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这次返乡是父亲王华的意思，一是为了照顾病重的祖父；二是回余姚老家全力准备秋天的乡试。当然对于王阳明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收获，那就是不用与父亲朝夕相对。王华在儿子面前喜欢板着面孔，太过严肃。父子之间的交流很不顺畅。
回到余姚，王阳明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轻松了。听着祖父和他的朋友们抚琴吟诗，王阳明就会变得放松和愉悦。人生中快乐的日子总是太过短暂，第二年，祖父离世。
面对祖父的突然离世，王阳明觉得自己的整个世界都黯淡下来。最疼自己的人走了。空荡荡的大宅院只剩下祖母一人，园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让王阳明想起和祖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祖父喜欢竹子，“竹轩”里种满了竹子。王阳明总觉得一竿竿迎风摆动的绿竹里藏着秘密，想说出来，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面对世间的万事万物，语言有时显得太过苍白。
王阳明从娄谅那里学到的“格物”说，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格物”。准确地说，此“格物”乃是娄谅自己所理解的“格物”，而非真正的“格物”。娄谅的恩师吴与弼是朱子学说的门徒，也就是说，娄谅所继承的是朱熹的思想。
王阳明在经过一段基础性的知识学习之后，就想单刀直入探究朱学的内在。王阳明和父亲王华在京城同住那一段时间，父亲为他参加科举考试，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如果是为了举业而读书，那朱熹的书自然是绕不开的。
在朱熹的书中，有一句话给王阳明造成了不小的触动。这句话其实并不是朱熹说的，而是程颐说的。这句话是：“众物必有表里精髓，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理”这个东西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想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必须依照《大学》中的格物之法，格天下万物，明白各自之理，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顿悟万理归一，就能成为圣贤。
在这句话的指引下，王阳明和一位姓钱的朋友开始一起格竹子。王阳明和他那位朋友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竭心尽力地来格其中之理。
所谓“格”就是盯着那棵竹子看，直到世间万物的道理从中浮现出来。
尽管他找的这个朋友半信半疑，但他禁不住王阳明的一番宣扬，对王阳明的说法感到非常震惊。原来圣贤之路始于一根竹子。
这时候的王阳明认为，既然圣贤之路在前方向自己招手，那么只要自己的方向没有跑偏，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选择了一根竹子，通过一根竹子来体悟大千世界的万物之理。要知道程朱理学与纯粹的心学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王阳明意图乘心学之舟抵达理学的彼岸，用理想主义的方式解决哲学世界的难题。
不是王阳明太过幼稚，而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人必须要经历精神历练。这时候的王阳明也还只有十八岁。他所认可的那些圣贤们，说的每一句话对他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这个阶段的王阳明在学识和经验上还很不成熟，一门心思想通过格物悟出所谓的“物之理”。对于一个心性还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缺乏岁月的积淀，又怀着不切实际的狂想，失败是必经阶段。
既然朱熹说一草一木皆含至理，那么王阳明便要和他的朋友来一场身体力行的格物之旅。王阳明从来就是行动派，没有行动，他就不会要这个发言权。就算最后得到的是一个荒诞的结局，他也要用行动的过程去证明。到了第三天，朋友便劳神成疾，退出了格竹子的战场。看来这圣贤之路真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达到的，资质愚钝之人，还是回家关上门啃书本来得实在。
王阳明对于朋友的半途而废，也只能摇头苦笑。可是撑到第七天，他也因耗尽心力而病倒。到了最后，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幻觉。那些竹子就像是已经成精成怪，它们挤眉弄眼地向他不断地发起挑衅。在虚幻的世界里，他就像是堂吉诃德在与自己的假想敌作战。
王阳明大病了一场，内心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如果说人心是一面镜子，那么属于王阳明的这面镜子还没有被完全擦亮，还不足以照亮整个世界。这件事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求取圣贤这条路上，光有意志力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七天时间里，王阳明是如何沉思其理，脑子里又想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或许觉得自己天赋有限，无法参透世界之妙。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可能不对朱子学说产生怀疑，至少会播下怀疑的种子。朱熹说，天下万物都有它的道理，包括一草一木一根竹子，如果说格一根竹子都要费那么大劲儿，那么目之所及，天下之大，就算我们不吃不喝格到死，也无法格尽万物之理。
