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学术文化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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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

讲到中国文化,便会联想到儒家学术。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但现有两个问题须讨论者,其一为儒学之内容,即儒家学术究竟是什么;其二为中国文化中其地位之比重究竟如何。

吾人对此二问题当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作说明。因此本讲范围乃系有关中国文化中之中国学术史部分。而在学术史中,又专就儒学史为本讲之题材者,唯如此讲法已嫌范围过宽,又且中国儒学史一题,亦向未有人来对此做过系统之研寻。

本讲演则可谓对此问题作一开头,但所讲范围牵涉已甚广。又属开始探寻,自有许多观点,既是一向无人提出讨论,在此讲座中只是把此许多观点提出,并无定论可言,以待此后继续有人就此纲要而探讨,再隔些时可有一部中国儒学史出现。这却是一项饶有意义与价值的事。

要讲儒学内容,必须讲到儒学史。此即中国儒学之演变历程。

历史上任何事物,传递久远的,必有其一番演变历程。儒学自孔子以来流传迄今,已逾两千五百年,自然有许多演变历程可讲。

要讲演变历程,必先划分时期。此下将儒家演变姑试划分为六个时期。

关于儒家之第一期,即儒学之创始期,此在先秦时代。自孔子起,下及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同时代儒者均属之。

此一时期百家争鸣,儒家不仅最先起,而且亦最盛行。《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又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可见当时儒学之盛,亦可见在中国学术史上,儒学一开始便已与众不同,值得我们之注意了。

接着儒学之第二期,此为两汉儒学。我姑名之为儒学之“奠定期”。也可说,儒学自先秦创始,到两汉而确立,奠定了此下的基础。

有人说先秦学术至汉代已中断,或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学定于一尊。此两说均有非是,其实儒家在晚周及汉初一段时间内,已将先秦多家学说,吸收融会,共冶一炉,有意组成一新系统。故说先秦各家学说,到秦代统一已中断,并对此后历史无影响无作用者,实是一种无据臆说。至谓汉后学术定于一尊,此说之非,待之后再提。

今讲两汉儒学,亦可说此时代之儒学实即是经学。只读《史记》《汉书》中之《儒林传》,便知凡属儒林,都是些经学家。而凡属经生,也都入《儒林传》,此下二十四史中,凡有《儒林传》的,莫弗如此。故说经学即儒学,此说乃根据历史,无可否认,而尤其在两汉时为然。我们也可说中国儒家则必通经学,不通经学则不得为儒家。如此说之,绝不为过。

现在试问,为何儒家则必通经学呢?此即就先秦儒家言,如孔、孟、荀诸人,他们所讲,即多是《诗》《书》《礼》《乐》,属于所谓经学范围,两汉承孔、孟以下,续此一传统,故成经学即是儒学了。

其次论到两汉儒学对当时之贡献与作用。我们当说两汉时代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教育方法及私人修养等,种种大纲大节,无一非根据经学而来,故可说两汉经学实对此下中国文化传统有巨大之影响与贡献,此层实在无可怀疑。唯涉及经学内容处,已非本讲范围,今姑不论。

兹再说及儒学之第三期,此指魏晋南北朝时期言,我姑将名之为儒学之“扩大期”。有人听我此说,或将觉得奇怪,因大家习知魏晋南北朝人崇尚清谈,老庄玄学盛行,同时佛学传入,儒家在此时期,特见衰微,何以反说它为儒学之扩大期?

诸位当知,我此所说,亦以历史事实作根据,一辈讲历史的,不免忽视了魏晋南北时期之文化演进,而只把政治形态来衡量全时代,而误认为此一时若无文化学术可言。其实此一时代之儒学,虽不能如佛学、玄学之盛,而较之两汉儒学,亦非全无演进可言。

首先且说此下的《十三经注疏》,此属中国经学上之一大结集。而《十三经注疏》中,成于此一时代人之手者却已占了一半。如《易》之为魏王弼注,《论语》之为魏何晏集解,《左传》之为晋杜预集解,《谷梁》之为晋范宁集解,《尔雅》之为晋郭璞注。至于《尚书》孔安国传,至今称之为“伪孔传”,实非出于西汉时代之孔安国,而系出魏晋时人所伪托。其作伪者,或说是王肃,亦有人说乃东晋时另有人名孔安国者为《尚书》作传。无论其究竟如何,《尚书》伪孔传成于此一时代人之手,则殆无疑义。故全部十三经注中,由魏晋人作注者十占其六。且《尚书》有伪古文,在此下中国学术史上影响亦大,乃亦为魏晋时人所伪作,则此一时代人之经学,其与汉儒相较,得失如何暂不论,而其对此下儒学之影响,则断不该轻视可知。

并在此一时代之经学中,又特创有义疏之学,惜至今都不传,仅有皇侃《论语义疏》一部,此书在中国亡佚已久,清代始由日本得回。我们略可窥见此一时代人所谓义疏之学之一斑。而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作《五经正义》,即是根据此一时代人之材料而递嬗作成者。故一部《十三经注疏》,注之部分,魏晋南北朝所作已占其一半,而疏却占了十之八九。

又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其书创始于陈代,成书在未入隋之前。其所运用之材料,亦多出于此一时代人之功绩。

根据上述,可见此一时代人致力经学的实不在少数,而且影响于后代者亦大。

我们在今日如有意再研究经学,首先仍须透过此一时代人之经学,亦属至为明显之事。如此则何能谓此一时代乃无经学或儒学可言?

