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社会状态变化了。
——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群体生活的轨迹，也改变了行为的模式。市场竞争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市场交易各怀心腹事，朝三暮四；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越来越微妙的利益格局，说不定哪个环节在哪个时候就会出问题。社会越来越不确定了，昔日的旧船票已经登不上今日的客船了。
——接近2亿的庞大流动人口在中国大地上四处谋生，对门的房客今天可能还是妙龄美女，明天就换成了风流帅哥；在一块工作同事的名字还没有叫全，就已经跳槽了；整天与自己交往最多，影响最大、利害最紧要的不是有血缘关系、有感情的亲朋好友，而往往是萍水相逢的一面之交。社会越来越陌生了，你的老祖宗跟我有什么关系？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小孩穿的是中国做的耐克运动鞋，中国球迷喝的是德国黑啤酒，吹的是南非呜呜祖拉；过去夫妻间离婚是一件需要悄悄进行不好意思见人的事情，在今日的社会可以为了财产大闹公堂，甚至不惜抛头露面上电视台做节目以寻求支持。社会越来越开放，不仅拆了屋顶连墙壁也没有了。
新的社会状态需要新的运行模式，新的社会状态也产生新的运行模式。
不确定的社会什么最确定？法治。法治可以让社会群体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可以对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出稳定的预期。
陌生的社会什么最权威？还是法治。法治可以让互不熟悉的人之间产生信任与合作。通过法律中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变成了人与合同、人与契约的合作。
开放的社会什么最靠得住？仍然是法治。不同的国度文化不同、不同的人群价值不同，但一个法治之同可以把所有这些不同聚合起来。
既然这样的社会状态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法治在中国社会当然也会越发凸显。
当然，法治在中国社会刚刚起步，难免矫枉过正，难免遭遇“搭便车”。比如，今天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好打官司了，动不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说我到法院去告你，“好讼”苗头见长；又比如，一些部门热衷于立法，想方设法把专门法变成“部门法”，纯属为部门利益看家护院。但我们从乐观的方面看，当他们意识到需要用法律来为自己辩护、不再无所顾忌的时候，不正表明他们已经潜意识地认可了法律的权威，这不正是法治取得的胜利吗，虽然只是第一步。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对簿公堂，当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立法的时候，我们还用得着对中国社会法治的前途担忧吗？
（四）新期待不断拓展权利的清单
也许天赋人权不假。但人的权利绝不仅仅是上天既定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充实、不断实现。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权利内容，在过去时代属于乌托邦的内容在今日社会可能已经成为了权利的底线。
在30多年前的中国，吃饱肚子是中国社会需要下大力气去给群众保障的重要权利。但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群众对权利的期望已经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温饱。因为，这一权利中国社会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很漂亮，中国已经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要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要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上把这称之为“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其实，这新期待就是对权利的呼唤。社会民众每一个新期待的提出，都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利清单又加长了一页。
而且这权利清单列出来了，就必须兑现。不兑现老百姓就会跟你要，和气要不来就跟你吵闹，吵闹还不够就折腾点动静。所以，对于各种群体性的事件，地方官员很头痛，但我们以为这是好事，这是新期待对权利的呼唤。至于说引发一些混乱与不稳定，也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分娩还要疼痛呢。可是大家都知道，疼痛过后就是新生命的诞生。
所以，社会一旦有需求，就会比千万个政治家，比上百次大革命更能把社会推向进步，更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向纵深。
当中国社会实现了民众的每一个新期待，也就意味着保障了民众的每一项新权利，中国社会就又向文明进步迈出了一步。
反过来，当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又会激发出民众新的期待，又会提出新的权利要求。
中国社会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文明。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大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旗帜鲜明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旗高高举起。
二、承认现实路径依赖，今日中国“不得不旧”
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又有着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我们的政治文明愿景理当走向现实了。但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却未能完全如此，或者说至少不是立竿见影。为什么呢？这就是政治文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一）发展的路径依赖现象
社会发展一旦步入某种轨道，就会惯性地沿着某一轨道走下去。对于今日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来说，这种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利益的刚性。