王阳明在圣贤的道路上还没真正迈出步伐，就遭此打击，只能自叹没有做圣人的能力。释迦牟尼的悟和达摩的悟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可结果让他们成了佛。耶稣倒是悟出了自己必须完成的使命，成为三圣一体的神。
本来准备通过格物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王阳明在现实面前，反而被这个世界无情地格了一回。对王阳明来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真正的命运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艰辛。
作为圣贤之人，朱熹所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深邃的秘密。在他的《答陈齐仲（书）》中，如此说道：“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依照朱熹的说法，王阳明将心放在一根又一根的竹子上，这能算什么学问？
清初朱子学者吕晚村也曾指出：“阳明求竹理之法，为朱子所排斥，故失败乃是必然。”
朱熹说，“穷天理”“明人伦”是他“格物穷理”理论的根本，这些内容都是圣人教过的，所以自己所要做的是向圣人多学习。这也正是朱熹推崇“读书穷理”的原因所在。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和人伦，而是将其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如果舍弃大纲，仅就具体的一草一木去探求其理，那就丧失了朱熹思想的精髓。
在《大学》中有这样的句子：“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是儒学的根本，有一段时间，它成为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所谓格物，不过是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事物不同，他们各自的“理”也就不同。但是王阳明这时候的格竹之法，接近的并不是天理，而是禅学之理。
美国有一句谚语说，盛夏时节到玉米地里可以听得见玉米生长的声音。早上到玉米田里去看，高两尺半，黄昏再到田里看，长高三英寸。那个玉米棒子，一天可以长一英寸。到玉米田里，确实能看到玉米的成长，力量很足，苞也很饱满，叶子也蓬勃而生。
美国人格玉米，王阳明格竹子，结果是一样的。格出的只是他们昂扬向上的生命力，而不是所谓的“道”。
当时王阳明之所以会选择格竹，是因为竹子已经摆在那儿。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当时在那个地方长出来的不是竹子，而是美国人的玉米棒子，王阳明也照样会去格它的。依照王阳明当时的想法，格竹子也好，格玉米棒子也罢，格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格”来达到穷尽其理的境界。
如果将王阳明换作朱熹去“格竹”，那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朱熹不会一上来就去“格”，他首先会搞清楚竹之理与其他草木之理有什么不同。这就像是一个大师级的画家，他在动笔之前所想的不是如何运笔，而是先要搞清楚山水之理、木石之理，然后才能绘出最真实的山水木石。
格物也是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楚每种事物所具有的特质，此物与他物之间有什么不同。只有先认识事物本身，然后才能进一步去探究其存在的生命根本之理。在朱熹看来，天地万物汇总而成“一理”，每个事物分开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具体体现。朱熹的理并不是王阳明的理，王阳明希望通过“格竹”这件事，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而不是将“一理”分割成千理万理。他没有看到理的千差万别，而是直接本着天地万物的大“一理”而去。
不管聪明而又愚钝的人类如何认知这个世界，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在探究竹子之理时，如果忽视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
在《庄子·知北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一天东郭子去问庄子：“您所说的道，它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庄子说：“大道无所不在。”
东郭子说：“必得指出具体的地方才行。”
庄子说：“在蝼蚁之中。”
东郭子问：“为什么会在那样低下卑微的地方？”
庄子说：“在稻田的稗草里。”
东郭子说：“怎么越发低下了呢？”
庄子说：“在瓦砾之间”。
东郭子问：“为什么越来越往下了？”
庄子又说：“在屎尿里。”这句话让东郭子彻底陷入茫然无知的状态，难道越高明的理，就越难以究其所在吗？
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居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虽然不能看到真实的构成，但是它随天体而行，所有人间世事都在道法之中。
