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1）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原文】（2）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此次返乡，王阳明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件大事——结婚。他的岳父大人叫诸介庵，是他父亲王华的至交好友，当时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在王阳明很小的时候，诸介庵就经常到王家串门，他见小阳明机灵聪明，对任何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定此子将来必成大器，于是允诺待其女长大成人后将其许配于王阳明。
为了报答诸介庵的知遇之恩，也为了表示尊重和隆重，王阳明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迎娶诸氏。有人说，王阳明的婚姻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样的婚姻不会有什么感情基础。古人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两家是世交，家长又都是朝廷命官，这种婚姻形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常见，也最为稳固的婚姻形式。
那么王阳明娶的究竟是怎样一位官宦人家的女子呢？三十年后，也就是宸濠之乱时，王阳明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他刻意与家人保持距离，甚至准备泛舟而去，从此相忘于江湖。怎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王阳明又放心不下妻子，不舍离开。这时诸氏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把短刀，对王阳明说：“我只要身上藏着这把刀，就什么都不害怕了，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由此可见，王阳明所娶的这位新娘子也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奇女子。可是新婚之日却让人大煞风景，王阳明居然在这时候处于思考人生的游离状态。他先是像一个木偶人在婚礼上被人牵来牵去，场面有些滑稽，可又令他无法拒绝。他看着眼前晃动着一张张笑脸，恍惚觉得这种场合与自己不相干。他先是在椅子上坐着不动，接着站起来踱步，最后居然跟着自己的心迈出了房门。在离开婚礼现场时，王阳明回望了一眼那个蒙着红盖头的女人，那一瞬间，他的内心有着难以言明的茫然情绪。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像每个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样，对男女之情有过遐想。但是当婚姻生活突然到来，他还是对不可知的来日产生了恐惧。
当他回到现实时，却已经身在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王阳明想都没想，就踱了进去。
但见道观里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道士，王阳明见这位道士风姿卓然，像是神仙般的人物，顿生亲切之感。他上前问道：“道家是何方仙人？”
道士答道：“贫道无为道者，来自蜀地，因道友之约来到贵地。”
王阳明见对方鹤发童颜，就好奇问他年纪。当得知无为道者今年九十六岁，不禁大为惊骇。虽然没有见过真正的神仙，可王阳明觉得眼前的道士一定不是凡人，于是向他请教养生求仙之术。
道士盯着王阳明看了一会儿，言道：“少年人眉宇之间隐然有道家之气，可见与我道家有缘。但身形消瘦，面容有憔悴之色。你应该在养生之道上多下功夫。养生之道，不外乎一个‘静’字。老子崇尚清净，而庄子追求逍遥。你要记住，只要心灵空静，人就可以进入逍遥的境界，实现肉身的不死不灭，这就是养生秘诀。一句话，所谓养生，养的不只是身体，而是人的心灵。只有先清净自我，才能逍遥自我。”
王阳明虽然听得有些迷惑，可又觉得道士说的每句话都像是一个老神仙在点拨尘世中的迷途之人。自宋朝以来，大部分年轻的儒生都会不自主地沉迷于道教。道士基本上都是隐士。在俗世之人看来，他们与红尘俗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宋朝建国初期，皇帝专门从各地找来这些隐士，向他们征询治国良策。这一做法致使很多有识之士都想投身于道教，成为一名真正的隐士。
母亲和祖父的先后离世，让王阳明深感命运无常。王阳明与道士谈得颇为投机，直到东方之既白。王阳明事后对当夜奇遇的解释是：昨天晚上我正准备回家的时候，遇见了道长。如此机缘巧合定是苍天注定，我们便聊人生，谈论人生最美好的佳境。我们将身外所有之事都抛至九霄云外了，专心致志地交流，故而忘却返回时间。
新婚之夜的奇遇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王阳明对一件事只要痴迷起来，往往会百分之二百地投入，这种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行为和投入热情，让他不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
铁柱宫的道士在这里教给王阳明的不过是道教的导引之术，导引之术是信奉道教的道士修炼的一种功法。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那本书中，长春子丘处机传授给郭靖的就是导引之术。无为道长教给王阳明的导引之术其实是一种呼吸吐纳之法，也就是将天地之气引入人的体内，让它在体内流动，以此来达到“心神”与“虚无”的合二为一。
