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在王阳明的世界里，圣人之学与科举考试应该是一个有担当的读书人必须去完成的人生阶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虽然连续两次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
“格竹子”挫伤情绪过后，王阳明只能徒唤无奈。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天分不够，又或者是朱熹的学说真的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王阳明对于理学的热情降至最低点，圣贤之路对自己来说，难道真的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如果真是如此，他所要做的是回到现实当中。
但是王阳明很快就发现，即使是在求取功名的路上还是绕不开朱熹这座巍巍昆仑，同样需要举子业。朱熹认为“理”应该在事事物物上求取，而王阳明则认为“理”不外乎人之一心。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到底谁是第一位的，是事事物物，还是人之一心。
按照朱熹的意思，“理”存在于事事物物中，只要我们坚持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积少成多，终有一个融会贯通的时候。具体到何时会通，朱熹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朱熹认为，“理”在事事物物中，不存在心内之理和心外之理，外在的事事物物是第一位的。
对于朱熹的观点，王阳明并不是毫无选择性的盲从盲信。其实这时候，王阳明的内心已经举起了那块“反对”的牌子。等到数年之后，王阳明在心学上已有大的精进，回忆起当年那段格竹子的经历，他不无感慨道：“众人只说格物要按照朱子说的去做，却从来没有将朱子说的拿去用。只有我实实在在地拿去用了，试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与朋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又哪来今日心学的力量？”
“格”到底是一种什么功夫？而王阳明又想从中收获什么呢？朱子的“格物致知”是对于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等到穷究得越来越多，才恍然有悟于天地万物的共有之理。当然朱子本人也不会这样去格竹子。
或许是经历不够，学养不足，这一阶段的王阳明锐气过剩，好多方面还显得不够成熟。其间他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探讨了很多学问上的疑问，还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事。
王阳明一生起起落落，但是在人生的前二十年时间里，他的信念仍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尽管如此，毕竟家学渊源，父亲又是科举制度里的精英分子。虽然王阳明偶尔会心游儒学之外，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儒学依然是至圣之学，这种与生俱来的敬意会时常在他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与娄谅的见面，让王阳明重新燃起圣学之志。本以为格竹会让他找到圣学的法门，怎奈越格越惶惑，越格越让自己找不着北。最后还是在孝亲的传统理念召唤下，回归俗界。如果不是忠君孝亲这一人生理念的支撑，估计王阳明早就成了方外之人。毕竟孝是人之本，是融进血液里的东西。
也难怪，很多年后，王阳明在向自己的首席弟子徐爱说起当年之事，徐爱充满疑惑地问他：“您讲只求之于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吧？”
要搞清楚师徒之间的这场对话，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何为“至善”？
“至善”显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德层面上的“善与恶”的“善”，它更接近于“理”。一日，王阳明在偶然之间读到朱熹给宋光宗的一份奏折。在这份奏章里，朱熹写道：“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朱熹的这句话像是一道劈开脑洞的闪电，让王阳明瞬间开悟。在此之前，他在学习上追求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广博，忽视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最终导致学问不精。很多时候，王阳明会觉得自己处处受困，精神之茧始终难以破除。于是，他开始一步一步去穷理，并努力将物之理与自己的身心融为一体。
这到底是为什么？当徐爱提出“至善止于心，还远远不能穷尽天下之理”时，王阳明告诉他，人心对事理的反映与自然之理重合为一时，人心所达到的境界就是“至善”。也就是指人心与天理相吻合的那一个点。
我有一个痴迷于照镜子的朋友，每天保持着二十分钟照一次镜子的频率。所幸的是，她所生活的这个年代，找到自己的映像并不是难事。手机可以自拍，各种镜面物体随处可见。有一天，她跑来跟我说，镜子让她明白，人永远是她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人。人应该观照自己的灵魂，而灵魂真是需要映像来认识自身。
我好奇地问她，你有没有发现镜子的虚幻和危险？
或许是被我说中了心思，她瞪着眼睛看着我，然后说道，每次照镜子的时候，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心底里喊：“离镜子远一点儿，一切都是幻觉。”那一刻，我想到了王阳明。王阳明所说的“天理”其实就是真理、原理或者事物规律在人心里的投射，当这些东西还没有投射到人心之时的存在，就是“道”。