我们且试一翻《隋书·经籍志》,就其所载此一时代人对六经有关之著作之部数与卷数作一统计。

现存云云,乃指在作《隋书·经籍志》时所现存者,此等著作在今言之,则可能已大部分亡佚,所存无几。然只观上表,亦可见此一时期之经学,即论其著作数量,亦已惊人。今若即以著作数量之多寡,来作为衡量当时人对经学中某一部门之重视与否之标准,则知此时代人在经学中最重《礼》,次为《春秋》,《易》则居第三位,《诗》《书》分别占第四位、第五位。此一简单之统计,实可揭发出当时人对经学分别轻重之重大意义所在。尤其在南北朝时,经学已分为南学与北学,南北所重亦多有不同。

北人研究主要重在《周官》一书,《周官》虽是一部战国人作品,然其书提出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乃中国古代的一部乌托邦。

由于北方政治实况不上轨道,故一辈经生尤其集中钻研《周官》,俾能据以改进当时政治之实际措施。

苏绰与卢辩两人相交甚笃,同有志于作《周官》研究。其后苏绰上了政治舞台,北周一代政制规模皆其所创建。直至隋唐仍因袭此一传统,重开中国历史上之光昌盛运。卢辩为一纯学者,彼曾作《周官注》,与苏绰同样甚受当时及后世之推重。

又如北齐有熊安生,为当时北方经学大师。北周灭北齐,熊氏知周君必来相访,命童仆洒扫户庭以待,翌晨果如所言。

昔拿破仑征德国,歌德以在路旁一睹拿翁风采为荣。比之中国熊氏故事,岂可同日而语!

正因熊安生为当时讲《周官》之权威,而《周官》乃当时北方经学所重。北周即凭《周官》建制,故熊氏亦必知北周君必来相访也。

我们单凭此一则轶事,便可想知当时北方政府之重视经学,亦可见经学对当时政治上之实际贡献了。

至论南人所重,则尤在“丧服”一门。尤其是宋初[注:编按:指南朝刘宋(420—479)。按语共分三种:“钱按”为钱穆先生当时所解释;叶龙按语均作“叶按”;编者所加注释均作“编按”。下同。]雷次宗,为当时丧服大师,与郑玄同名一时,有“雷郑”之称,正因当时门第制度鼎盛,而此一时代之门第制度,实为当时中国文化命脉所寄。而所赖以维系此门第制度者,《礼》之《丧服》尤占重要地位。

唐以后门第制度渐坏。此一门学问,逐渐不为后人所重,然在唐代则门第制度尚存在。故杜佑《通典》中所载,此一时代人所讲《丧服》之要点,保留尚甚多。

由于上述,可见魏晋南北朝人讲经学,其对当时时代之贡献亦甚大。实与两汉儒生之通经致用事无二致。虽在此时期中,甚多人讲究出世之佛学或讲老庄玄学,但论中国文化存亡绝续之命脉所系,则可谓主要仍在此辈儒生手中。

若果如一般人想象,魏晋南北朝人四百年来只读老庄玄学,只讲佛学出世,则试问如何能缵续中国文化遗绪以下开隋唐之盛?

故知南北朝时期,儒学基础实未破坏,而斡旋世运以贞下而起元者,亦端赖于此。此均有历史记载做证,诸位披检自知,不复详述。

然我今天所以说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扩大期者,其重点尚不在此。我以为魏晋南北朝人讲儒学,已不专于经学一门,而又能兼及史学方面来。

史学实为经学之一部分,如《尚书》《左传》均当属史学范围,唐刘知几作《史通》,分疏史书体例,即分《尚书》《左传》两大传统说下。

我们若进一步言之,亦可说孔子之学本即是史学。

孔子尝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上如此一类话尚多,可见孔子所学,也即是在孔子当时的历史。

孔门由于其所讲习之《诗》《书》《礼》《乐》,其与历史实无严格之界限,故后人所谓“六经皆史”,实可从种种说法证成其说。下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复古更化之主张,其意即主不再近效秦代,而须上溯六经。更可见汉儒治经只是通史。若汉儒不治经,试问更何从上知三代?故汉儒之提倡经学,无异即是提倡史学,亦可不辩自明了。

其次论到当时经学上所有今古文之争,在刘歆当时所提出的古文诸经,如《左传》《周官》、逸《礼》《毛诗》四者,更见是偏重在史的方面去。

《左传》之为史,固不必论。至于《周官》,当时人目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其书中所载一切政治制度,当时人认为是古代真实的历史。

《毛诗》各诗之首有序,自亦属于历史性质,较之如今传《韩诗外传》等,岂不见《毛诗》的历史性更重了。故在汉代,由今文经学扩及古文经学,实是经学中之历史性愈趋浓重之证。

其事至东汉而趋势益显,即是在经学中根据古代史实的趋势,益胜过了凭空阐发义理的趋势。郑玄括囊大典,偏重早已在此方面,而王肃继起,显然更成为一史学家,杜预作《春秋左氏集解》,亦显然偏重在史学,故可说经学即史学,史学亦即经学,二者间本难作严格的分别,亦可说自经学中分出一支而成为史学。

史学乃经学之旁支。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彼即以孔子作《春秋》之精神而来写《史记》。直至班固《汉书·艺文志》亦将《史记》列入六艺略中之春秋门。可见在当时人观念中,经学即包有史学,亦可说当时尚无史学独立的观念。

故班固作《汉书》,批评司马迁《史记》未能完全一本儒家之系统而立说。此项批评,其当否且勿论,然班氏之作《汉书》,其自负仍为一本儒学可知。则马、班史学渊源,皆从儒家经学来,当无可疑。

