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胡适那篇文学革命的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国内不少学者都为他那新鲜的见解所感奋，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皆起而响应。胡适的基本见解是，“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作品集》第3册，17页。）。这年5月，胡适得见《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登出《国语研究会会章》及《征收会员启》，他就写了一张明信片寄到北京的国语研究会，要求加入为会员。黎锦熙后来回忆说：“我们朋友间接到的第一封白话信，乃是这年年底，胡适从美国寄来请加入本会为会员的一个明信片。……绅士们用白话彼此通信，现在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在那时，却要算天来大的怪事了。……自从有了这一个明信片的暗示，我们才觉得提倡言文一致非‘以身作则’不可。”（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68页。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此项材料附于1916年末，显然不妥。胡适明言，他在1917年5月见到《新青年》3卷1号，始知国内有国语研究会，并根据其章程和征收会员的启事写了那张要求入会的明信片（参见胡适致陈独秀的信，见《胡适作品集》第3册，37～40页）。故知此明信片一定是在1917年5月以后发出的。至于黎锦熙说他年底收到此明信片，或许记忆有误，或许有特别情形使黎氏年底始见到。）但胡适对国语运动发生最大影响的是他归国以后，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此文郑振铎许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4页。）。它标出一个中心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胡适作品集》第3册，57页。）他引证英国、意大利等国国语成立的历史，强调说明，要确立中国现代国语，就必须充分利用白话国语这个利器，努力创造一流的国语文学，现代国语只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他断言：“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同上书，60页。）我们从国语运动历史的角度看，这篇文章的巨大意义在于，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国语运动与国语文学运动的统一问题。黎锦熙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70页。）。
胡适这篇文章已认定白话即是我们所需要的国语。接着，在答复朱经农的信时更明确说道：“我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的最普通的白话。”（《新青年》，第5卷第2号。）这一点十分重要。前此20年的国语运动，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在读音和字母上下工夫，始终不曾明确中国的国语的基础何在。胡适第一个把国语运动的目标真正明确起来。他多次指出，这种普通的白话之所以具有国语的资格，是因为：第一，它通行最广，从长城到长江，从东北三省到西南三省，全国最广大的地区，将近75%的人口，基本上说着这种大同小异的普通白话。第二，这种白话已经产生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像《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都是用这种普通白话写成的。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流行，帮助了白话的规范化，奠定了白话国语的语法基础。（参见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载《教育杂志》，第13卷第11期）；《国语文学史》第七章，《南宋以后国语文学的概论》（北京，文化学社，1927）；《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作品集》第8册）；等等。）国语运动的任务就是要确认这个在中国广大地区通行了数百年、并已产生了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普通白话作为国语的地位，努力推广它，发展它，使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人的真正国语。为了这个缘故，胡适当年拼命为白话文学争地位，有时不免讲了些稍微矫枉过正的话。但在当时，如果不解决白话的地位问题，不解决白话文学的地位问题，则国语运动就可能走进死胡同，只成为少数专门学者关于语音学与文字学的讨论。由于白话文学的提倡，把国语与国语文学的运动统一起来，救活了国语运动，使它突破了少数专家学者的圈子，成为吸引千百万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参加的一个群众性运动。因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助力，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成了推进国语运动的生力军。白话新诗、白话小说也大量产生并流行甚广，青少年如得甘霖。曾经流行了几百年的、为人们所喜读的古典白话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等，经胡适的大力提倡，重新标点出版，广泛流行，俨然起了国语辅导教材的作用。
白话文学的大盛，竟推动了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下令：从是年秋季起，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教材完全采用白话国语。并规定，按旧制编写的教材，三年级的只准用到1921年，四年级的只准用到1922年。这就是说，1922年以后，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就完全废除文言而改用白话国语了。这是一项极大的胜利。胡适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的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胡适作品集》第3册，255页。）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小学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的“国文”一科，一律改名为国语科。从此，白话国语的教材又从小学逐渐推展到中学去了。
就这样，白话文学的倡行，中小学国语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的国语统一奠定了基础。后来的国语推行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展开富有成效的工作。
三
胡适倡导起来的白话文学，即国语文学运动，曾遭遇到一部分人的反对。第一个起来反对的是大名鼎鼎的林琴南，他发表诽谤小说，攻击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他写公开信，要求蔡元培压制胡、陈、钱等，以“为国民端其趋向”。这是1919年春天的事。1922年，南京出了由几个留学生办的刊物《学衡》，标榜新古典主义，反对白话的国语文学。1923年、1925年，章士钊两度出来声讨白话的国语文学。讥其“以鄙佞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载《新闻报》，1923-08-21～22。）。断言：“白话文万无成理。”（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载《甲寅》（周刊），第14期。）到30年代，又出来几个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人（如何键）掀起中小学恢复文言和祀孔读经的运动。无论是林琴南，还是“学衡”派，亦无论是章士钊还是何键，他们都不曾说出任何严正的道理来，只是一味地攻击和谩骂，而胡适自然是他们攻击谩骂的主要目标。但诚如胡适所说，白话国语文学的运动“是一个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它本身文学的美”。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载《国语周刊》，第12期。）。
白话国语之所以能够成立，固然是因它“有历史的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本身文学的美”。但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它也不可能自然成立和迅速推广。而胡适无疑是对白话国语的成功卓有贡献的一个人。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以白话作文、作诗、作小说、作戏曲、作一切文学的主张。他第一个明确指出，只有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使其充分发达，才能确立文学的国语；只有有了文学的国语，才算真正有了统一的国语。由此使国语运动与国语文学运动统一起来，并有了明确的方向。他第一个完全自觉地创作白话诗，出版中国第一本白话新诗集《尝试集》。他第一个用白话撰写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使最高学府第一次有了白话教材。他第一个提出政府的公文和报纸都应完全采用白话。（参见胡适致罗家伦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501～502页）；胡适：《后生可畏》（载《大公报》，1931-05-22）；胡适：《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载《大公报》，1934-01-07）；等等。）除此而外，举世公认，胡适的白话文写得最漂亮，他的许多散文被编入中学教科书，成为白话典范。
还应指出，胡适不避攻击，全力倡导白话国语运动，同时却对废弃汉字等不切实际的主张，持冷静批评的态度，使国语运动始终集注于主要目标，又无形中减少许多阻力。1936年，他在与周作人讨论“国语与汉字”的通信中，更简洁地把国语运动的目标归结为“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独立评论》，第207号。）。
今天，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还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一见面就能彼此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主要是靠了白话国语这个有力的工具。我们不能不感谢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尤不能不感谢清末以来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前辈为国语统一运动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