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个始终关心国际政治的学者。早在民国初年，他还在美国留学时，就预见到处理对日关系将是中国的最大难题。他曾因此想到日本作深入的观察，只是他还想不清楚，是作为传道者去，还是作为学道者去。这种不确定的心态，他似乎始终不曾完全摆脱。因此也可以说，他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始终未能彻底了解。这既同胡适的个人教育背景有关，也同中日两国间充满悲喜剧的历史有关。我们在他的言论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日本往往是毁誉交加、爱恶难定。对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对他们善学别人长处、争强好胜的民族精神，以及爱整洁与爱美的习惯，他都极口称赞。而对他们某些保守的陋俗也时有讥评，对他们的黩武的****更是毫不掩饰其反感。
胡适对日本人的这种复杂的心态，在后来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危难的时期，使他扮演了一个颇富戏剧性的角色。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战争的序幕。对这一事变，胡适的反应十分平静，平静到近乎不合情理的地步。请看他9月19日的日记：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指丁文江——引者）都顾及到此一着。中日战（指甲午之战——引者）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
这里没有愤怒，没有抗议。有的只是自责：40年未能真正记取教训，努力使国家强盛起来，致遭第二次侵略。
同日，胡适应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请，写《题唐景崧先生遗墨》（唐景崧，清末任台湾巡抚，于甲午之役，中国败绩割台之际，倡立台湾民主国以抗日军，旋即失败。陈寅恪先生的夫人唐莹是唐景崧的孙女。）诗云：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这首诗已透露出一种压抑的悲愤之情。但他所悲愤的是中国人空度了“滔滔四十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团体，与广大教师、学生，不断有急切要求抗日的表示，而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辞，坚持不抵抗。东三省很快落入敌手。胡适从他的“理性”出发，认为当时中国实无对日作战的能力。因此他拥护不抵抗，并屡次建议与日本“直接交涉”，以求有条件的妥协。他的这一立场，曾受到各方严厉的批评，不少人甚至认为他“媚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至此，蒋介石也逐渐明确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方针。为实现这一转变，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界人士举行谈话会，胡适亦应邀参加。
胡适于7月9日离北平去南京，12日赴庐山。（拙著《胡适年谱》及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记作7月8日离平，11日赴庐山。但据胡适1937年8月11日给张元济的信所说，是9日离平，12日赴庐山。）
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从16日开始，20日结束。26日，第二期谈话会开始，胡适参加了其中部分活动，于28日下山抵南京。谈话会期间，胡适曾要求政府将华北交涉的全部文件公布，或印成文件分发有关人士详加研究。这一要求的实际意图，很可能是为对日交涉作准备。从他下山后与朋友谈话及向蒋介石进言的内容看，他所关注的是继续从外交途径谋求解决，避免全面战争。但这期间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交涉已毫无用处，主张对日作战。蒋介石本人这时也一再作出抗战的表示。7月13日，蒋下令孙殿英、庞炳勋部向河北进发。这是一个重要的姿态。19日，蒋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日方不尊重中方最低限度的条件，则中国就临到最后关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31日蒋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进一步表明了“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倭寇”的决心。自然，在这些公开表示的背后，蒋介石也并未完全放弃外交解决的任何机会与途径。
胡适下庐山到南京后，和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程沧波、陶希圣等颇多往来，互相交换意见。所谓“低调”，是相对于抗战的主张而言的，即主避战求和。“低调俱乐部”则是他们自相标榜的雅号。
7月30日，胡适到高宗武家，谈及两事：“（1）（对日）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胡适的日记》。）他当天打电话给陈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随后几天，他极意谋求与蒋介石深谈对日事。可以推断，他还是希望蒋介石亲自主持对日交涉，“担负此大任”。
7月31日，蒋介石夫妇邀一些人吃饭，胡适以人多“不便说话”，只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胡适的日记》。）当天下午，蒋介石、汪精卫都找高宗武谈过话，所谈内容不得而知。后来的事实可以证明，蒋、汪都信托高宗武，要他设法与日方联系。
8月3日，胡适应邀与王世杰谈话，“主张汪、蒋向日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就在这一两天内，胡适还亲向汪精卫提出此主张，汪转告给蒋。而“蒋虑军心动摇，不便由彼呼吁和平，不拟变更应战立场，但令外部仍与日周旋”（《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