自子长、孟坚[注:编按:子长、孟坚即司马迁和班固。]以后,史学特受重视。新史籍接踵繁兴,下至三国魏时,荀勗将古今著作分成甲、乙、丙、丁四大类,经学列甲类,文学为乙类,历史则为丙类,至是而史学已成一独立部门。更下至《隋书·经籍志》,经学仍列甲部,而史学改列乙部,斯其益受重视可知。其时著名之史籍,如南朝宋范晔之《东汉书》及晋陈寿之《三国志》,皆列正史,并与马、班两家《史》《汉》齐称为“四史”。其他知名史学家与史书,如荀悦之《前汉纪》及袁宏之《后汉纪》更为出名。

又如《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均为此一时期人所撰。

《隋书·经籍志》史学部门所收共分了三十类,再统计其所收经史两类书籍之卷本总数作一比较,计经书有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连亡佚,则为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史书共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连亡佚共有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两相比较,知此一时期之史学著作之卷帙总数,已超过经学卷帙一倍以上。而上述经学著述中,其承袭汉以前人所遗下者为数甚巨。史书则多为东汉魏晋以下人之所新撰。即可知当时在史学方面一种突飞猛进之成绩,实至可惊。

而史学实即儒学。此因经学即儒学,而史学又即经学,故可谓史学即儒学也。

在此尤其值得提起者,则为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此人虽已在南北朝之后,然在此不妨兼述。他曾有意续经,如取汉以下人奏议、诏令之佳者编为《尚书》之续,称“续书”。又取汉以下人之诗赋,择其有关时代与足资教训者,集而成“续诗”。后人或讥其狂妄,其实,六经皆史,自清儒章学诚抉发其精义,至今可谓已成定论。反言之,则史即是经。经史既难严格划分,则王通的观点,把今日目光来作衡量,殊亦无可厚非,只由国人尊重经籍之心理,沦浃已深,牢不可拔。而王通径取“续经”之名,引来后人之争辩。今欲阐明经史同源之义,则王通见解正可用来做证。而王通河汾讲学,对此下隋唐盛运重开之影响,亦是尽人皆知,不烦多及了。

今再就史学内容言儒家学术,主要本在“修齐治平”,人事实务方面。而史学家所讲,主要亦不出治道隆污与人物贤奸之两途。前者即属“治平”之道,后者则为“修齐”之学。只需取老、庄、申、韩书与《论语》《孟》《荀》并看,便知其间之异同。故谓儒学演变出后世的史学来。其余诸家唯墨家尚要引些古史做证,老、庄、申、韩著书,他们即全不重视史实。试问史学家除却治道隆污、人物贤奸外,更有何事可讲?如照先秦道、墨、法诸家意见,又如何能演变出史学?故谓史学即是儒学,其说亦至明显。

我们看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荀悦、袁宏诸史家,依照先秦学派,把他们分别归入,则大体上自当归属于儒家无疑。最多只可说他们中有的不得为醇儒,最多也只可说他们在儒学中地位不高,只是游、夏文学一途,然岂不已在孔门四科之内吗?

而且我们也绝不能说《史》《汉》的价值,还不如公、谷之传《春秋》呀!

至于此一时期之史学书,甚多经乱失亡,也不能因此便谓其无价值。即如两汉十四博士各经章句,岂非全部沦亡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两汉经学不值重视,何况魏晋南北朝史学书之流传还远多过两汉各经章句,因此我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儒学之扩大期,正因其于经学外,又增进了史学。从此以后,经、史常并称齐举,并有了“经史之学”一名称,历代大儒,则罕有不兼通经史者。即就此一节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依然极盛,其贡献于当时及后世者亦极大,可不再多论了。

下面述及儒学之第四期,即唐代儒学,我姑亦再为特起一名称,谓之为儒学之“转进期”。

唐代的经史之学,均盛在初唐时期,均系承受魏晋南北朝人之遗产而来。我们也可说,隋唐盛运,早在南北朝晚期培育,而学术也不例外。

经学上最著者,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等之《五经正义》,而后者尤为经学上一大结集,后来遂络续增成为《十三经注疏》。但一则盛极难继,二则《五经正义》作为此下科举制艺之准绳,功令所限,更使此后唐人在经学上少有新创。

至论史学著述,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皆为唐初时代人所撰。唯此前人写史,自马、班以来,皆系一人独撰,自唐始有集体编撰之例。然此不即是史学之一进步。且唐人著史,主要亦不出承袭魏晋南北朝人遗绪,并不见对前一时代之史学有进展。而且史学亦如经学般,中唐以后,即不见有初唐之盛况。

但唐代儒学于经史之学以外,却另有一番转进,我此所讲转进,与前时期之所谓扩大稍有别。

据我所见,唐代儒学之新贡献,却在其能把儒学与文学汇合,从此于经史之学之外,儒学范围内又包进了文学一门。这是一值得特别阐发之事。本来经学中,原有文学成分,如《诗经》便是。且群经诸史,不能不说它们都有绝高绝大的文学价值。但就古人观念言,则似乎并无文学独立的观念。而且文学与儒家,开始亦似乎并无一种密切相关之联系。即如《楚辞》作者屈原,本非一儒家,只其所作《楚辞》《离骚》,内容却有与儒家暗合处。但在当时则断不能说《楚辞》即是一种儒家文学。

