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创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从立宗的思想渊源和中国化的程度来说，大约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三论宗、律宗和净土宗，这都是依据早已译出的各种印度佛典而形成的。其中三论宗是继承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学说而创立的。此派主旨是讲空，虽与老庄、魏晋玄学某些流派有某些相通之处，但与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学相去甚远，后来三论宗很快为天台宗所摄取和代替并不是偶然的。律宗以严格持戒为特征。因为戒律是所有僧人都要共同遵守的，所以律宗实际上也可说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宗派。净土宗近于单纯的信仰，缺乏深刻的思想，它以修持简易（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和境界引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而适应了没有文化的苦难人民的精神需要，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流传。
第二类是依据新译经典而建立的宗派，有法相唯识宗和密宗。法相唯识宗是依据玄奘从印度取回的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著作，由他和弟子窥基所创建的。瑜伽行派学说相当细密深奥，即使是文化层次高的人也不易弄通。法相唯识宗又比较拘守佛典原文，坚持一种人不能成佛的观点，这与儒家的人人都可为尧舜的传统观念相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不紧，所以只流行三四十年就衰竭了。密宗是由印度密教学者带来的密教经典译出后形成的宗派。此宗信奉真言密咒，有一套特殊的仪轨，一度十分盛行，但是与汉地的思维方式、思维格局不一致，结果流传时间不长。密教后在我国西藏地区与当地苯教相结合，而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
第三类是天台宗和华严宗，这是分别依据佛教的《法华经》和《华严经》，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宗派。天台宗以《法华经·方便品》为依据，倡导方便法门，宣扬先成神仙再成佛，还吸收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法，提倡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从而和道教信仰相融合。天台宗人还吸取中国传统的人性善恶观念，宣扬去恶从善，把佛教修持说成类似儒家的道德实践。华严宗以《华严经》的圆融观念为依据，和熔诸说于一炉的中国思维逻辑相协调，强调一切事物都是无矛盾、无障碍的，为调和中国传统思想制造理论根据，并直接把儒学和道家、道教纳入佛教思想体系，还以《周易》"乾"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净），以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把儒佛两家的理想境界、道德规范等同起来，天台、华严两宗这种为佛教中国化而做的努力，都为自宗的流传进一步扫除了思想障碍，打开了通道。
第四类是禅宗，这是在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熏陶、影响下，接受佛教解脱思想的启发，吸取佛教外壳，打着佛教旗号而创立的宗派。禅宗以性净自悟为宗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认为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拜佛，不坐禅，坐卧行住砍柴挑水，都可以悟道，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后来一度更发展为超祖越佛、呵祖骂佛。禅宗是中国儒家的性善论、良知说、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和道家的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的宗教化，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当一致的。禅宗还创立了丛林制度，确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以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相协调。禅宗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
隋唐佛教在创宗过程中，特别是在创宗以后，运用新的传播方式，扩大传播效果，使佛教的扩散和中国化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隋代朝廷信奉佛教，为了有组织地向信众传授教义，国家设立了五众和二十五众的制度。"众"即传教团体，如五众是指讲论和讲律等讲五种不同典籍的组织，各设众主一人，分别对自己的众弟子教授相关的典籍，这对隋代佛教的传播和信徒佛学水平的提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佛教寺院推行一种民间传教活动——俗讲。所谓俗讲是讲经的一种通俗讲唱方式，以经义为依据，增加故事成分，借以提高听讲效果。主讲人为俗讲僧，他在讲唱时，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这种图称为"变相"，说唱故事的底本称为"变文"。俗讲对于佛教通俗化、文学化和群众化起了极大的作用，对中国俗文学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迄至唐代，佛教传播中值得注意的又一现象是"疑伪经"的流行。疑经指来历不明的经，伪经指后人伪造的经。自南北朝以来就出现了不少佛教疑伪经，据唐智升的《开元录》卷18《伪妄乱真录》载，疑伪经占《开元录》的总入藏录1076部的三分之一多。这些疑伪经的情况十分复杂，其中伪经是中国人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和传教需要而特意编造的，如《父母恩重经》就是为了配合中国重视孝道的传统而撰写的。这些伪经正因为是中国僧人撰写而具有重要意义，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特有的表现方式，反映出中国僧人对佛教的理解和为佛教中国化所做的煞费苦心的努力。
