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的山水里，王阳明的情绪得到了平复。龙泉诗社成为他与地方文人雅士们交流的场所。大部分时间，他都沉浸于诗酒之中。可是，他慢慢发现，若是不舍昼夜地将自己浸淫于文章辞藻之中，只会迷失本性。诗歌的功效有些类似于致人迷幻的药，也像让人沉醉不醒的酒。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王阳明收心敛性，将在辞章之学上大有作为之时，他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宣布解散龙泉诗社，重新拾起了自己幼时的最爱——军事。
影响王阳明做出这一举动的，是一个叫许璋的奇人。此人离群索居，行为异于常人，爱着白衣穿行于山林之间。此人是理学大师陈白沙的弟子，但是并没有固守一家之理。他也搞不透朱熹的那一套理学，既然不懂，索性绕道而行，钻研起军事和奇幻法术。
许璋在与王阳明的初次会面中，兜头浇了王阳明一盆冷水。他听了王阳明的圣贤梦想，又得知王阳明整日埋首于辞章之学，不禁大摇其头。他告诉王阳明，辞章之学只是文人的雕虫小技，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光靠小技是不行的，靠小技成为圣贤更是不可能。
他告诉王阳明，建功立业是成为圣贤的不二法门，如果真的怀有经略天下之志，就不要将精力浪费在辞章之学这种小技上，而应该提升自己的军事技能。
王阳明深以为然，遂将辞章之学搁置一旁，一心一意跟着许璋学习兵法。在许璋的引导下，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有了很大长进。
弘治十年（1497年），科场失意的王阳明又从浙江余姚回到了北京，回到父亲王华的身边，这一年王阳明已二十六岁。二十六岁，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最好年华，也是一个男人内心最为躁动的时期。王阳明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一直以来，他就像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等待着命运安排的各种挑战。
当时，大明边境并不安宁。鞑靼进犯凉州，守将刘钦战死。朝廷起用王越，封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边境烽烟四起，急报频传，大明朝廷疲于应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境况，全是因为朝中无良将可用。
王阳明时刻关注着边境动向。他就朝中无将可用的局面，也发出慨叹：“武将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
既然朝中无将帅可用，何不将自己打造成统御之才？于是，王阳明四处寻觅兵书，仔细研读。每遇宾宴，他经常用果核列兵布阵，展示自己在兵法上的研究所得。从后来王阳明讨伐贼寇的实战表现来看，充足的军事理论学习确实提高了他的军事才能。
然而，当时的政局并没有给他一显身手的机会。弘治时期的明朝在军事战略上，采取的是守势。主动出击的军事战略，不可能得到支持。一个国家的军队休养生息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免出现文恬武嬉的情况。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王阳明学习兵法的热情。纵然没有机会统领千军万马，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把玩与借鉴。后来，王阳明用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家之道。儒家宣扬“仁义”，但王阳明的兵法也难以撕去冷酷无情的面目。王阳明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我们不要嘲笑王阳明身上的书生意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如果不能用正义统率，将会成为祸害天下的凶器。王阳明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兵法是从现实出发，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
在王阳明看来，兵者，就是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和心学如出一辙：志者，帅也。对于读书人而言，不仅要修身，更要经世致用，要勇于面对冷酷的现实和复杂的人性。兵法就是经世致用，就是为了让人想尽办法应付周围的一切，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智谋。
心学同样如此，它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发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如果他的墓志铭没有言过其实的话，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落第二，也就是入了二甲。大明的科举台阶，登上每一级都不容易。乡试合格的考生是举人，殿试合格的才是进士。根据殿试的成绩又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中的前三名，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会被直接任命为官。
就算是二甲第七名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这个来自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性情顽劣的青年终于跃过龙门，踏入仕途。
考中进士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让王阳明得以名正言顺地留在京城，而不再只是随父寄寓的外省青年。王阳明被安排到工部“观政”，做了一个见习官员，顺便学习官场上的各种规矩。对于一个刚刚进入体制内的新科进士，学习这些规矩很有必要。
工部在权力机构中排名居六部之末，但对有心升官发财的人来说，不失为上上之选。它管理着帝国的铁厂制造、漕河运输以及屯田铸钱。与他同科的进士也只能感叹，王阳明能够在这样一个富得流油的部门捞个一官半职，全靠他那状元郎父亲。
当这样的话传到王阳明的耳中，他并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只是淡淡一笑。以这些人的鼠目寸光，又怎能知道自己的志向。如果问王阳明这时候在仕途上有着怎样的追求，做于谦式的英雄应该是王阳明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
想法终究是好的，可是要成就于谦式的丰功伟绩需要时势助推。这时候的大明王朝已经失去了建国初期由朱元璋和朱棣所打造的锐意进取的精神烙印。面对死气沉沉的官场生态，刚刚进入体制内的王阳明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