下逮汉人,以赋名者如司马相如、扬雄之徒,凡以文名者,明明是与儒分立,故班氏《艺文志》除六艺略之外,别有诗赋略,显然与司马迁《史记》被列入《春秋》家之例不同。

扬雄本效相如作赋,心中有意作一辞赋家,晚而悔之,却谓辞赋只是雕虫小技,壮夫所不为。彼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但如其不用何?”则扬子云亦明明指出文学与儒学之分途,走不同轨辙了。故在其转变思想以后,遂改从文学进入儒学,而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从此一例可见,在两汉人心中,唯经学始是儒学,而辞赋家言则另是一套,与儒学不相涉。故范晔《后汉书》,于《儒林传》之外,又增设《文苑传》,可证文苑与儒林有别,即是在范晔当时,儒学中仍未包有文学之好证。

至于对文学提出其独立之价值者,应自东汉末建安时代开始。魏文帝曹丕之《典论·论文》有云:“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纯文学之独立价值之提出,当推始于此。然曹氏父子及建安诸子,断不能归入儒家。

此后梁昭明太子之《文选》,亦循建安路线,提倡纯文学,力求与经史分途。其时如陶渊明诗,亦如屈原《楚辞》《离骚》之例,只可谓其与儒家有暗合,却非有意把文学来纳入儒学中。根据上述,故说文学与儒学本非一途。专从儒学中亦推衍不出文学来,至以文学来汇通于儒学者,乃自唐代人开始。韩愈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唐诗人自陈子昂之后有李太白,此两人均有意上本《诗经》来开唐代文学之新运。

但此两人在唐代文学之复古运动中仍未能达到明朗化,或说确切化。即所谓汇通儒学与文学之运动,即纳文学于儒学中之运动,其事须到杜甫而始臻完成。故杜甫之诗被称为“诗史”,而杜甫其人亦被称为“诗圣”。

杜甫诗之表现,同时亦即一种儒学之表现,故说真要到杜甫诗里,才能将儒学文学汇纳归一。换言之,即把儒学来作文学之灵魂。此一运动,到韩愈又进一步,韩愈之古文运动,乃将儒学与散体文学之合一化。韩愈散体文之真价值,一面是能将魏晋以下之纯文学观念融入其散体文,一面又能将孔孟儒学融入其散体文,此是韩愈在文学史上一大贡献,亦是在儒学史上之大贡献。故韩氏自述其作文功夫,谓“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又谓其“好古之文,乃由好古之道”。后人称其“约六经以为文,约《风》《骚》以成诗”。若明白阐述,即把文学与儒学挽归一途。论其文之内容,实莫非是儒家言,其集中如《原道》《谏迎佛骨表》等诸文固可不论,其实就《韩愈集》中随手拈任何一篇文字,固可谓无不根据儒学而立言,可谓无一非融摄孔孟之道以立言者。

故自唐代始,自杜诗韩文始,儒学复进入了文学之新园地。因此以后必须灌入儒家思想,才始是大文章。此一新观点,实为以前所未有,必至此而后,经学、史学与文学,遂均成为寄托儒家学说、发挥儒家学说之工具。

于是四部中之集部,亦遂为儒学所包容了。故我特称唐代为儒学之“转进期”者,其意即在此。

此下再讲到儒学之第五期,即宋元明时代,我将称之为儒学之“综汇期与别出期”。

此当分两方面言:一说其综汇,乃指其综合汇通两汉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之经史文学,以为儒学之发挥一面而言。此方面之代表人物可举欧阳修为例。欧阳氏文宗昌黎,可谓是粹然儒家言。我们固可说欧阳氏乃一文学家,同时亦可说其是一史学家与经学家,但欧阳氏乃一大儒则无可异议。北宋诸儒,大体全如此,他们都能在经学、文学、史学三方面兼通汇合,创造出宋儒的一套新面目来,其间所有差别,则不过于三者之间,有所畸重畸轻、有所偏长偏短而已。

如王荆公偏长在经学,司马温公偏重在史学。荆公可说是一经学家,为儒家中之理想派,主要在讲六经、三代,崇奉上古史。温公可说是一史学家,为儒家中之经验派,主要在讲汉唐中古史。北宋的新旧党争,纯就儒家立场言,亦可说是一种经学、史学之争。故荆公执政时,大学诸生便群趋于研究经学;迨司马温公上台,大学诸生又转而注重史学。此一种学风动荡,直到南宋尚受波及。

其次说到如二程洛学,他们趋近于经学派,如苏东坡,则较近于史学派。但严格言之,则苏氏父子在当时及后代均不目之为醇儒,即就他们的文章看,其中颇多杂有纵横家言、老庄道家言。

在司马温公以后之洛、蜀、朔三党分歧,若我们纯从学术立场上面来看,则大体当如我此上之所指。因此三派间,其学术立场本自有不同,并不即就地区分党派也。

以上是说了北宋诸儒在综汇经、史、文学而成其为儒学之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则别有一种新儒家出现,我姑称之为“别出儒”,以分别于上述之“综汇儒”。如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与程伊川诸儒皆是。他们与综汇诸儒之所异,一面是宋代诸儒不喜欢作诗文,似乎颇轻视文学;另一面似乎亦不大注意谈史学。即在经学方面,虽不见其菲薄六经,但自两汉以下诸儒治经功绩,在彼辈皆不甚重视。他们之所学所创,后人称之为“理学”。

