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中国佛教(第一卷)(方立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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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3)

佛典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典的翻译不仅表现在文字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也涉及某些思想内容的改变。如前所述,佛典的翻译受到地理环境、译者素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佛教最初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内地,而是从西域地区传入的。这些地方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印度梵语,也就是说,印度佛教传到西域已经发生变化,传到中国内地,又发生进一步的变化。由于印度、西域的佛典在语言文字、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了种种困难,也给佛教中国化带来了需要和可能。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看懂佛典,不得不采取中国固有的,尤其是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的名词、概念、术语,而导致原意的某些变异。更有甚者,译经者为了和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相协调,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对佛典描述的人际关系做了调整,尤其是删去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和性生活混乱的原文内容。有的还通过编译的方法,把佛教的慈悲观念和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加以沟通,宣扬仁道。所译佛典,有的构成中国早期的翻译文学,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道德等多种文化的发展变化。还应当指出的是,印度佛教有一个由小乘到大乘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传入中国时则是混杂在一起,不分前后次第,也就无从看出佛教思想发展的顺序,这既增加了翻译上的困难,也产生了判教的需要,实际上为中国佛教创立不同宗派埋下了因子。

(二)讲习经义

翻译佛典对于译者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事,译出了佛典人们也不易理解,就是对有文化的人来说,要把握佛教义蕴也是困难的,至于没文化或文化低的人,更是无从读懂经文了。这就决定了佛教的传播还必须采取讲习经义的方式。史载,一些译师在译经过程中就辅之以讲习,佛典译出后更是由寺院组织讲解,以向僧人和民众传播教义。到南北朝时,佛教讲经活动已十分盛行,规模也很大。讲经有一套分工和程式,如擅长歌赞(梵呗)和咏经(转读),善于阐释佛教义理的僧侣,称为"经师",讲解佛教经典的僧侣称为"讲师",协助讲师讲经,在讲师讲经时和讲师对话,使听者更加易于明白经义的人称为"都讲"。随着讲经的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僧人,他们用美妙动听的声音向一般民众传教,这些人称为"唱导师"。讲经活动的这种带专业化的分工,表明佛教宣传的正规化,它有助于提高佛教传播的效果。南朝梁武帝不仅聆听僧侣讲经,还亲设讲座,带头讲经,推动了讲经活动的开展。南北朝时一些僧侣专攻和宣讲某一部经或论,由此而形成众多的学派,为日后宗派的形成开了先河。隋代文帝亲设五众和二十五众的制度,由众主对本众面授相应的经论。这些众主多是由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高僧担任。由于经义深奥,听众绝非一次就能听懂内容的,要反复讲习才行,因此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复讲师",他们是在讲师讲经之后再重复地讲一遍或多遍,以便使听者明白。还有的僧人巡回各地,深入民间,到处游化,称为"化俗法师"。唐代还出现了俗讲,有的寺院根据一年四季的不同情况,开设讲座,专门对在家人进行俗讲。俗讲的内容有讲经的,也有讲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教义的,还有讲佛教故事的,通俗易懂,生动引人,对于佛教深入民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讲经人对经文的理解直接受到个人的水平、传承关系,乃至原有思想的影响,是根据自己的所学所知讲的。听者一般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借助于自己原有的中国文化思想素养去理解和接受经义的。这种讲经和听经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思想与印度佛教教义的比较对照,融合会通。有些中国佛教学者既用儒、道的思想去阐明佛理,还交替讲解佛经和儒、道典籍。十分明显,这些对于转变印度佛教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促使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中国佛教的特点,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编撰佛典

随着佛教的持久流传,译出佛典的大量增多,佛教义理的日益明确,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教理论进行独立研究,融会贯通,不断有所创作。由于研究者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其研究成果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而且也多少不同地具有中华民族的内容。据统计,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共约600部,近4200卷。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标志和体现。

在中国僧人编撰的汉文佛典中,最能推动佛教中国化和体现佛教中国化的,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著作:

1.章疏:中国佛教同样奉印度经典为主要典籍,佛教学者经过学习研究,对佛典的理解、发挥,通常是在讲经时加以解释阐扬,有的也模仿中国传统的注经形式,热衷于撰写章疏,阐释经论。这类著作在中国僧人全部编撰的佛典中数量最多,占第一位。这些章疏往往引用中国古典著作的语句和传统思想来注解原文,甚至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以致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著作。

2.论著:中国佛教学者重视创作,撰写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论著。这些论著或为阐发总结佛经要义而作,或为发表独特见解而撰,也有的是在与儒、道两家争论中为"护"法而写的。例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僧肇的《肇论》,吉藏的《三论玄义》,智的《摩诃止观》,法藏的《华严五教章》和《华严金师子章》,湛然的《金刚》,宗密的《原人论》,契嵩的《辅教篇》等,都是这类非常重要的著作。又如僧编集的《弘明集》和道宣续编的《广弘明集》,是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和斗争的产物,既有弘扬佛教的著作,也有反佛教的文章,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重要记录。总之,这些著作都鲜明地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足迹。

3.经典:中国僧人还撰写佛经,禅宗创始人慧能的《坛经》是中国僧人唯一公开称经的著作。这部著作是在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吸取佛教某些因素而成的,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甚大。另一种是冒称为佛经的所谓伪经,如《父母恩重经》等,也是体现中国佛教特点的极其重要的著作,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善书:如前所述,这是中国僧人为把佛教普及于民间而写的一种通俗著作,这类著作同样鲜明地体现了配合专制统治者的道德教化作用。

5.史书:各种僧传,如梁慧皎的《高僧传》,唐、宋、明各代续编的《高僧传》。各种教史和宗史,如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智炬的《宝林传》、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志磐的《佛祖统纪》和常念的《佛祖历代通载》等。此外,禅宗的灯录,是一种独特的体裁,这是以记录言论为主,又阐明传承关系的书,也是很重要的。

以上大多数著作,经历代皇帝批准列入藏经。自宋代以来,这些著作经过加工整理,印刷流通,对于佛教在中国的长期流传,对于佛教中国化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四)判教创宗

隋唐时代,由于佛典的大量翻译,佛教长期研究成果的积累,佛教人才的成长,中国佛教的创造力空前增强;还由于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客观环境要求佛教统一。随着这种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各种佛教宗派相继成立。佛教宗派的成立及其消长,充分地表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一些宗派流传不久就衰落了,一些宗派则长年流传不绝,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宗派,如禅宗,就是典型的中国佛教化宗派。这是中华民族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