中国佛教学者还通过撰写传记等形式，宣传祖师和名僧的灵验、感应事迹，如《高僧传》中有《感通篇》、《亡身篇》。还有"灵验传"一类著作，如唐代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世的《法苑珠林》、慧详的《法华经传记》和法藏的《华严经传记》等，这对于一般大众具有很大感染力、影响力，推动佛教信仰渗透到民间。这种传记形式是中国佛教学者融会中国史学传统形式和传统信仰观念的创作。
中国佛教在礼仪方面也日益发生变化，转而以祈祷为主，且带有为王朝祝福的浓厚政治色彩。如常例法会虽有为佛教的节日举行的，但也有因天子诞辰、国忌（帝后皇族忌辰）而举行的，这是中国佛教特有的礼仪。又如作为一种对僧侣提供膳食形式的斋会，在唐代极为兴盛。后来这种斋会发展为具有祝福、报恩和祈祷的目的性，每逢天子诞辰、国忌日，甚至高官祈愿冥福也都举行供养斋会，还有为求雨、免灾而举行的斋会。斋会变成了为专制统治者称颂祝福、祈求国运长久、实现某种愿望的一种手段。这是佛教依附专制政治的表现，也是佛教在礼仪上中国化的表现。
（四）五代以后——三教合-时期
唐末五代以来是中国佛教由盛而衰的大转折时期。这是由于唐代武宗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废佛使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加以长期战乱，一些宗派的章疏典籍散失殆尽，佛教陷入了困境；印度佛典几乎都已传入译出，失去了新译佛典的刺激和推动；佛教教义经过各宗阐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和进展；佛教传播活动也由以王室、贵族、文人和平民为主，逐渐转为以少量文人为主角。总之，整个佛教开始由繁荣兴盛转向萎缩衰退，此后主要流行的是修持简易的禅宗了。
五代以后，佛教虽处于逐渐衰落的过程中，但仍然继续在中国化的轨道上前进。迄至清代，在佛教中国化的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朝对佛教的进一步控制与管理；佛教诸宗力量的变化消长；佛教文献尤其是《大藏经》的整理、出版；佛教与儒、道关系的新变化。从思想层面来看，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潮最能体现这个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特征。
王朝对待佛教采取怎样的态度，对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五代各国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一般都对佛教采取限制、取缔的政策，与此同时，十国的吴越、闽、南唐则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使佛教得到局部的复苏。宋代利用度牒制度和僧官制度严格管理佛教。辽代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扶助政策，金代统治者则取保护和管理并举的政策。元代统治者大力推崇藏传佛教，也允许禅宗等流派存在。明代对佛教实行管理与限制政策。清代尊崇藏传佛教，又从总体上严格限制佛教。由上可见，五代以来不少王朝是采取约束限制佛教发展政策的，这就决定了佛教只能在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挣扎和开拓，同时也要求佛教更密切地适应专制政治的利益和需要，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五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环境决定了佛教进一步依靠、服从专制政治的中国化方向。
五代以来佛教诸宗势力的消长，反映了中国人对佛教宗派的选择过程。禅宗在五代十国时成为我国佛教的主流，因为慧能禅宗源于南方，所以中国佛教的重心由长安、洛阳一带转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山区，尤其是东部地区。此时，禅宗继续获得发展，开创了云门宗、法眼宗、黄龙宗和杨岐宗，连同原有的临济宗、曹洞宗和沩仰宗，史称五家七宗，盛极一时。这表明禅宗仍有创造活力。值得注意的是，禅宗新创立宗派的基调是强调一切现成，所谓一切现成，在宗教意义上就是肯定佛法是现成的，"即事而真"，"触目而真"，在社会意义上是肯定现实、赞美现实。禅宗的这种思想不仅为肯定封建社会现实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佛教进一步调和、肯定传统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总结。由于禅宗具有彻底中国化的风貌，因此直至现代它始终是佛教的主要流派。净土宗也是五代以来比较流行的宗派，但它多与禅宗融合而流传，所谓禅净双修的思潮，也是净土宗中国化的表现。天台宗和华严宗因由高丽僧人送回了本宗的典籍而一度获得复兴。天台宗后来分裂为山家、山外两派，主要争论为观境是真心还是妄心的问题，这实际上和中国传统心性伦理学说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论相关。佛教延续到清代，一些居士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如杨文会、欧阳竟无等人都是大知识分子、著名佛教学者，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和宣传起了很大作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章太炎等人，还将某些佛教理论、观点应用于资产阶级的改良或革命斗争，从而又形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种历史图景。