我今乃就两汉以下之儒学大传统言,故说宋代理学诸儒,乃系儒学中之别出派。亦可说宋代理学诸儒与两汉以下儒学传统不同处即在此。然此亦不宜过分作严格之划分。

即如周濂溪《通书》,实源自《中庸》;其《太极图说》则根植于《易经》。横渠之学,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其于六经中《礼》之一部分尤所特重。其所作《西铭》,二程尝以之与《大学》同时开示学者。程子尝言:“《西铭》此文,我虽有此意,惜无此笔力。”可见别出诸儒,亦未尝不看到文章之重要。明道在荆公行新法时,曾有《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疏》[注:编按:即《论十事劄子》,收入《河南程氏文集》。],可见明道亦未尝不注重历史往事与治平实绩。而伊川则穷其毕生精力,著为《易传》。可见宋儒中别出一派,亦未尝不于儒学传统中的经学、史学与文学同时注意。唯彼等之目光,更着重在与当时之方外道、释争衡,其对两汉以来儒学旧传统,比较不如其对此下儒学开新方面之更值得重视而已。故彼等意见,认为超乎此传统的经学、史学与文学之上,尚另有一番甚深义理当阐发,因此遂成为理学,亦称“道学”,今人则又称之为“义理之学”。

元人修《宋史》,特为立《道学传》,以示别于《儒林传》,后人多滋非议,其实在当时人观念中,则经史诸儒之于理学新儒,则确乎是有一种分别存在的。

《宋史》别立一传,其事亦未可厚非,只是必要尊道学而卑儒林,则落入门户之见,未得为平允。

自二程下传至南宋,有李延平侗,为朱子师,朱子于其师李延平之为学为人,描述甚备。我们即举李侗为例,便可想见上面我所谓理学别出之儒与经史综汇之儒之不同所在。但朱子虽出李氏门下,而其学术则有一变,朱子乃中国儒学史中一杰出之博通大儒,至今读其全书便可窥见其学术路径宏通伟大,及其诗文辞章之渊雅典懿。朱子在此方面实为承续北宋欧阳一派综汇之儒之学脉者。

但朱子所宗主钦奉则在濂溪、横渠、二程,所谓理学别出之儒之一支,而于二程,尤所推尊。其所著《伊洛渊源录》一书,即以孔孟道统归于二程。朱子盖欲以综汇之功而完成其别出之大业也。因此其对经学传统亦予以一甚大之改变,彼将小戴《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抽出,合《论语》《孟子》而定为“四书”。

又另定五经读本,于《易》有本义,于《诗》有集传,《书经集传》则嘱咐其弟子蔡沈为之。于史学方面,则承袭王通以及司马温公之路向,认为司马氏之《资治通鉴》,即犹孔子当时之《春秋》而特为加一“纲目”。此实远承王通续经之意见而来。于《礼》之一方面,则有《仪礼经传通解》,以十七篇为主,取大小戴及他书传所载系于礼者附之,又自为《家礼》一书,以当时可通行者私定之。其于文学,则有《韩文校异》《楚辞集注》,所下功夫,亦甚精湛。其在经学、史学、文学三方面皆有极深远之贡献,而且影响于后来儒学方面者,可谓已远超北宋欧阳一派综汇诸儒之上。而观其《伊洛渊源录》一书,则知朱子所特尊奉则在周、张、二程别出之一支。

朱子学之大概如上述。然在朱子当时,即有两派与朱子极相反对之学派出现。一派自朱子好友吕东莱之史学,下传而成浙东永嘉学派,如叶水心适、陈龙川亮等。

朱、吕两人曾合编《近思录》,朱子又命其子从东莱游,然朱、吕二人一偏经、一偏史,门户划然,不啻如王安石之与司马光。

而叶水心、陈龙川二人则明白反对朱子,且其所提出之意见,亦皆极有力量。

叶水心反对朱子所定四书,否认孔、曾、思、孟一线单传之观点。龙川则反对朱子之《伊洛渊源录》,认为汉唐儒学传统亦各有其地位,不得说唯有宋代伊洛一派始为孔孟之传。此两种意见实有使朱子难于自圆其说之处。

而当时反对朱子者,除浙东史学一派以外,尚有江西心学一派,主要者为陆象山。

象山亦朱子好友,其论学贵于简易直截。尝有问其学术传统者,象山答云:“我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细观象山此语,其所重实不在读《孟子》,而更重在“自得之于心”一语。故象山又曰:“六经皆我注脚,尧舜以前尝读何书来?”又曰:“即不识一字,亦将还我堂堂地做一个人。”儒学之发展而至于可以不读一书,甚至不识一字,自得于心,直接先圣之真传,此诚可谓别出中之尤别出者。

朱子之意,欲令人先从事于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象山之意则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再及于博览,此所谓先立乎其大。故象山以朱子教人为支离,其贻诗有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此二人之相异,于此可见。然象山对濂溪、明道仍极佩服,尤所佩服者,则在程明道。故象山尝曰:“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

故若谓濂溪、横渠、二程为儒学之别出,则象山实当为别出派中之正宗嫡传。但此后儒学,则终是朱子一派得势,抑且朱子后学,终是于朱子经史之学即其兼采于北宋综汇之儒之一派者,即象山所讥为支离之一面者,实为最有成绩。举其著者,如金履祥、黄震、王应麟下及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是,他们都是兼通经史,虽承朱子上接伊洛,都与北宋综汇诸儒之一派未见隔绝,抑且甚相近似。此一趋势,只观《通志堂经解》一书,即可知其梗概。即是陆学传人,到底也仍会归到这一条路上来。

此下讲到元代。近代国人讲学,似有两处偏忽了,一为忽视了魏晋南北朝,此一时代人在经史儒学上之贡献,我已在上提过。另一为忽视了元代人之学问。元代儒人讲经史之学大多均流衍自朱子,其成就亦可观。明代的开国规模,举凡如政治制度、经济措施、社会改革、教育设计诸要项,实全有赖于元代人之学业遗绩。