这样的发言需要胆识和勇气，进言者往往是那些将生死看淡的忠君爱国之臣。刚刚进入官场的王阳明，发出此等振聋发聩之声，着实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接着，王阳明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由此可见，王阳明并不是空谈理想的玄虚之徒，他是一个心如明镜的现实主义者。
王阳明很清楚自己位卑言轻、资历浅薄，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八项建议能够发挥作用。那样的话，自己的仕宦生涯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结果令他万分失望。
通常情况下，奏折先要呈于内阁，然后再由内阁将一些重要的必须由皇帝亲自批示的分拣出来，呈送给皇帝。皇帝即使不会亲自过目，也会有专门的人员读给他听。只有一种人的奏折，皇帝是非看不可的，那就是御史的折子。内阁无权审查御史的奏折，必须原封不动地呈于皇帝。御史的奏折是帝国的最高机密，只有皇帝有权拆开看。御史的奏折，皇帝必须亲自读，必须批阅回复。
然而王阳明不是御史，只是一个初入仕途的见习官员。那封奏折可能没有摆上皇帝的御案，而是被扔进了内阁的垃圾桶。总之，王阳明的这封奏折并没有激起丝毫涟漪，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王阳明不同于普通人之处在于，他总是能够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让自己内心柔软下来，然后将心态调整到一个平和的状态。比如他仕途不顺感到郁闷时，马上就对自己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他在后来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时，感叹道：“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
官场的现实对他来说，是另一场格物之旅，其难度要远超当年的格竹子。有人说，在中国历史上，官场学是所有学问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门学问。
格竹子，不过是倒空自己；而格官场，是要先装满自己，然后再倒空自己。而在倒空之前，王阳明要懂得生存法则，要学习圣贤书之外的“不成文法”。
父亲王华对于儿子的忠告，无非是官场上一些最简捷而有效的利益关系。身在官场中，就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做一个自由人，更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经历得还不够多。
在王阳明听来，父亲的话有三大要点：不要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不要为心外之物所困扰，要达到中正平和的境界。那么，如何实现这些呢？只有一条路可走——修身。当时，官场中的知识精英，奉行的还是朱子的那一套学说。朱子主张“敬”和“静”。敬是恭恭敬敬的敬，静是安安静静的静，即要安静而恭敬地自我反省。
刚刚步入仕途的王阳明内心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显然是不想当个混日子的庸官。明朝言官权重，有点儿追求的人都希望能够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
当他的朋友从礼科给事中升任京兆尹（北京市市长）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之情，说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王阳明很快就厌倦了在工部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公务员的角色，厌倦了每天端茶递水的生活。庞大的帝国官僚体系就像是一座金字塔，居于底端的王阳明仰首望去，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一步步从塔底往上爬，谁也不知道爬到最后会是怎样的结局，怕是耗尽这一生也无法达到理想的高度。
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做一个体制内的本分人，唯君唯上，唯独撇开自己，被生存的本能推着向前走。这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宿命，不容辩解，也无可选择，更无法改变。他们最初的信念并不是当几品官、拿多少俸禄。可是一旦进入官场，那些人群中的精英分子就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精神根基。他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就像变了一个人，没有了“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了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了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他们成了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
就在这时，王阳明被朝廷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王阳明觉得，自己的仕途才刚刚起步，就要先去给别人修建坟墓，实在是晦气至极。所幸，王越是他敬仰的前辈。
作为此次工程的“包工头”，王阳明格外留心，他也想借此机会锻炼一下自己的统御才能。他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劳逸结合，按时作息，比之前在桌上聚果核为戏更加真实直观。这次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前面说过，王越曾被朝廷任命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曾三次出兵与鞑靼作战，为防范鞑靼侵扰边境立下功勋，被封为威宁伯。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爵位，整个明代，文人获封伯爵的只有十几个人，而文人能够通过军功获得这一封号的只有三个人，王骥、王越和王阳明。半个世纪前，王骥在云南平灭了少数民族的叛乱，被封为靖远伯。
弘治十一年（1498年）也就在王阳明考中进士的前一年，王越去世。或许是冥冥之中早有定数，此时的王阳明为王越建墓；待到晚年，他却成了朝廷依仗的另一个“王越”。
王阳明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梦里他见到了王越。王越从腰间解下自己的宝剑，将它赠予王阳明。王阳明醒来之后，认为此梦是王越壮志未酬，将未竟之志托付给自己。他不无感慨地说：“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垂功名于竹帛，吾志遂矣。”