换句话说，“道”投射于人心就是“天理”，孤立于人心的存在状态就是“道”本身。
我的女性朋友将她的世界视为镜像，把万物都作为她的镜子了，镜子成了她的欲望、恐惧与内心交战的见证。她明知它的虚幻和危险，她就是离不开它。法国历史学家萨比娜的《镜像的历史》中有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人注视着镜子，而镜像操控着你的意识。”
有一天当我将这句话送给我的那位女性朋友，她突然顿悟道，原来我在镜子看见的那个人不是我，我才是影子。每次当我置身于我那间装着八面镜子的房间，就觉得这世界不止一个我，而有很多个我。
王阳明把心作为镜子，把它照向四面八方，这样便能制造出太阳、月亮和天空中的其他星宿，他也可以制造出动物、植物、山和大地。不同的是，镜子所照见的，是徒有表象没有实质的东西。而投射于人心的，是“天理”。心会迷失方向，但“天理”不会。“天理”属于时间和空间，它们有着一个恒定的方向。
让我们再回到王阳明与弟子徐爱之间的那场对话，王阳明问徐爱：“心即理也，天下还有心外的事，心外的理吗？”
徐爱回答道：“还是有许多理的，比如说服侍父亲的孝道，侍奉国君的忠诚，结交朋友的信义，治理民众的仁政，其中有很多道理，这一切怎么可以假装看不到呢？”
王阳明长叹一声，说道：“这种错误的说法已经流行很长时间了，又岂能一句话就让你开悟！比如说你服侍父亲，难道是为了从父亲身上求个孝的理？侍奉国君，难道是为了从国君身上求个忠的理？结交朋友、治理民众，难道也是为了从朋友身上、民众身上求个信义和仁政的理？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发乎于心。自己的心没有私欲的遮蔽，就是天理，不需要再从外面增加一丝一毫。自己的心和天理合二为一，用到服侍父亲上就是孝，用到侍奉国君上就是忠，用到结交朋友和治理民众上就是信义和仁政。只要在自己心中去除私欲，在存养天理上用功就可以了。”
徐爱说道：“听先生这么一说，我好像有些明白了。但是旧有的说法依然缠绕于胸中，还有一些没能搞明白的地方。比如在孝顺父亲这件事上，其中的冬温、夏凊、昏定、朝省之类，这些细节性的规矩还要讲究吗？”
徐爱这里提到的旧有的说法，也就是朱子的观点，理在事先，理才是万物之本。
王阳明说：“当然要讲究的，只要有个头脑，便自然在冬冷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的道理。这都是诚孝之心发出来，有此心才有这诸多做法。”
在王阳明看来，孝顺父母、信任朋友之类的品德，本就是存在于人心的天理，我们不是在学习这些规则，而是在去除蒙蔽内心的灰尘，让这些品德自然地显现出来。在与王阳明的反复讨论中，徐爱用“自长眠中醒来而觉混沌初开”来形容自己的内心感受。
程朱理学则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人伦道德、尊卑等级、三纲五常都是“天理”；要“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人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让道德理性来支配和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还不满二十岁的王阳明来说，想要穷尽朱熹的“格物之学”的精髓，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不靠谱的举动。
朱熹和王阳明在确立自己学问立场的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朱熹在向自己内心求索的同时，还要通过苦读和向师友求教等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学问基础。而王阳明则是将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论证世间一切事物都在人的内心，依心而有，心外无物，心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心是外物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万事万物存在于我的心里，关于万事万物的那个“理”也同样存在于我的心里。我们要认识万事万物，认识万事万物的“理”，用不着向外部世界去探求，而要到自己心里去寻找答案。
所谓存天理，存的就是人们心里天生具备的真善美，而要灭的是蒙蔽内心真实感情的那些污垢和欲望，人要学会在心上“下功夫”，到心中去求“至善”的本体。
在解释徐爱心中疑问时，王阳明还举例说：“如果自己的心没有私欲，纯然是天理，是孝顺父母双亲的赤诚之心，冬天自然会惦记着为父母保暖，去探求一个‘冬温’的道理；夏天自然就惦记着为父母消暑，去探求一个‘夏凊’的道理。由此可见，一个人必须先要具有孝顺父母的心，然后才会有这些具体步骤。”
在王阳明看来，修习圣贤之学最关键的是依照人伦道德去真实地生活，这也是他一生的坚守和选择。为了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王阳明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根”的概念。
他说：“人就像树木，而一颗诚朴孝顺的心就是爱的力量的根，具体的孝顺步骤就是枝叶。须先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礼记》上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必定是先有个深厚的对父母的爱作为根，才产生了和气、愉色和婉容。
无论是孝根、灵根、命根、性根、病根，还是学问头脑、功夫头脑、良知头脑等，王阳明都想要直指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