即如明初开国,金华诸儒如宋濂、刘基等人,都在元代社会时孕育成才,此一情形恰如隋唐盛运之有赖于南北朝时期之学术余绪,事同一律。中国儒学,其最大精神,正因其在衰乱之世,仍能守先待后以成下一代之新开创而显现其大用。此乃中国文化与中国儒学之特殊伟大处,吾人应郑重认识。

明初却有许多与唐代相似处。明人之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俨犹唐初有《五经正义》,此乃根据元代朱子学传衍,此后即悬为功令。一次大结集之后,即不能急速再有新创辟,因此明代经学不见蓬勃,亦尚不能与唐代相比。

至于史学则元儒本不曾在此方面有大贡献,如马端临、胡三省等皆偏在旧史方面,新史之撰述极少概见,远不能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因此明代史学更见不振,而且另有一点为唐、明两代之相似处。唐代自臻盛治,即轻视了南北朝。明代一臻盛治,也轻视元人。一辈人之兴趣与心力,多着眼到现实功业上去,因此对前一时代人之学术传统转多忽过。

此下再略论明代之文学思潮,主要为前后七子所倡导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拟古主义。但他们都没有把握到杜甫、韩愈以儒学纳入诗文中之一种绝大主要精神。即说他们没有体会到韩、欧因文见道,以文归儒之新传统。因此前后七子提倡文学,只知模拟古人之躯壳与声貌,却未得古人之神髓。这一运动,实不如建安以下,虽无灵魂,却还能自见性情,其新文学纵不与儒学合流,而仍还有它自己之立场。

前后七子之拟古,较之杜、韩以下之复古运动,实是貌是神非,到头只落得一场大失败。迨嘉靖间,唐顺之起,始走回北宋欧、曾巩通顺之文体,以矫时俗之弊。而唐顺之同时亦为有明一代大儒,其学得自阳明门下之王龙溪,自谓对龙溪只少一拜,故到他手里,遂又窥见韩、欧因文见道,以文归儒之大统绪。他撰有《文编》,为其大著述《五编》中之一编,其所撰文章,乃始悉依儒家之准绳。

前此有真德秀撰《文章正宗》,则太偏重在义理,而较忽略于辞章,重理不重文。荆川[注:编按:荆川即唐顺之。]承之而文理两重,实为有胜蓝之功。

接之起者有茅坤、归有光。茅鹿门坤始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实是递嬗相承于唐顺之之《文编》而专选唐宋人之文,八家之名于焉乃定。

归有光亦一儒家,兼通经史,延续唐、茅一路,使得把文学纳入儒学之新传统再次延续,下开清代之桐城派。然上述诸人,均已起在嘉靖之后,以后又未能继续照准路向往前走,故综论明代文学,实无足称,远难与唐宋相比。

论及明代之理学家,自必推到王阳明。阳明尊象山,主心即理,并提出良知之说。后人称之为“陆王”。陆王之学为理学中之别出,而阳明则可谓别出儒之一派中之最登峰造极者。因别出之儒多喜只凭一本书或两本书,或只凭一句或两句话作为宗主。如二程常以《大学》《西铭》工夫开示学者。象山则专举孟子,又特提“先得乎其大”一语。而阳明则专拈孟子“良知”二字。

后来又会通之于《大学》,而提出“致良知”三字来,作为学者之入门,同时亦是学者之止境,彻始彻终只此三字。后来王门大致均如此,只拈一字或一句来教人。直到明末刘蕺山宗周又提出“诚意”二字。总之,此一派所谓终久大之易简工夫,已走到无可再易再简,故可谓是登峰造极。然既已登峰造极,同时也即前面无路了。至于阳明在文学方面之成就,则王门各派都已罢弃,远不逮二程后有朱子,更可谓是王门别出儒中一大缺点。现在我们再总说明儒路子,可谓其只有别出儒,而无综汇儒。而到晚明时期,则又爆出大反动。

现在说到儒学之第六期,即清代儒学。我仍将名之为儒学之“综汇期与别出期”。取名与宋元明第五期儒学相同,但论其内容则甚不同。最先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他们都又走上经史学兼通即北宋综汇儒之一路,而都成为一代博通之大儒。

此三人中,顾亭林大体一本程朱,还是朱子学之路向。船山虽在理学方面有许多不同意程朱而一尊横渠,但其为学之路向,则仍是朱子之遗统。此三人中最可注意者是黄梨洲。梨洲学宗阳明,但他的学术路向其实与亭林、船山也相仿佛。他亦主张多读书,亦博通经史,极像北宋综汇儒一路。故他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注:编按:见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其实此两句之更重要者,乃在其上一句,因下一句是别出儒之旧统绪,而上一句则又另开了新方面,即由别出重归到综汇路上来,其实已和朱子学风无大分别了。他的一部《明儒学案》,亦即一部极好的明代学术史,或说是思想史。在他著此书前,他所须诵读之书,何止数百千卷。而且此书虽宗奉阳明,依然罗列各家,细大不捐。此一路向显然与陆王意味有了甚不同处。我们正须在此等处看出学术之变化来。

黄梨洲之后有李穆堂绂,他是崇奉象山的,但他读书之多,也堪惊人。与李穆堂同时的友生有全祖望谢山,他接着梨洲父子有志未竟之稿来写《宋元学案》,此《宋元学案》中主要的自是所谓别出儒理学家的一面,但谢山此书,则显然更是综汇儒之规辙,故说此书以濂洛之统而综合诸家,如横渠之礼教,东莱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而交通,连珠而合璧。[注:编按: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评黄宗羲“公以濂洛之流,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此种学风,岂不与濂溪、二程以下的理学精神显有歧出了吗?岂不与朱子之崇奉伊洛而兼走综汇诸儒之路有极大的相似了吗?