王阳明知道，佛家也有通过调节呼吸来达到心志合一的做法，比如说打坐。打坐是为了调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调身和调呼吸，三者融合，以达到修炼的最佳境界。
王阳明正待开口问他话，道士像是看破了他的心思，说道：“从宋朝以来，儒生士子们修身的第一个功夫便是静坐，要定下来找到自己，去掉污浊之气，找回浩然之气、清明之气。当找到清明之气就是让自己回到宇宙，同时也把宇宙摆到人生里面去。此时，人生就是一个大宇宙、一个小宇宙的合二为一。”
道士指着眼前的太极图，继续说道：“就像你面前这幅太极图，一个黑一个白，里面是动态、流转的，在流转中互为消长、互为阴阳。周敦颐运用太极图，将大宇宙收缩为一个太极图。我们身体里的善与恶，在流转之中，既互相补充又互相消长，但消长到最后是无善无恶。而在这动态的太极图里面，由我来立极，立个中极，做这个太极的中心。中极就是从顶门到脚心，做天地之间的支柱，人立了中极，才能碰到太极。”
王阳明似有所悟，道士接着说道：“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建立中极，先整顿自己，己欲立才立人。要用天地自然所存的理，去做一番救世的事业；用超世间的手段，做入世的工作。一个人的时候，要无愧于天地。”
道士所说的一切，对王阳明来说是新鲜的，就像是在他懵懂的认知世界里，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正是他多年来内心向往，而始终不得其法的精神体验。当他得到道士的点拨之后，立即和道士相对而坐开始练习。恍恍惚惚之间，王阳明就脱离了现实的羁绊，将现实里自己正在结婚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
昏暗的烛光下，王阳明和道士犹如两尊塑像，纹丝不动。而此时诸府上下早就乱作一团，大喜之日，新姑爷逃婚不见了。都是官场上行走的场面人，哪里受得了这个。诸介庵将府上所有人都派出去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折腾了一夜也没有见到活人或者死人。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有下人来报，姑爷在铁柱宫里。
一念浮生，一念清净，才知寻常人家的日月，清淡亦久长。王阳明像是从一场大梦中恍然醒来，虽然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未免过于荒唐，但内心的充实感让他愉悦不已。回转现实的王阳明不得不与无为道长告别，临别之际，道长对王阳明说：“你我有道缘，二十年后，于海上再见。”一个九十六岁的老道士，与一个少年人相约二十年后相见，令人匪夷所思。
除了王阳明，没有人会相信如此荒唐之言。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王阳明才会比其他人更关注自己的内心。王阳明突然发现，原来对世界而言，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对自己而言，自己又是一切。王阳明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他曾经以为天地万物是有终极的，而终极在今天已经变成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个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原来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就成了一个无法靠岸的精神流浪者。当一己之瞬间成为万物之永恒，他就只能与乐观主义做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己内心而不可能以身外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
沉浸于内心世界的王阳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肉身凡胎还寄养于这个现实世界。很多年后，当他的弟子陆澄向他请教人情事变的道理时，他依然坚持认为，这个世界除了人情事变，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可言。
那么何为人情，何为事变？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是人情，婚丧嫁娶、享乐吃苦是事变。
按照王阳明的说法，“事变往往包含于人情中，关键在于‘致中和’，而‘致中和’又只在于‘谨独’”。有人会问，如果王阳明在逃婚的过程中遇上的不是道士，而是海啸、地震、台风等极端自然现象，它们和“人情”有什么关系？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王阳明的“以人心为中心”这一基本点。
自然界的天灾，在人们说到它的时候，其实人心已经参与到其中。作为直接经历“海啸、地震、台风”的王阳明，他所感受到的“惊恐、悲伤、疼痛”不外乎他一心之情，而那些通过王阳明事后口述感受到“海啸、地震、台风”的人，他们或许会心生戒惧，暗自庆幸，又或者麻木不仁。无论怎样，外部世界所发生的现象都是以一种心体的感受形态浮现于人心。
王阳明化繁为简，将人在世界上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归结为“人情”，最终目的依然要落在他的“致良知”这一中心点上。
作为万事万物映射于人心的人之情，是无所谓善恶的，一旦人情浮现于心体，那么心体难免会有所摇晃，发生偏移。在“人情”上做功夫，依然是将“觉到此心不正时”的心给扭正。王阳明说“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就是将任何的“偏执、尖锐、游移”的心体扶正为“中理、圆通、适宜”的状态。而“致中和”需要在“谨独”的层面上实现，这个“谨独”，和“慎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说千道万，还是归结到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谨独”上。