传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神奇的东西，它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轻若无物，却又重如泰山。如果能够获取此样东西，就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奥秘，揭开包裹这个世界的所有伪装，通晓所有知识，天下万物皆可归于掌握！
这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传说，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此物名唤“道”。所谓道，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是最根本的法则，只要能够了解道，就可以明了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
朱熹的“道”源自儒家，又叫作“理”，既不是开悟，也不是练习武术，这种稀罕的东西是从书本中读出来的，而且还能够拿出来用。一旦通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此即儒家之道。有人会问，既然“道”如此妙不可言，那怎样才能悟道呢？
如果你有心参禅礼佛，就能体会现代人所追求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的真意。所谓目中无佛，心中有佛，正是佛法的最精髓之处。
而佛家悟道的唯一途径，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靠自己。而朱熹在自己悟道的过程中，也给我们做出了四字的经验总结：格物穷理。朱熹告诉我们，“理”虽然很难悟到，但是它却存在于世间万事万物之中，理无处不在。要领会“道”之所在，就需要你去“格”。
至于到底怎么格，那就不拘泥于形式，望着天空发呆也好，千山万水走遍也罢，想怎么格就怎么格。问题又来了，“格”到什么时候能够“格”出理“格”出头？宋明理学的另一位圣贤程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
格竹子失败，一时之间动摇了王阳明的成圣之心，让他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来一次重新的考量和评估，也同时向他昭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外部去认识这个世界是一条死胡同。对于心性未定的王阳明来说，一时的挫败只是人生路上的必经阶段，是不得不交的学费，更是求之不得的精神财富。
王阳明顺时就势沿着现实的跑道向前滑行而去，“随世就辞章之学”。这么多年，他除了在科举考试上下功夫之外，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理学上，将朱熹的字字句句读了个通透。
这次失败对一心求解的王阳明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心有不甘。他感慨道：“格竹子这件事让我明白，圣贤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我再也没有精力去格物了。”此路不通的王阳明只有选择另一条路走，专心攻读“辞章之学”，应付科考。王阳明在掉转方向之后，一切都朝着世俗标准里的那个“好”迈进，而这也是父亲王华的期望所在。
弘治三年（1490年），王阳明十九岁。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祖父王天叙去世。人的一生要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祖父的突然离世，让他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依靠。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一岁的王阳明很容易就在浙江乡试中脱颖而出。王阳明在家乡的中举，使得自己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最末一个阶层。这一资本使王阳明在面对父亲充满杀伤力的眼神时，感到腰板似乎也挺直了许多。但谁让他的父亲是状元呢？他这点小成绩在父亲的眼里简直不值一提。
传说这次乡试的前一天，负责当日考场巡视的官员，隐隐约约看见有两个巨人，其中一人身着绯红色的衣服，一人身着绿衣服。二人面对面站在那里，口中反复念叨：“三人好做事！”待巡考之人走近，巨人倏忽不见了。
这个传言显然是杜撰的，但这三个人后来都与朱宸濠叛乱有着很深的渊源。胡世宁是检举朱宸濠的人，孙燧死于那场叛乱，而王阳明则是平乱之人。
这时候，所有人都以为，王阳明赴京参加会试同样是一场捍卫荣耀之战。与他同时中举的还有胡世宁和孙燧。或许是上天在故意考验他，被所有人看好的王阳明居然在弘治六年（1493年）的会试中落榜了。状元郎之子，起点是如此之高，结果是如此不堪，这让看好他的人大跌眼镜。
格物不成，科考又失败。虽然王阳明口口声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但要说他丝毫不为所动，显然是不真实的。毕竟自己的父亲是状元郎出身，自己也想就此实现一个男人的政治抱负。尽管王阳明在私下里和父亲争论过，科举并非圣贤之道，状元也不能代代相传，但真要让他在科举面前受到挫败，还是让他消沉了许多。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在高大完美的父亲面前，自己可怜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不过他的失望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或许只是在获知消息的那几天时间里。远远没有格竹失败带来的内心冲击大，毕竟探索内心，参悟天理，才是他成圣之路上的关键所在。