8月6日，胡适面见蒋介石，唯恐谈话之不能尽意，乃先作一长函。主要意思是：“在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意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和平外交的目标：（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的时候，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55（2）。）这次谈话中，胡适并未提及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他这时的基本考虑仍是：中国军力，不足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
看来，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胡适的建议。据王世杰记载，蒋介石在第二天举行的“大计讨论会”上，“颇讥某学者（指胡适之———王世杰原注）之主和”。蒋氏其实是作政治姿态，要他的下属相信他的抗日方针已定，不容动摇。而实际上，他仍未放弃与日本的外交周旋，正如王世杰所说“政府既不放弃外交周旋，则胡氏主张实际上并未被蔑视”（《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但胡适这时期一再倡言和议，是颇冒舆论之大不韪的。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甚至声言应该逮捕胡适。但胡适自以为是为国家着想，所以甘冒不韪，与他的“低调同志们”继续活动对日妥协。
8月16日，胡适应邀到周佛海家同高宗武、程沧波一起“密商外交进行办法”，并“预计三个月后可开始外交”（《周佛海日记》（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8月18日深夜，在周佛海家有长谈。参加的除高宗武、程沧波外，尚有梅思平、顾祝同、郭心崧。他们商定由胡适与陶希圣再去见蒋一次。（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周佛海并要求胡适“在国防参议会约集同志，制定方案，促进外交”（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经陈布雷安排，8月19日，胡适与陶希圣同见蒋介石，“谈话不很有结果”。蒋氏却提出要胡适“即日去美国”的建议。由于此时胡适力主和议，而蒋介石的态度是对日作战，他不知道此时去美国“能做什么”（《周佛海日记》（上）。）。
8月28日，在程沧波家里，胡适与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再次聚谈。30日，周又将胡适与高宗武邀至家中“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他们将所拟方案交给蒋介石，“蒋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则”。周佛海认为胡适是主张对日交涉的有力分子，故不愿其赴美。但考虑蒋介石派胡赴美“意旨已决”，只希望他尽量暂缓赴美。（参见《周佛海日记》（上）。）
这就是说，直到8月底，胡适还在为和议奔走，仍想避免全面战争。
二
在蒋介石的一再督促下，胡适终于答应赴美。8月29日，王世杰奉蒋介石之命，与胡适商议赴美计划，但未获具体结果。大约此时，胡适尚未由主和转到拥护抗战的立场上来，故一时难以形成赴美开展工作的计划。8月30日，王世杰向蒋建议加派钱端升、张彭春赴美作宣传。至9月初，蒋氏最后确定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赴美，为中国抗战作宣传，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这是胡适对日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这时，他开始劝导汪精卫、高宗武等，不要太悲观。承认他们“当日未免过虑”。9月8日离开南京时，他明告他的“低调同志”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三人说：“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64页。）
究竟是些什么因素促使胡适对日态度发生这一重大的变化呢？
这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一）对日本的观察。七七事变后，日本虽口称“不扩大方针”，却一直坚持要中国完全屈服于日方的要求，连蒋介石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日方也不肯接受。事变一个月后，日军又向上海发动攻击，并轰炸南京，在在都表示出日本要灭亡中国的野心。上海战事的情况，胡适曾在国防参议会中听过马君武和沈钧儒的报告，南京的轰炸，则更是目睹身受。日军的侵略气焰逼人日甚，这不能不使胡适考虑他的和议主张究竟有无实现的可能。
这里不妨回顾一段插曲。1935年7月，胡适的好友丁文江曾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丁氏劝蒋介石学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为赢得一段和平的喘息时间，不惜付出最大的代价，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保住新生的革命政权。丁氏这个历史比喻很不恰当，但却颇引起胡适的兴趣。他随即写了《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大意是说，列宁下决心不惜代价去换取和平，结果却没有达到目的。开始是国内敌人的进攻，接着是协约国的干涉。苏俄后来得到的和平，不是靠不惜代价的让步换得的，而是用战争打出来的。当时他曾问到：“如果万分退让的结果，还换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指和平——引者），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应该准备走什么路？”（《独立评论》，第167号。）可以说，七七事变后，经过一段奔走和平的努力后，胡适自己重新回答了他两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