王阳明成亲后，在岳父诸介庵的府邸住了一年多。这一年也是他生活得最为惬意的一年，每日无所事事。看一场烟雨，从开始下到结束；看一只蝴蝶，从蚕蛹到破茧；看一树蓓蕾，从绽放到落英缤纷。百无聊赖，王阳明开始练习书法。与其说他是练习书法，不如说他是通过这样一种书写方式来达到凝神静心的目的。等到第二年年底，当王阳明启程回余姚时，才发现自己已将岳父的数箱纸全部用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阳明练习书法从未间隔，书法大有长进。
王阳明练习书法有一套他自己的独特方式，他说，自己刚开始学习书法，临摹古帖，只是追求形似。练习时间越久，越不敢轻易落笔，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凝神聚气，将字形化于心，这才算找到练习书法的门道。
也就是说，王阳明练习书法，并不是简单地描摹字形。他所追求的书法与唐代书法家的路子是截然不同的，他所追求的书写意境更接近于宋代书画家。北宋有个著名的画家范宽，他在绘画时与王阳明“不求其形，但求走心”的精神也非常接近。他的山水画并不仅仅局限于“像”或者“不像”，他认为“像”只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了画好属于自己的山水，他终日静坐于山林中，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求自然的意趣。哪怕是风雪之日，又或者是月行中天，他都会去林中寻找灵感，而他的灵感来自于仔细观察，静静沉思。等回到住处，再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表现于纸上。
宋代另一个画家高克明也经常徒步郊外寻找山林之趣，或者终日静坐山林，观察周围景致，然后回到家中，排除一切欲念，在安静的屋子里沉思。
这些画家在绘画时，讲究的是静思澄虑、潜心熟虑和去欲脱尘等心法的运用，注重内心情境的营造。他们的书画作品并不仅仅只表现物之形，而是探求物之理。为了表现物之理，画家必须看清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物的本质，也必须去感受宇宙之心和天地之理的脉动。他们通过物象来表现物之心，描绘物之理。
对这些画家来说，画山水就要穷尽山水之理和山水之性，主观性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画家画的是“胸中的丘壑”，而不是山水的自然形态。说得极端一点，自然山水只是画家在内心创立理想形象的一个诱因，是单纯的素材，没有其他的意义。
王阳明学习书法的态度和这些画家的精神是相通的，这表明他具有成为一流书法家的潜质。北宋大儒程颢的思想是象山心学之源，其弟程颐的思想是朱子理学之源。王阳明的思想受程颢的影响颇深，他在书信中，屡次引用程颢之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程颢就曾经说过：“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
王阳明对于书法的态度与程颢如出一辙，他们都不把书法视为一种技巧，很多时候，书法更接近于心法，而这种心法同时又是做学问的根本。王阳明读过这句话后，颇有感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王阳明觉得，在练习书法的时候，刻意求字好之心，或者不求字好之心，都违背了“敬”。何为“敬”？“敬”是一种心的修行，是一种心法。通过书法的练习，让人见识到，王阳明的“理”不外乎人之一心。他与朱熹有着明显的不同，朱熹认为物象才是本源，“理”当于事事物物中寻求。
不光是练习书法，王阳明强调在“事事物物中求至善”。“至善”又是什么？为什么让王阳明专注于此？“至善”是心之本体，这里的心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那一团血肉之心，而是就心的功用与作用而言的心。心的作用是对外在与自我内在的感知和反映，所以心所包容的内容不是虚无的。比如一个书法家，早年与晚年的他，笔下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仅就运笔而言，早年他化圆为方、化整为散，走粗硬直折的路子，根本无法掩饰内心的狂躁不安。到了晚年，一变而为细劲柔和，圆转一如蚕丝，舒缓得好像若有若无。笔简、墨简，其实是心简，显见得一颗浮躁的心也走入了简淡静虚之境。
“至善”本就没有最为标准的答案，就像一个人的书法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你不能认为，此为“至善”，彼就不是“至善”。“至善”是心对其所能感知之物的一个最切合于事理的能动把握。“至善”的来源依然是世间的万事万物。但是在王阳明看来，笼统地说万事万物是世界诸理的来源，却流于“庞杂而缺乏要点”，因为万事万物在没有投射到人心时，它于人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宇宙万物虽然不是专门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但是没有人的意识的参与，天地万物无论是混沌未开还是井然有序，都只是一出自歌自舞自开怀的独角戏。王阳明认为这个空间里的事事物物不是生来就有定理的，而是在心参与进来之后才焕发了勃勃生机。这就是王阳明看待世界的视角，他认为人的心眼，才是真正的天眼。
安然于小小的旧宅，坐在闲窗下，接春水煮一壶新茶，将经年世事都泡在里面。王阳明相信，喝下这盏茶，一段人生，又将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追寻王阳明精神蜕变的轨迹，弘治二年十二月，十八岁的王阳明与当时的名儒娄谅的会面应该是一次重大事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之后，用《年谱》中的话说就是：“先生始慕圣学。”娄谅，开启了他追逐圣学的梦想。