梨洲、谢山以后有章实斋,亦承黄、全学风。那时已是清代乾嘉盛时,他分析当时学派,谓梨洲以下为浙东之学,属史学;亭林以下为浙西之学,属经学。又谓浙东渊源阳明,浙西渊源朱子,此一分别根据史实,极见高明。但此处须再指出者,厥为当时学风之转向。清代学者尝言,古今安得所谓理学哉?经学即理学也。我们若套用此语,来替实斋说话,亦可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心学哉?史学即心学也。陆王一派之心学,转出梨洲、谢山、实斋之史学来,此事大堪注意。故我谓清初诸儒之学虽一面承接宋儒理学,而已由别出儒重回到综汇儒。而最可注意的,则正是由梨洲至实斋这一派所谓浙东史学。他们虽承接陆王,而学风之变如此,则浙西亭林一派渊源朱子的自可不问而知了。

近人又常说清代史学不振,此亦未必全是。清人只于近代史方面以多所避忌而少发展,但清儒在史学上仍有大贡献。即就浙东黄、全一派言,其最大贡献乃在学术史与人物史,试读清人之《碑传集》,此实为一种创辟之新文体。不仅唐宋古文家昌黎、永叔无此造诣,即《史》《汉》以下各代正史列传亦不能范围其所成就。此一新文体实渊源于梨洲学案,迄于谢山《鲒埼亭集》中所为之新碑传而栋宇大启,规模始立。

现在我们再试转到清代经学方面,自亭林以下至于乾嘉盛时之戴东原震,恰与章实斋同时,经学之盛,如日中天。但最先由儒学而治经学,其后则离于儒学而经学别出,又其后则离于经学而考据别出。此为清儒经学之三大变。

其最先经学尚未脱离儒学之时期,如阎百诗之考古文《尚书》,如胡朏明渭之辨《易》图、考《禹贡》,如顾栋高之治《春秋左传》,莫非经史兼通,大气包举,不失为一种有体有用之学。但越后则经学渐渐脱离了儒学,他们既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又要追溯两汉博士家法,则变成经学独立,渐与儒学无关。又后则更不是经学而仅是一种考据之学。考据独立成为一种学问,仅视经学为一堆材料而已。

经学只成为一堆材料,而史学亦同样只成为一堆材料。材料无穷尽,斯考据工作亦将永无穷尽。此后清人论学,认为唯有考据始可得先圣之真传,此可谓是考据学之别出。又于考据学中别出了一种训诂学,此即所谓“小学”。

故清人乾嘉以下论学,乃谓孔孟以下,特足重视者,唯许叔重慎与郑康成两人。其后又超越了许、郑而特重汉博士中之公羊一宗,而只言董仲舒与何休。我无以名之,则唯有仍名之为一种别出之学而已。

宋代别出之儒只尊孟子,此下即直接伊洛,清代别出之儒则只尊六经,许、郑以下则直接清儒。至于晚清今文学公羊派,此犹宋代理学中之有陆王,于六经中只尊《春秋》,于三传中只尊《公羊》,则又是别出中之别出了。

在此连带述及清代之桐城派,此派承接明代归有光,上续唐宋八家,主张因文见道,以文归儒这一路线。其中心人物姚鼐惜抱与同时的经学大师戴震均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应可说均是综汇之儒之主张。但当时经学之士之兴趣太集中在考据、训诂方面了,而桐城派中亦少有大气魄的人,真能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用力者,直要到曾国藩湘乡派,由姚氏之《古文辞类纂》扩大为《经史百家杂钞》,又主于义理、考据、辞章以外,再增经济一目,可谓真有功于作综汇的功夫。

而经学家中自阮元下逮陈澧,也有主张经史兼通、宋汉兼采之趋势,惜乎受不住今文学家之掩胁,而终于别出一派独主了一时的风气。

此刻要谈到中国后半部儒学史中之所谓道统问题。盖凡属别出之儒,则莫不以道统所归自负。其实此一观念,可谓由昌黎韩氏首先提出,《原道》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氏则隐然以此道统自负。此一说法,显然自禅宗来。盖唯禅宗才有此种一线单传之说法。而到儒家手里,似乎更不如禅宗。因禅宗尚是一线相继,而儒家的道统变成斩然中断,隔绝了千年以上,乃始有获得此不传之秘的人物突然出现。昌黎以后,崇拜昌黎的一辈有所谓“千年不传之秘”。宋儒虽承昌黎此观念,但终觉此一道统中间罅缝太大,有些说不过去,遂为补进董仲舒、扬雄与王通数人。虽则如此,但仍是数百年而得一传人,中间忽断忽续,前后相望,寥若晨星,即求如千钧一发不绝如缕的情形,而亦复不可得。

下至程伊川,又谓须至其兄明道始是直继孟子真传,中间亦不能有别人插入。以此较之昌黎意态更严肃,而门户则更狭窄了。

朱子始在二程同时补进濂溪与横渠,但以前那大罅缝终是无可填补,那岂不是孟子死后,道统一传,已成一大秘密,而此世界亦成一大黑暗。抑且孔孟之间,亦有一段脱节,于是朱子再根据二程意见,特为补进曾子、子思。