当他父亲的那些同僚们听说王华那个一心想当英雄，又想成圣贤的儿子落榜了，震惊之余，他们都来鼓励他。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你今年考不上没有关系，来科必为状元，我看好你，贤侄何不写一篇《科状元赋》？”
李东阳说这样一句话，不过是想帮助受挫的王阳明重新找回信心。可这样的话，在王华听来无疑是刺耳的。堂堂状元郎之子，本来落第就够丢人了，可李东阳偏偏让他作一篇状元赋。心思纯粹的王阳明并没将此言放在心上，他甚至将这一句暗含长辈对晚辈的玩笑之语当了真。他笔走龙蛇，当场就完成了一篇文章。
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落榜的王阳明居然以如此高调的做派对待长辈们的善意鼓励，有人评价道：“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这孩子如果将来中第，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放在眼里。
正如他们所愿，弘治九年（1496年）的会试，王阳明再次成为一名落榜者。作为有志于圣人之学的王阳明，即使两次会试都落榜，他也并未表现得一蹶不振。更何况与他同时落榜的人中，还有一个厉害的角色——唐伯虎。
这就是弘治年间那场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礼部会试舞弊案”。江阴巨富之子徐经暗中贿赂了主考官的家僮，事先得到试题。事情败露，唐伯虎也受牵连下狱。很不幸的是王阳明与其同科应考，成绩同样作废。
如果说格竹子失败，是王阳明的心力不够。那么格科举这个物，则更多是因为他用力过猛。人在此处，心在彼岸，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这么做只能是顾此失彼，两头失重。或许有人在这里会有疑惑，王阳明一手抓圣人之学，一手又要抓科举之业，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程颐当年遇上周敦颐，他认识到圣人之学才是拯救自己的第一学问，于是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科举登第之路。按照圣人成才的路径，这时候的王阳明既然已经有了将来“做圣人”的念头，他就应该像周敦颐那样，放弃科举考试。
其实不光王阳明有抉择上的两难，对于大多数儒生来说，都存在这一困惑。在宋代之前，读书人认为科举考试才是一条光明大道，参加科举以博取功名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要务。等到宋代以后，读书人内心坚固的理想根基发生了剧烈摇晃，于是，有人改弦易辙，将修习圣人之学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第一等事，科举考试反倒成了次要的。
儒学从来就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第一选择，所以经世致用才是第一位的，出仕才是奋斗的方向。出仕者最大的人生理想是想尽一切办法登上一级又一级的台阶，在他们看来，只有登上更高的台阶才有机会去领略不同的风景，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完成科举考试，成为进士是他们必须登上的第一级台阶，只有登上这一级台阶，才能将这场没有退路的游戏进行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一脚踏空，有人步步扎实，有人身不由己，之所以结局不同，是因为初心不再。
科举之学与圣人之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往往为道义所绑架，为国为家为民；后者才是“为己之学”，重在精神世界的塑造和人格的自我完善。本是相互矛盾的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化解呢？
此次落榜是王阳明完全没有想到的，可结果已经注定，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现实。失望之余，王阳明回到了老家，那里是自己的精神后花园。每遇困境，王阳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
读书泼茶，倚楼听雨，日子清简如水。这次回乡，最让王阳明感觉到愉悦的是，他可以与故乡的文人儒士们打成一片，还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龙泉山诗社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悠然自得的名士生活。社址在龙泉寺，位于龙泉山的南麓，面临姚江。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王华曾经在此寺中读书。
窗外风云交替，车水马龙，内心安然平和，洁净无物。如此清淡，不是疏离尘世，而是让自己在尘世中修炼得更加质朴。王阳明赋诗说：“我爱龙泉寺，寺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这段时期是王阳明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以诗言志，抒发内心的苦闷。人生犹如一盘棋，关于输赢，我们总是无能为力。迷惘之时，多半在局内，当了悟的时候，人也往往置身于局外。离开故乡已经有三年时间，投身于俗世中奔忙穿梭。污浊不堪的尘世让他的内心也变得缺氧，龙泉山岩石上流淌的泉水依然清冽透彻，与这泉水相比，人类也只有羞愧的份儿。一边是求取功名的功利之心，一边是抛却尘世的隐遁之情，王阳明所面临的抉择是每一个文人都要经历的内心挣扎。