宋代佛教徒曾有组织地赴印度求法取经，印度僧人也来华从事译经工作，但所译的大部分是密教经典，对宋代佛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此后也就再没有新经传入，不再译经了。同时，中国佛教开始把兴趣转向大规模刻印《大藏经》。最早印刷出版《大藏经》是在宋太祖在位时期（960-976），此后历代不断地有官版或私版《大藏经》的刊行。系统、全面、完整地出版中文《大藏经》，不仅为佛教继续长期的流转发挥了巨大的、持久的作用，也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大藏经》的出版，是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有力支撑点。
宋代以来，佛教除出版《大藏经》以外，史书和善书的编纂与流行，对于佛教的继续中国化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一直受中国重视历史和史学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注重高僧传记和类似佛教史（如宗密《原人论》）的撰写。早在宋初，赞宁不仅作《宋高僧传》，而且把佛教史按事件分别整理，撰写《大宋僧史略》。后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问世的影响下，编写佛教史的风气更盛，既有编年体佛教史著作，如本觉的《释氏通鉴》，也有以纪传体为主的佛教史，如宗鉴的《释门正统》和志磐的《佛祖统纪》。宋代以来，禅宗继承唐代以来编写灯史的传统，陆续出现禅宗灯史书，记载了禅宗传法灯的系谱，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均极为著名。这对于保持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时代，佛教为了深入普及民间，还编写种种"善书"，劝人为善。如明代名僧云栖袾宏（1535-1615）的《自知录》，把人生的实践分为善、过两门，善门分忠孝、仁慈、三宝功德和杂善四类，过门分不忠孝、不仁慈、三宝罪业和杂不善四类，详尽区别善恶功过，教人去恶从善，积累功德，获得好报。《自知录》突出忠孝为"善"的重要内容，宣传儒家道德，糅合儒佛两家道德规范，教化民众。这类书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影响极大。这类书的出现，是佛教在势力衰微的背景下，以简单易行的方式深入民间，力图扩展佛教的影响，也是佛教继续中国化的表现。
佛教与儒道的关系是五代以来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也是佛教继续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宋代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如周敦颐、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都重视研究佛教。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一方面吸取佛教尤其是禅宗和华严宗的思想资料，一方面又激烈地反对佛教，如张载、二程、朱熹从哲学上批判佛教的空无观念；也有主张调和儒佛的，如王安石、张商英等人。佛教学者对儒家的批判，一方面进行辩护，一方面进行调和，也就是进行调和性的辩护，如著名僧人智圆的《闲居编》和契嵩的《辅教篇》，都宣传三教一致的思想。金代以来佛道两教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时产生的新道教——全真道，把儒家的《孝经》、佛教的《般若心经》和道教的《道德经》作为立教的经典著作，竭力提倡三教合一。佛教对此做出肯定性的回应，佛道两教的民间信仰也日益融合在一起，如佛寺道观都立关帝（羽）和观音菩萨为信奉对象，一些法会道场也是和尚、道士共同主持。迄至明代，一些最著名的僧人也都提倡三教合一，如憨山德清不仅撰《大学中庸直解》，也作《道德经解》、《庄子内篇注》。蕅益智旭作《周易禅解》和《四书直解》。作为这种三教合一思想的形象体现，人们至今也还能看到，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三圣像"并排端坐在某些寺庙殿堂里，和平共处，同享香火。历史表明，佛教在思想上与儒家、道家、道教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共同性越来越多了。这正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局。
二、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式
佛教中国化是通过哪些途径，采取什么方式实现的，这是外来佛教文化传播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总结。从上述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叙述中，可以看到，除佛教生活制度变化以外，从思想方面来说，翻译经典、讲习经义、编撰佛典和判教创宗，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方式。
（一）翻译经典
翻译佛教经典，是佛教传播的首要工作，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基础工程，自汉至唐，长期以来成为佛教传播运动的中心事业。译经的时间连同宋代翻译的尾声前后长达千年。译事先是以西域和印度的僧人为主，后来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取经，回国后也从事翻译，成为译经的主导力量。译者的态度严肃认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有的经典甚至重译十次以上。据载，汉译佛典全部约1500部，近6000卷。由于佛典译成优雅的中华文字，就使佛教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获得了立足之地，在中国生了根，并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重要表现。不管佛教的力量如何消长，佛教由于有了汉译佛经以及藏译佛经，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永远不会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