王阳明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份返乡，是因为祖父王天叙病重。他带着妻子从洪都出发，经过鄱阳湖，沿信江逆流而上，从东部离开江西境地。又从钱塘江上游的常山出发。经过衢州到达杭州，最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余姚。
这次会面是王阳明刻意为自己安排下的一场精神巡礼，他领着妻子回余姚。人生如梦，年前来南昌时，王阳明还是孤身一人，如今携眷而归，内心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新奇。经过广信(今上饶）时，王阳明下船专程去拜访了当时他心目当中的理学大师娄谅。
此时的王阳明早已读过很多朱熹的书，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读朱熹的书只是为了求取功名，为了应时应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儒学是他们王家的家学，王阳明在内心深处对儒学还是充满了至信至圣的仪式感。
娄谅，字克贞，号一斋，广信上饶人氏。他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吴是以朱学为正宗的，也有点心学倾向。娄谅喜欢佛、道两家思想，深谙理学三昧，善于静坐，并把静坐视为步入理学殿堂的不二法门。
少年娄谅在求学之路上也走过许多弯路，像许多求取功名的文人一样，他的求学之路也是一个“苦”字，应试教育向来如此。在四处求师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所谓的鸿学大儒不过徒有虚名，所传授的也不过是举子之学（应考的学问），而非“身心之学”。这让他很是失望。
娄谅反对“举子学”，倡导的是“身心学”，虽然表面上仍主程朱居敬之旨，但是在学问的骨子里却已经潜行着周敦颐、程颢之学，而周敦颐、程颢正是心学的一个重要来源。黄宗羲说娄谅发姚江之端，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循“道”轨迹在有意无意之中契合了娄谅的心志，“道”本身决定了二人在这条精神跑道上的选择。
娄谅之所以能够脱胎换骨，与吴与弼有着直接的关系。娄谅在江西临川遇到潜居乡间多年的大儒吴与弼，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吴与弼接收弟子向来严苛，就算有人千里投奔，只要不入他法眼，他就一概不收。可是娄谅的到来还是让吴与弼如获至宝，弟子投名师，名师又何尝不青睐悟性高的弟子。听说娄谅来投，吴与弼迎出门外，牵着娄谅的手说：“老夫聪明性紧，贤友也聪明性紧。”师生二人惺惺相惜，他们都是在学问上精益求精的人。
初到崇仁，娄谅不屑于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琐碎的事务上。自己是来求学问的，又不是来耕田锄地搞农业生产的。吴与弼自然看出了娄谅心底的那份困惑，就告诉他：一个人从书本上得来的学问还是浅薄了些，真正的学问无处不在，你不要小看了耕田除草此类琐碎之事，大学问就是要从这些社会实践中得来，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得来。
娄谅即悟，学问之道不能不亲治细务，躬行践履，格物致知，为学问之途。
在此之后，他在吴与弼的馆舍里，凡扫除之事，都会亲自去做，从不使唤童仆。吴与弼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将其列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凡不语门人者，皆语于娄谅，可见信任度之高。
娄谅对自己的老师也是敬重有加。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吴与弼认为，一个人能够做到安贫乐道，才是真正的君子。当时，有南昌学者张东白和吉安永丰学者罗一峰到崇仁拜访吴与弼，吴与弼坚决不见他们。这两个人就给朋友写信诋毁吴与弼，但吴与弼根本不予理会，只是一笑了之。娄谅看不过眼，就找到他们质问道：“君子和小人本是势不两立的，如果后人认为康斋（吴与弼的号）是小人，那二兄无疑是君子了；但倘若后世把康斋当成君子，却不知二兄应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呢？”被娄谅这么一说，罗一峰和张东白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不再诋毁。
娄谅从抚州回到上饶，与弟弟娄谦在“理学旧第”后山建造了一座“芸阁”（娄谅老师吴与弼题写），专门用来读书和讲学。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直到43岁才应举进士，并被朝廷派任成都府学训导。心不在此的娄谅只在成都的任上待了两个月，就谢病南归，回到上饶“芸阁”教授学生。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拜入门下的弟子也越来越多，娄谅的知名度也随之提升。文人江湖早就有传言，长久的静坐使得娄谅有了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他的眼睛可以穿透时空，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当时的娄谅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他进京参加会试，走到半路上突然折返回头。身边人很不能理解，以为他哪根神经又错乱了。他一脸紧张地说：“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