于是总算一线单传了四代,但亦太孤零、太萧索了。当时叶水心即根本反对此说,认为孔子之学并非只传了孔子一人,即连孟子也未必由他一人尽获得了孔子之真传。陈龙川则谓汉唐诸儒,也不能说他们全不得孔子之传。

但陆象山又要抛开濂溪、二程,把他自己来直接孟子。此后虽像程朱之传统较占了上风,而到明儒王阳明出来,又是尊陆抑朱。此等争持也绝似禅宗之有南能北秀,永无了局。此实又不如禅宗尚还有衣钵信物做证,而曹溪以下,不再把衣钵传人,实为绝顶聪明之办法。究是谁得了道统,并无证据,则争辩自可息。惜乎宋明道学诸公,却不了解得此中意味。

关于宋明两代所争持之道统,我们此刻则只可称之为是一种主观的道统。此种道统是截断众流,甚为孤立的,而且又是甚为脆弱、极易中断的,我们亦可说是一种易断的道统。

此种主观的单传孤立的易中断的道统观,其实纰缪甚多。若从历史文化大传统来说,则比较客观些,而且亦绝不致只是一线单传,也不能说它老是有中断之虞。其实孔子之道大,自孔孟以至今日,孔孟之道何尝中断,亦可谓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何莫非有孔孟之道。如此说来,只把讲孔孟者的自己地位抑低些,却把孔孟地位更抬高了。若定要抬高自己身份,却把孔孟之道反而抑低了。又且如宋儒,既是一面盛推曾点与漆雕开,难道孔子复生,反不把荀卿、董仲舒、王通、韩愈诸人当作他的传人,而定要摈之门墙之外吗?

就历史文化大统言,宋儒此道统论实无是处。黄梨洲弟子万季野斯同曾作《儒林宗派》一书,其书虽亦尽多可议之处,然把儒学门户放开了,较之宋儒主观的一线单传的孤立的中断的道统观,则确是广大开明得多了。

此下清人立意反宋学,却又来高抬汉学,严主门户,似乎孔孟之学,到宋儒手里,反而中断了。不仅如此,即宋儒以前如《十三经注疏》,他们也看不起,就中只看重郑康成一人,后来连郑康成也不信任,定要推到西汉董仲舒,但又不得不牵上了东汉之何休。这直可谓进退失据,而末流推衍所及,则几乎只有康有为一人,才能再接上此一统绪,试问此种说法,岂不荒唐可笑。

但推原其始作俑者,则不得不仍回到宋代道学诸君子的身上。固然,宋代道学诸君在中国儒学传统里,有其甚大之成就,亦有其甚大之贡献,但此一恶例却不能不说由他们创始。

至于清代诸儒,存心要反对宋儒理学一路,而不知自己仍陷在宋儒理学圈中,还想来自立道统,那就更可笑了。

以上分着六个时期来大体叙述中国的儒学演进史,到此已粗可完毕。若我们真要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真认识,关于上面所讲六个时期之儒学演进,我们绝不能搁置不理。若此后中国文化传统能重获新生,则此一儒学演进,必然重会有新途径出现,此层亦属无疑。但此下的新儒学究该向哪一路向而前进呢?我想,只一回顾前面历史的陈迹,也可让我们获得很多的启示。却不烦我们再来作一番具体的预言,或是高唱一家一派式的强力指导。如韩愈所谓“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总不是一很好的办法。韩愈尚所不欲为,我们自可不必走此绝路。

昔邵雍临终,伊川与之永诀,邵雍举两手示伊川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力处,况能使人行。”如邵尧夫之意,我们讲中国文化,也就不该只讲一儒家。又况在儒家中再标举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一项严肃的、充满主观意见的所谓道统来。这是我这一番讲演之最终微意所在,盼在座诸君体取此意,各自努力去。

日用之所需,然菜房、长生店亦得有人开设,俾能供应有所求者。故各科不但可以并存不悖,且可相辅相成。本人本想继续再讲有关今后儒家之一些问题,好在各位可以归而自得之。一言以蔽之,学者切不可有门户之见。

总之,今后各位做学问尽可以趋向专之一途,但要紧者当互相尊重,才是正道。诸位如欲学朱子,恐怕穷十年之功亦未必能博达,如欲效陆王,则更难矣。因陆王系恍恍惚惚不可捉摸者。

不过,幸而今日学陆王的尚有一条路可走,即学象山者,可先读李穆堂著作;学阳明者,可先读黄梨洲著作,则庶几可登陆王之堂而入其室。但各位总须记得,只可有宗主,而不可有门户,亦不可轻视任何一门学问。

清人中,如戴东原、姚惜抱均主做学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此语极当。孔子删六经,阐前圣之微言大义,然观其《论语》中所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足见孔子亦非不重视考据。即王阳明,亦曾作考据文章,有《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不过其所作考据较为疏略,然焉有彻弃不顾之理。

故考据之学不能无义理,义理之学亦不能无考据。兼有了义理、考据,尚须有辞章。即便自己没有创作,亦得能背诵一些古人的。三者总不可有缺。归根到底一句话,孔子以后,绝不能只有孟子单线相传。大家都是孔子的学生,均可有一份,这才对。

我素酷爱宋明理学,喜欢朱子,亦喜欢阳明,但唯有他们讲道统这一点上,我实在不敢苟同。

总之,我只有一句话,诸位今天均可学孔子之道,但切不可有门户之见。

(此篇为钱穆先生1961年10月7日在香港新亚书院文化演讲会上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