任何社会状态，不论这一社会状态多么不合理、不进步，都会产生一批受益者与获利者。他们在原有的社会状态中可以轻松获取超额的利润。如果社会状态发生变化了，他们不仅不可能再获取超额利润，甚至由于能力的制约，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不可能获得。出于维护既有利益，当然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与借口来阻碍社会的变革，尤其当这些群体对社会变革还确实有相当发言权的时候，这种状况尤为明显。
更有甚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注意及时吸纳社会上一些有影响、有作为的个体与群体，通过利益均沾来扩大自己的小圈子，以进一步增加维护既有利益的力量。当社会上的一些个体与群体或出于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悲观，或出于对进步力量的不自信时，往往难以抵御眼前利益的诱惑而同流合污。现在，我们社会上有一些知识精英之所以老说一些为社会大众所反感、与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的“无稽之谈”、“荒唐谬论”，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就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些利益群体所吸纳了。
——本领的恐慌。
政治文明的进步绝不仅仅是几个新名词的出现，而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变革。适应并参与这一变革仅仅靠华丽的口号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全新的本领准备与素质要求。但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这一准备。
没有参与民主、主导民主的本领而害怕民主；没有适应法治、运用法治的能力而拒斥法治。这就是由于本领恐慌而延缓了社会的应有变革。
——成本的悖论。
从道理上讲，进步的政治文明对整个社会是收益大于成本，落后的政治文明对整个社会是成本大于收益。按照减低成本，增大效益这一普适原则，落后的政治文明理当让位于进步的政治文明。但由于成本的一些特性，使得在现实社会政治运行中，落后的政治文明仍然有着比较大的生存空间。
比如，由于收益与成本很难一一对应，而且成本可以后置，往往使我们对成本判断过低，本来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们仍然会去干；面对我们行政中的不规范所引发群众的不理解、上访、告状，不是去反思我们的做法、改正我们的做法，而是想方设法先压住群众、捂住盖子，得过且过。又比如，由于成本是可以转移的，成本的承担者和收益的分享者并不一致，往往使我们对巨大的隐忧估计不足，我们不是想方设法去降低成本，而是想方设法地去转移成本，以拖延时日。一些党员干部明知道不作为、乱作为，是会败坏形象，失去民心的。但对那些党员干部来说，可以把这一成本转嫁给执政党，败坏的只是党的形象，自己却能捞到好处，何乐而不为？
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了滞阻政治文明进步的“小气候”。我们别小看这“小气候”，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它确实能抵御并化解大趋势的压力，进而遏制住大趋势的滚滚车轮。
（二）中国发展在两难中彷徨
近一段时间来，一直凯歌突进30余年的中国发展好像越来越步履蹒跚了，一向雄心勃勃的中国社会各层次的领导者、发展者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个词了：“两难”。
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困难。但“困难”并不必然就是“两难”。“困难”者，戮力同心可攻而克之；“两难”则意味左右不是无可适从。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两难”，或者更准确地说，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两难”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必要对这“两难”做一深入的剖析了。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象来看，好像是存在一系列的“两难”：
——调结构与保增长是“两难”，不调结构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前途，不保增长中国经济连当下都没有了；节能减排与全面工业化是“两难”，不节能减排我们资源耗尽了，青山绿水也没有了，可不推进工业化就没有现代文明与民族强盛，等等，这是经济政策上的“两难”。
——强控制与拓权利是“两难”，转型变动中的社会没有强有力的管制就没有基本的秩序，可是不给权利以基本的空间又怎是一个迈向文明进步的社会？做蛋糕与分蛋糕是“两难”，不把蛋糕做大拿什么去分，可是对于分不到蛋糕的群体来说，蛋糕做不做大又有什么意义？等等，这是政治变革中的“两难”。
——主流宣传与世俗接纳是“两难”，一个社会不旗帜鲜明宣扬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肯定不行，可是主旋律抵不过“超男快女非诚勿扰”，面对社会民众世俗性的多样选择一味去限制也肯定行不通；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共同的理想，可是一个大家谁都不明白、不在意的理想就算有也等于没有，等等。这是文化发展中的“两难”。
甚至我们根本用不着故作学理状地去费劲列举，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段子把“两难”讲得更加形象、更加到位：“科学发展”就是“科学不发展，发展不科学”；“安全生产”则是“安全不生产，生产不安全”；“和谐稳定”更是“和谐就不稳定，稳定不能和谐”。严肃的政治话语被如此不严肃地解读，可见“两难”真是无孔不入。
那么，这些所谓的“两难”，是真正的“两难”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可问题是，这些“两难”被我们那些发展的主政者们真心诚意地视为“两难”，实实在在地当做“两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两难”是一种“洞穴假象”。
所谓“洞穴假象”是指社会群体由于其立场、位势、能力等等因素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在这种思维与行为的驱使下形成了他们眼中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他们并不自觉其中的偏颇与荒谬；在这种“世界观”的导引下，他们的诸种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真诚的，他们意识不到当中的虚伪与可笑。因为他们处在了他们自己的“洞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