结果一语成谶，会试的贡院果然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很多举子考试未捷身先死。黄宗羲说这是他“静久而明”，神术由心而生。
在没有见到娄谅之前，王阳明已经在心里将对方想象成了神仙般潇洒出尘的人物。娄谅在书房里热情接待了王阳明，没想到娄谅没有半点儿仙风道骨的距离感，更像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者。他豪迈的语气里透着无比的自信，王阳明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人，怎么就无法算到自己的命运结局。
在娄谅府上，王阳明还见到了他那个美丽且能诗善画的女儿。娄谅能为别人占卜未来，却未能算出自己的命运。尤其是没能算出这个美丽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宁王，更没算到他的子侄也因此受到牵连，多被捉拿，门生受到牵连，他这一脉落得狼狈不堪、寥落星散。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给已经自杀的“娄妃”以礼葬，既表彰其深明大义规劝宁王勿反的知礼精神，又报答了娄谅点拨自己的恩情。
在这次会面中，王阳明在精神上得到了强有力的指引。娄谅以身体力行的求道经验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娄谅表现出来的自信更坚定了王阳明的信心，也挠到了少年人要求奋发的痒处。他让王阳明相信，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圣贤”的理想。
娄谅大声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他坚定的语气、夸张的手势，就好像台下有无数双求知的眼睛在望着他，鼓动着他，这让王阳明感到与其非常投缘。多年后，等到王阳明登台讲课，举手投足之间也有娄谅的影子。
王阳明一直在寻找如何做到圣人的方法，听娄谅这么一说，自然是惊喜万分。既然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圣人的理想，那么怎样学，怎样做才能走到这一步呢？娄谅只给出了两个字：“格物。”
娄谅向王阳明讲得更多的还是“宋儒的格物之学”“居敬功夫”。这是朱熹理学的治学之道，也是成为圣人的不二路径。
人们在面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时，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靠近它、试探它，最后才能了解它。只有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的人，方能称之为圣人。王阳明如遭当头棒喝，从之前对“圣人很难做到”的困惑中猛然惊醒。
娄谅告诉他，你身上还有少年人跳脱的心性，需要时间打磨。如果你想要成为当世的圣贤，那么就要秉持一颗恒心，要认真严肃地对待“成圣”这件事。娄谅穷理重在用心，他认为“心之妙用”可致理现。这时候的王阳明虽然还没有真正打开心学之门，但却已经懂得了师友之道。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自己的同路人，或者说是被自己视为老师和朋友的人，必须是修得“人之道”或者“心之德”的人，就像是娄谅。对于那些没有修得“道”和“德”的人，他是看不上眼的，更不会成为自己的同道中人，他只需用最普通的礼仪来对待就可以了。
王阳明此行，不光向娄谅请教宋儒格物之说，也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娄谅非常赏识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向王阳明灌输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自己做学问的态度。尤其是那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深深触动了王阳明的内心，更点燃了王阳明从少年时代就有志于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的热情。
不过对这时候的王阳明来说，当务之急是通过修习格物之学用最短的时间实现自己的圣人理想。
这次事件是王阳明精神世界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有着活泼心性的少年人，与朋友开开玩笑，用自己的小聪明耍弄耍弄人。与娄谅一别之后，王阳明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经常会沉默无言，正襟危坐，变得深沉起来。他的朋友，尤其是那些朝夕相对的亲人觉得大为惊奇，他面有愧色道：“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过去的我言行不端，太过放荡，今日的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告别娄谅回到老家后，王阳明每天一门心思想的就是从娄谅处得来的成圣法门——“格物”。想要“格物”，就必须吃透朱熹的理学精神。
王阳明找出朱熹的《四书集注》狠下了一番功夫。朱熹这个人喜欢写读书笔记，在上面批注得密密麻麻，王阳明白天看朱熹的《四书集注》，晚上就看经史子集。这些书让王阳明眼界大开，心思日益增进。等回过头来再看《四书集注》，他觉得那些都太小儿科了。
王阳明觉得朱熹之所以能够被世间儒生们崇拜和摩挲那么多年，肯定有其他圣贤所不具备的特质。与娄谅的此次会面，让一直对圣贤之路高山仰止的王阳明找到了一条路径。虽然从此时到他真正创立心学还要经历一段精神上的迷茫时期，甚至一度走上歧途，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次会面，使得王阳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