得多。关于这两个年轻人那天的约会带有和解的性质这点，也很难得出有利于小兰德勒斯的解释，因为这次约会显然不是他，而是克里斯帕克先生发起的，在他的敦促下才得以实现的。他的学生只是被迫前去赴约，他并不情愿这么做，甚至还对此心怀不满，这又何须证明呢？越是对他的案子作深入的研究，他的嫌疑就越大。即使那个笼统的推测，认为那个失踪的年轻人是自行出走的，现在也变得更加不可信了，因为这只是根据不久之前跟他分手的小姐的几句话。可是她在接受侦讯时，态度十分焦急，十分伤心，而且她是怎么说的呢？她说，他与她做过明确而且诚恳的安排，要在这儿等候她的监护人格鲁吉斯先生的到来。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位监护人到来以前就不见了。
内维尔由于嫌疑重大被拘留了很久，各方面都在寻找线索，贾思伯更是夜以继日地忙个不停。但是什么新发现也没有。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失踪者已经死去，最后，不得不把那个杀人嫌疑犯释放。内维尔恢复了自由。这样，出现了一个后果，那是克里斯帕克先生早已预料到的。内维尔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当地人都不愿意与他来往，存心孤立他。哪怕没发生这件事，那个慈祥的老陶瓷牧羊女也会为她的儿子提心吊胆，害怕得要命，现在一想到家中住着一个杀人犯，当然更要惊慌失措了。即使不是这样，初级教士所尊重的教堂上司也会替他做出决定的。
“克里斯帕克先生，”教长说道，“人的判断可能错误，但是必须按照它采取行动。教堂庇护犯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年轻人不能在我们这儿寻找庇护所。”
“先生，你是说他必须离开我的家？”
“克里斯帕克先生，”谨慎的教长回答道，“我无权干涉你的家庭。我只是与你商量，由于你所处的痛苦位置，你必须摆脱这个年轻人，不能再让他享有你的劝导和指教。”
“先生，这使我十分痛心。”克里斯帕克先生说道。
“确实如此。”教长同意道。
“如果这是必要的——”克里斯帕克先生迟疑地说道。
“很不幸，事情正是这样。”教长回答道。
克里斯帕克先生顺从地哈了哈腰：“他的案子，很难预先做出结论，先生，但是我感到——”
“是啊，是啊。确实如此。但是正如你所说的，克里斯帕克先生，”教长打断了他的话，圆滑地点了点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毫无疑问。正如你的健全的理智已经认识到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
“然而我完全相信他是绝对无罪的，先生。”
“好啦！”教长说道，口气更加亲密了，并且稍微向周围看了一下，“一般来说，我不想这么讲。不想这么讲。他的嫌疑已经太大了——是啊，一般来说，我不想这么讲。”
克里斯帕克先生又鞠了个躬。
“也许，”教长又道，“我们不应该袒护任何人。不应该。我们教士的心要热，头脑要冷静，我们要对一切不偏不倚，保持明智的态度。”
“先生，我公开郑重地声明过，一旦出现任何新的疑问，或者这件离奇的案子中出现任何新的情况，他都要再次回到这儿来，我想，这一点你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反对，”教长回答道，“然而你应该知道，我认为，”这两字他讲得特别着重，特别干脆，“我认为，这一点不宜郑重声明。声明？可以。但是郑重，大可不必。我认为不必。事实如此，克里斯帕克先生，我们的心要热，头脑要冷静，我们教士对任何事都不宜操之过急。”
就这样，内维尔·兰德勒斯离开了初级教士院落，他要去哪里，或者能去哪里，一切听便，但是不论他到哪里，他的名声已经永远沾上了污点。
直到这时，约翰·贾思伯才平静下来，重新出现在唱诗班中。他形容憔悴，眼睛发红，他的希望已经全部落空，他的乐观精神也消失了，一切凶险的疑虑重新回到了他的心头。一两天之后，在脱下法衣时，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日记，翻了几页，没有说一句话，带着令人难忘的目光，让克里斯帕克先生看下面这段记载。
我亲爱的孩子被暗杀了。怀表和别针的发现使我相信，他就是在那天夜里遭到杀害的，而这些贵重物品从他的身上被拿走，是为了防止人们靠它们认出他。我从他与他未婚妻的分手中看到的种种希望，原来都是虚妄的，我把它们抛弃了。它们在这些不祥的发现面前已经化为乌有。我现在起誓，并且把我的誓言写在这页纸上：在我掌握到更多的线索以前，我绝不再与任何人讨论这件案子。我发誓，我要严守秘密，绝不放松我的侦察工作。我发誓，我一定要为我亲爱的孩子报仇，找到杀害他的凶手。我发誓，我必须向凶手讨还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