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心法:传习录中的知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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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行二:重要的是心有方向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十四岁的王阳明开始练习弓马之术,并研读《六韬》《三略》等兵法书籍。这时的王阳明内心充满热血,经常被英雄梦想激荡得难以自持。他经常想象自己是一个来去如风、踏雪无痕的世外高人,又或者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总之,他向往传奇不凡的人生。他认为像父亲这样的儒生最大的人生短板就是不懂兵法,更没有实战经验。

对儿子不安分的举动,父亲王华很不理解。王家几代人都能沉浸于个人的精神世界,专注辞章之学,唯独这小子从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天就不让人省心。他的思维过于跳脱,比其他同龄孩子好动,凡事喜欢探个究竟。每当王华搬出圣贤的话语想压一压他的野性,王阳明就会抬出孔老夫子的那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来搪塞他。

在王阳明看来,像父亲那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元郎只能做做官样文章粉饰太平,一旦生逢乱世,就会仓皇无措,个人的生存都会成问题,更不要说为国为民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书生误国一说,王阳明可不愿成为这样的人。

偶有空闲,王阳明就一个人纵马上关,登上烽火台,望着万里晴空中自由翱翔的雁阵,内心激荡不已。北国的阳光比南方强烈,明晃晃的,刺得他双眼蓄满了泪水。

王阳明打马而上,自如下关,结果在路上遇见了关外的鞑靼人。少年人的好斗天性,加上蒙元以来的民族仇恨,点燃了王阳明内心的战斗激情。他弯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了过去。鞑靼人措手不及,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何仗势,再加上山谷中有回音激荡,惊得一帮鞑靼人四散奔逃……

一直以来,王阳明对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他在京城四处寻访,想了解更多关于那场战争的情况。他经常把自己想象成历史上的那些名将,策马扬鞭,经略北国,也经常深入那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进行调查,与人探讨防御外敌入侵的对策。

王阳明在居庸关附近考察了将近一个多月。他登长城、访乡老,询问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古代征战的细节,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方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王阳明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他梦见自己去参拜伏波将军庙。在梦里,他还写了一首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王阳明十五岁的时候,天下纷乱,各地或洪水泛滥,或旱灾频发,盗贼乘机作乱,抢夺官府钱粮,官军对此束手无策。王阳明突发奇想,要为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他请求父亲王华代为上书,为平定陕西的石和尚、刘千斤之乱出谋献策。

王华平日忙于政务,与儿子交流不多。他实在无法理解王阳明这么做的目的。一个小毛孩子居然想上书皇帝,参与国家军事战略,这真是一件可笑而又疯狂的事。

儿子如此疯狂,让王华再也无法沉默。他认为心智尚不成熟的王阳明过于狂妄,自己身为朝廷官员,尚且不敢随便写信评议朝廷用兵,何况是王阳明这么个黄口孺子。

王华训斥道:“你懂什么,治安缉盗要有具体办法,只会说几句狂妄之语有什么用。还是先敦实你的学问,建功立业是以后的事。”王华想通过这件事,将儿子向求取功名的正途上引导。

在王华看来,于谦那样的民族英雄固然应该崇拜,但时势造英雄,不同的时代成就不同的英雄。没有机遇,所有的理想都只能是空想,要实现经略四方、安邦定国的人生理想,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像自己这样读透圣贤书,踏入仕途。

王阳明像所有心性未定的少年人一样,走了许多人生弯路,心路历程也是几番起伏难平。与王阳明在京城共事过,又一起为圣学努力过的湛甘泉在王阳明死后,在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中,对王阳明年轻时的这一段精神历程有过概括性总结。湛甘泉如此写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这时候的王阳明,像大多数年轻人那样,躁动顽劣而心无定性,沉溺于做一个主持正义、游走四方的侠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后又沉迷于弓马骑射和兵法,做一个保家卫国的战士;然后修习辞章诗文,回归传统儒生的生活轨迹;接着又执着于道教神仙,想让自己长生不死。自认为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梦想,尽干些让父辈感到头痛的事。