也就在这时，魏瀚辞掉了身上的官衔，无官一身轻地回到了余姚。魏瀚曾经当过布政使，也就是一省之长。他的父亲和王阳明的祖父曾经是至交好友，魏瀚曾经为王阳明的祖父王天叙立传。
魏瀚经常来龙泉寺与王阳明下棋或联局，奇怪的是，魏瀚很少有机会赢王阳明。
王阳明这时候的笔下流淌出：三月开元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从王阳明这一时期的诗文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矛盾的状态。前一分钟想要功名，下一分钟又想成为圣贤，且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在脑海中倏忽而过，一觉醒来又成了壮怀激烈。
他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摄心炼性的无上妙法，对待俗世生活已有足够的定力，但稍有风吹草动，这一切就像一张薄纸般脆弱，真正能让自己燃烧，让身体每个毛孔都血脉贲张的，还是左手功，右手名。
等到很多年后，王阳明回忆起这两次科考失败的经历，在难以理解的同时，也对自己当初的执迷有了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释然。尽管只是区区一第，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却是王阳明不得不去攀登的一级台阶。登不了这个台阶，他就无法立足于一个官本位的国度，更谈不上什么治国平天下。
这时候的王阳明内心还做不到守静如一，功名心还极强。他格竹子，不过是为了在圣贤之路上实现一日千里的精进。科考，更是为了博取功名。很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就谈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性，指出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获取功名，就不能为官，更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甚至将举业视为一个官员向帝王敬献的贡品，这句话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他认为，一个儒生在有志于圣学的基础上，再来修习举业，这样取得的功名才更有现实意义。落第之后的王阳明并没有陷入困闷之境，更多时候表现的是一种洒脱之姿。在他看来，参加科举与圣人之学是并不矛盾的，只要心中有圣贤之志，举业不过是修习圣学的一种手段而已。
宋代以来，关于儒生到底该不该将举业视为人生第一要务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程颢、程颐兄弟最早致力于举业，但是当他们遇上周敦颐之后，还是选择了放弃举业，义无反顾地奔向圣人之学。而陆九渊更是直接将科举划入异端思想，认为读书人沉迷于举业只会让自己的精神世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对于王阳明来说，一颗难以平复的功名心，才是真正要去格的物。王阳明并不排斥科举，他的家世背景，从小接受的教育都不可能放纵他去做一个散淡于世间的隐者，更何况，他自己也不想在体制之外自我放逐。
虽然有时候他会有点儿矫情似的站到物质主义者的对面，以一种执拗的心态来赞美世间种种的虚无：铺满落叶的小路、天上的星子、变幻的云霞、寺院的钟声、山、石、竹、泉、古碑、枯坐、冥想。这世界有让人觉得瓷实的物质的A面，也有充斥着种种不可捉摸之物的B面，他耽于虚无，也耽于现实带给他的种种快乐。
王阳明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这不光是王阳明的困惑，也是那些困惑于举业与修习圣学哪个更重要、哪个该放手的儒生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毕竟活着才是第一位的。因为贫困，而不能赡养父母，让家人跟着自己喝西北风，并不是一个男人想要的生活。如果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让自己有能力侍奉父母，有能力养活妻儿。从这一点说，科举考试还是会受到现实的考验。
王阳明真正反对的是，只重视科举，不注重身心修行。他在给妻弟诸用明所写的信中，就向对方建议，在孩子教育方面不要一味地强调科举，而要让孩子明白，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做学问，好好修行才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事。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今天，教育要以人为本。一次次的考场铩羽，一次次饱受打击，王阳明不禁感叹：人为什么削尖了脑袋要往官场钻呢？
科举入仕既然成为强势的主流价值观，博得功名的念头已深入读书人的心灵深处。尽管一再受挫，王阳明还得重新振作起来，先跳过现实的龙门再说。在他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表露无遗。诗中有言：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开头是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中间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成为心学的主旨。最后终于道出耐心掩饰的内心真谛。这时候，成圣贤还是王阳明心头的第一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