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直接后果是排除了佛教经典的神圣地位。对于一般教徒来说，佛经是绝对不可动摇和不得违反的。但是由于历代翻译的佛经浩如烟海，多数文辞艰深晦涩，名相繁多杂碎，以至于意旨暗昧难明，加以中国僧侣后来又继承了两汉经学的烦琐习气，流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章句之学，用以注疏佛经，结果是愈积久愈臃肿。到了隋唐时代，可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一种地道的经院哲学，以至于愈学愈困难，愈学愈迷惑，出现了无法克服的理论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禅宗向佛教经典权威挑战，文化水平很低的慧能的说法记录稿也前所未有地被尊为《坛经》，并以简易明快的新学说取代了过去各种烦琐的佛经注疏。禅宗甚至不主张专门学习和研究经典，以免为文字所障，也不大讲三世因果报应的迷信，根本否定有所谓西方极乐世界。慧能以后有的禅宗领袖还骂佛经是鬼神簿、毒药。禅宗把僧侣从经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摆脱沉湎书本文字的生活，另求精神上的出路。这就从佛教内部沉重地打击了烦琐的经院神学，这对于改变和发展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以后并扩大影响到外国。
第三个直接后果是破坏了佛教出家僧侣平日生活的固有本色。慧能一派禅宗摒弃烦琐的宗教仪式和外来的戒律，甚至公开反对拜佛、坐禅，否认修行必须出家。它还取消了旷劫不息的累世苦修，说是没有任何意义，认为布施、供养、造塔、建寺等等都不是什么功德，把佛教修行归结为"举手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这无疑是动摇和破坏了佛教赖以维持的严格纪律，乃至整个宗教生活的基础。慧能及其后来的禅宗几乎否定了印度佛教戒、定、慧（戒、定、慧，是佛教徒修学的基本课目，戒学指戒律，定学即禅定，慧学是教义。佛教徒认为三者有互不相离的关系，合称为"三学"。）的全部内容，排斥三藏教，骂倒整个佛教，从而使这一场宗教改革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成为佛教史上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同时，从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禅宗的创立是一次特殊的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复杂的思想影响。禅宗能在佛教宗派势力空前强盛、宗派思想严密控制的情况下，在宗教的限度内独立思索，自由思想，大胆怀疑，勇于创新；主张权威不在印度，不在佛典，尊重个人，相信自己，这对于广大佛教僧侣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人们来说，实在是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以至于还启迪后来的某些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动他们怀疑传统，反对权威，抨击专制制度，这都不完全是偶然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禅宗虽然打击了传统的佛教教义，发挥了特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毕竟还是宗教，还是佛教。它强调人人都有佛性，佛就在人心中，不必出家为僧，不必实行禅定的修行方式，同样也可以成佛，这实际上是扩大了禅的意义，扩大了修行的范围，使更多的人掉进佛教的陷阱。这正如马克思在评价欧洲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说的："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禅宗以其特制的锁链长期地控制人们的灵魂，从禅宗发展史的全过程来看，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要科学地评价禅宗，还必须揭示它的思想渊源和社会根源，进而剖析它的社会阶级实质。禅宗作为佛教，它的思想首先还是渊源于原来的佛教，尤其是东晋时代我国佛学家竺道生等人的人人都有佛性和顿悟成佛说。但是，禅宗不仅发展了竺道生这一学派的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不承认佛和佛典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以至于发展到呵祖骂佛，表现出鲜明的反叛性，而其影响更是竺道生所不及的。其次，禅宗也受到我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在我国古代史上产生过两次冲击烦琐哲学的思潮，一是魏晋玄学取代两汉经学，一是慧能一派禅宗取代其他佛教宗派，而禅宗与玄学又有重大的相似之处。庄周的自然主义思想、玄学家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纯任自然、蔑视礼法的风尚，都对禅宗的思想风貌产生过影响，以至于出现了如茶酒僧一类的人物。禅宗也向儒家步步靠拢，它的佛性论不仅与儒家的性善论相近，而且还一反出家不讲孝道的传统，竭力与儒家的以孝悌为人之本的封建伦理学说相调和，炮制论孝的佛书，出现了一批名噪一时的孝僧，从而为禅宗赢得了如柳宗元、刘禹锡等这样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的同情。这也表明，禅宗主要是在摆脱外来的宗教的束缚，与本国的传统思想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流传和发展起来的。