在大多数循规蹈矩的人看来,这个孩子活得实在不着边际,经常将自己的一双眼睛顶在脑门儿上。可未经世事的他根本来不及避开脚下的障碍,刚一迈步便会摔得鼻青脸肿。

弘治元年(1488年),王阳明十七岁。带着对圣贤之道的满心疑惑,他回到了浙江余姚老家。

这里曾经是他的玩闹嬉戏之地,更是他童年时的精神乐土。每次回到这里,王阳明的心情都会十分舒畅。可是今时不同往日,母亲已经不在,没有母亲的家园只剩下满目的凄凉。

他的母亲郑氏早在四年前就已去世了,当时他在京城听到噩耗后哭得痛不欲生。母亲郑氏是一个性情温婉、持家有方的女子。每天早上,在一家人还没有起床时,她已经汲水、推磨、纺线,开始了一天的辛苦劳作。王华共有四子一女,只有长子王阳明是郑氏所生。

当王阳明从京城赶回余姚家中,睹物思人,他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亲不在的家园,是荒芜的,是没有温度的。他想到了父亲,想到了京城那个为了光耀门楣而大事增建的“家”。

在王阳明看来,比进取功名更重要的是人的存在,而比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用心体悟自己的存在,只有自己感觉到存在,活着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其实在很多时候,活着并不代表自我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活着却始终找不到自己。

弘治二年(1489年),仕途顺风顺水的王华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准备向朝廷辞官,返乡照顾病重的父亲。身边的同事和好友劝他不要辞官,不然会失去官场晋升的大好机会。王华虽不这么认为,但料想父亲病情不甚严重,也就收回了辞官的打算。

第二年,王华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悲不自禁。他很是后悔去年没有辞官陪伴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如今阴阳两隔,他的内心只有悔恨。王华将父亲安葬于穴湖山,并在墓旁搭建起一间茅草屋。在守丧期间,王华除了辅导王阳明的功课,还顺便给家族里的子弟们讲经解义。

爷爷的去世让王阳明再一次体验到生与死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说,爷爷王天叙是联系王阳明父子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当王阳明不听父亲话,做出逾规越矩之事,爷爷会在儿子和孙子之间做一个平衡,借以缓和紧张的父子关系。

昨日的一切,仿佛就在眼前浮现。爷爷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疼爱自己的人离开了,王阳明觉得自己的表现还是有愧于爷爷生前对自己的厚爱与宠溺。他想,自己或许应该做些什么,对爷爷的在天之灵也好有一个交代。爷爷已经死了,而他还活着。山水依旧,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大自然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而对人来说,命运瞬息万变,生死一线之间。

母亲的病亡,祖父的去世,让王阳明觉得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相隔一张纸,其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王阳明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他越发觉得,这个世界再多繁华过眼,又与我心有何相干?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为人而存在,是人赋予它存在的意义。人不在了,属于人的这个世界也就消失了。

世界有情也好,无情也罢,世间万物的有用和无用都是于人而言。我不在了,属于我的世界也就消失了,即使有用,也成了无用;虽然你还在,可你所面对的世界与我何干?这时候的王阳明不禁感慨到,人生在世,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浮光掠影太过短暂,很多事还没来得及做,人生就走到了尽头。时间都去哪儿了?永远是一道无解的题。人只有打败时间,才能拯救拥有有限时间的自己,而打败时间就要学习道家的长生之术,做个逍遥于世的不老神话。

死亡问题是一个差不多和人类同龄的非常古老的文化问题,关于死亡的解读是所有社会文明的起源。距离王阳明生活年代一千多年前,那些西方哲人就在苦苦追寻一门做人的学问,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要求放弃普通的世俗要求,有一种超然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超然个人生死的思想境界,有一种自觉的死亡意识。

诚然,孔子也十分关注死亡的自然属性,他曾发出过“逝者如斯”的时间感慨。

而庄子则要求人们对死亡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很多个夜晚,王阳明坐在祖父的坟前,久久不愿离去。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于天幕之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他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王阳明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亲人死了,死了就再也活不回来了。他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什么?王阳明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的思考之中。这个切切实实的生命困惑,催生了王阳明冲击汉学、宋学的念头。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的浅近境界就是追求长生不死,自此,王阳明开始迷恋养生之道。

消极的情绪以及对成圣途径的苦苦追寻将王阳明赶进道家的庭院,为后来的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王阳明毕竟不是出世之人,这时候的他只是游弋于各种思想之间,含英咀华,去粗存精,执着地去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