所以当王阳明来到浚县为王越建墓时，他首先拜访了王越的后人，收集整理王越的兵法。他在建造坟墓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兵法。他用“什伍之法”来管理民工，每十个人或五个人分为一组，组内人员负有连带责任。如此一来，繁杂无序的管理就变得井然有序，效率大为提高。忙碌之余，王阳明还将上千民工集中起来，推演兵法战阵。待到坟墓完工之后，王越的家人送来黄金和布帛作为酬谢，被王阳明一口回绝。后来，王越家人又将王越的佩剑作为礼物，赠给王阳明。这一幕刚好与王阳明的梦境相合，王阳明心中暗喜，欣然收下宝剑。
王越的坟墓竣工之后，王阳明回到京城。但他的心并没有回到京城，他将王越的兵法和对大明边疆事务的看法又重新梳理了一遍。这一年的八月，帝国的西北天空有彗星掠过，被视为不祥之兆。一时间，谣言四起，朝局不稳。
此时的西北边疆并不稳定，尤其是王越死后，鞑靼没有了忌惮，卷土重来。内忧外患之际，王阳明再也无法安静地困守书房，他连夜赶制了一篇《陈言边务疏》。这是一封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政治建言书。在这份六千字的报告中，王阳明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所起”这一点入手，列出了“边务八策”，直指边境之害、时政之弊。
第一策：蓄材以备用。举用人才不能选择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人，而要有长远眼光，挑选那些熟悉军情、经过实地训练的人。统领军队的将帅，要经常深入前线。这样才能确保边境形势危急之时，做出准确预判和迅速应对。
第二策：舍短以用长。很多武将因为作风问题被罢免，导致人才浪费。朝廷用人之际，罢免军事干部尤其要谨慎，让他们戴罪立功才是最好的选择。即“使功不如使过”。在后来平定地方叛乱时，王阳明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策略。
第三策：简师以省费。王阳明的观点是“兵贵精不贵多”。
第四策：屯田以足食。长途运输兵粮是兵家大忌，因此，王阳明提议，派遣戍卒、农民和商人垦殖荒地，使军队有足够的粮食。
第五策：行法以振威。王阳明在这一策略中，直指当时军队中法纪混乱的局面。严明的军纪是军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他主张推行律法来使朝廷获得威信。
第六策：敷恩以激怒。士兵的怒气往往会转化为杀敌的动力。一方面皇帝要代表国家施予恩惠，另一方面要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这样才能提升战斗力。
第七策：捐小以求大。放弃小的利益来求取大的利益。
第八策：严守以惩弊。王阳明在这一条中，搬出《孙子兵法》中“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的说法。由此可见，这时候的王阳明对《孙子兵法》早已了然于心，具备了一个战略家的眼光。
王阳明的《陈言边务疏》递上去后，就像是一块石头丢进了无底的黑洞，连一点儿声响都没有传回来。他不知道弘治皇帝是否看过自己苦心草拟的这份奏疏。不过在同僚和上司的眼里，身在工部实习的王阳明却去关心边疆问题，实在是不务正业，有爱出风头之嫌。
虽然父亲是状元出身，位高权重，但不代表王阳明一进官场，就能博得皇帝的信任。王阳明在工部观政的时间并不长，父亲王华也在想办法为儿子的仕宦生涯开辟一条捷径。父子之间的关系很奇怪，随着年龄的增长，王阳明能够感觉得到，父亲无数次地逃避着他这个儿子对父爱的观察。一旦四目相对，他就会把头扭向别处。
在六部之中，工部的职司相对而言较为次要。王阳明在完成王越墓的修建之后，并没有留在工部任职，而是转去刑部，负责审决重犯。这个岗位还是很锻炼人的，需要熟悉《大明律》。身为大明朝的官场中人，熟知律法，对仕途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
弘治十三年（1500年），二十九岁的王阳明循例担任实职，授官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这是个正六品的官，虽然级别不大，但也很有实权。明朝刑部下设十三清吏司，负责各省的诉讼事务，云南清吏司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刑部主事要求身处京师而能决断于千里之外，而所要处理的大小事务往往杂乱无章。由此而见，这是一项很耗费脑力和心力，也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何况，礼与法、情和理的冲突，是刑部官员必须时刻去面对的悖论。悖论思考得多了，王阳明自然也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了。
王阳明在刑部的职务虽说不高，但起码可以施展一些才干。或许是考虑到这点，王阳明重新打起精神，详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然而这并不是王阳明想要的政治生活，他要面对的是鲜血淋漓的刑讯现场，各种残忍血腥的刑具，如剥皮、挖眼、剜心用的各式小刀。关押犯人的牢房终年不见阳光，墙厚有数尺，两个牢房之间绝对无法传递声音。进了这样的地方，不死就是非常幸运的了。
当王阳明将自己所见所闻告诉父亲时，王华淡淡一笑道：“你如果见过锦衣卫的大牢，就不会有这么多感慨了，那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在京城，像王阳明这样的下级官僚并没有多少自主性，总是被指使来指使去应付各种临时的差遣。刑部管理着大明王朝最大的监狱提牢厅，每个月都要派一名主使下去当差。到了十月，王阳明被派到地方当差。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是决狱的高峰期，没人想在这时候下去当班。
王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员审决重犯。淮安与苏州、扬州、杭州，是运河沿岸的四大城市。这里是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在古代是非常繁华的城市。王阳明此行办了大量的实事，尤其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之所以说是能力范围内，是因为作为京城派下来的吏员，在地方事务的参与度上有很多局限性。
虽然地方大员会象征性地对京官表示尊重，但这种尊重仅限于物质条件的满足上，比如安排好食宿接待，适当地送些土特产。而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他们不会容忍一个京城派来的六品小官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
王阳明见识到了一些冤案错案，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与不满，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官员发生了一些争执。王阳明所提的意见是很难被采纳的。地方官员并不待见这个爱管闲事的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