慧能一派禅宗的形成和流传，也是唐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当时，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激化，破产的农民纷纷流入寺院，成为僧侣地主贵族剥削的对象，这也就激化了地主阶级内部贵族和庶族的斗争，尤其是庶族地主反对僧侣地主和经营寺院经济的地主贵族的斗争。出身于破产的下级官僚家庭、"胸无点墨"的慧能恰在其时创立了禅宗，这反映了对贵族垄断解释教义乃至垄断成佛"权利"的反抗，客观上适应了庶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慧能死后四十余年，发生安史之乱，安禄山陷两京，唐朝廷财政窘迫，为了聚敛钱财，推行纳钱度僧的制度。慧能的门徒神会特为朝廷设戒坛度僧，收取香水钱资助军费。此后神会才受到唐肃宗的重视，禅宗乘机得到发展。唐德宗正式立神会为禅宗第七祖，于是慧能六祖的地位更成为不可动摇的了。慧能一派禅宗势力由此进一步传播。同时，中唐以来，庶族地主的势力日益扩大，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禅宗成为流行最广泛的佛教宗派。后来唐武宗灭佛，寺院经济遭受破坏，其他享有特权的宗派大体上归于消灭，只有禅宗，因为它具平民性的特点，却兴旺起来，并分成了若干流派。晚唐以来慧能一派禅宗实际上成为中国佛教的同义语。
禅宗在唐代统治者的支持下广泛传布，为社会上不少人所信仰和欣赏。综观历史，平民和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信奉禅宗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势力。禅宗和佛教其他宗派僧侣贵族生活不同，宣扬简易法门，对于苦难的群众有相当的诱惑力。它力求和平民接近，重视与平民相杂而居。传说武则天听了神秀的话，曾下诏请慧能入京，慧能可能是考虑到上层宗派之间的矛盾，而加以谢绝。慧能本人一直没有与朝廷互相交往结纳，因而在社会下层人中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平民信奉禅宗是在苦难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表现，也是他们思想落后性的反映。同时，禅宗不能也不可能真正为平民带来什么利益，禅宗以忍耐为首要教义，教人安分守己，归根到底还是对统治者有利。慧能一派禅宗本来接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禅宗领袖又逐渐重视文字的工夫，大量刊印各家《语录》，并同样强调传法世系，事实上与平民又疏远了，从而主要地在一部分所谓文人学士中扩大了影响。它对于怀才自负的士人、仕途失意的官吏、追求名利的贪夫、标榜隐逸的雅绅，往往是谋身出路，或是作为借清谈以自慰的寄托。平民和士大夫虽然都曾从禅宗寻求自我的精神安慰，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具体旨趣则并不完全相同，是从不同的侧面去信奉禅宗的。
禅宗使中国佛教的发展达到顶峰，也使中国佛教趋于崩溃；禅宗战胜了佛教其他宗派，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存在；禅宗的简易法门使佛教一时大普及，但是它的蜕变又使佛教失去自身的特征。当禅宗后来只为少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欣赏，它的理论又为宋明理学所摄取，并改造成为以儒家正统面目出现的官方哲学之后，它的本色也就衰退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基本性的结论：
第一，佛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信仰和思想，中国佛教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隋唐佛教宗派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隋唐时代社会经济、政治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当时社会条件出发，才能揭示出这些佛教宗派形成的根本原因，乃至内因和外因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第二，隋唐佛教宗派各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于历史舞台，只有全面地去分析各个宗派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彼此相异的思想特点，才能深刻地揭示它们的思想本质，明确其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规律。
第三，隋唐佛教各宗派除禅宗以外都是烦琐的经院哲学，除唯识宗以外都和我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相调和。历史表明，既搞烦琐哲学，又不和儒道思想相结合的唯识宗流传最为短促；相反，既不烦琐而又重视和我国传统思想相融合的禅宗流传最为久远。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原载《哲学研究》，1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