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办报，事前有不少朋友劝阻，希望他专心于讲学著述，勿为“梁任公之续”。但他要谈政治的冲动是抑制不住了。上年5月，他与丁文江等商议组织“性质为秘密”的努力会，8月初，在安徽讲演《好政府主义》。另外，他还写了好几首政治味道甚浓的诗，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死者》、《一个哲战家》、《双十节的鬼歌》等等。这些都表示，政治问题时时在引动他的兴奋，所以他终于决心办一个谈论时事政治的报。他在《努力周报》第7号上，发表《我的歧路》一文，其中说自从因《每周评论》被封，有关“问题与主义”的政论文章流产以后，他也就一时打消了继续谈论政治的兴头，希望把心思仍集中于学术文艺方面，而把舆论的事业让给别人去做。但是，他说：“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败，他们确然也还谈谈，因为骂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他们争的是什么呢？”他又说：“我等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的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98～99页。）胡适的自述，表明他的政治冲动，他的决心办报，一方面是时势所激；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爱谈主义的舆论界所激。而他所指责的爱谈主义的，恰恰有爱谈马克思主义、爱谈阶级斗争、爱谈赢余价值的人们。如果说，两年多以前，他的不满意更多的是指向无政府主义，那么，当他办起《努力周报》的时候，他批评的矛头却更多的是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以陈独秀为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了。这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新青年》之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努力周报》出版不久，胡适便与陈独秀直接交锋了。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批评那几年盛行起来的“联省自治”的主张。他认为这种主张“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东方杂志》，第19卷15号。）。胡适见此文后，在《努力周报》第19期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加以反驳。他认为，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以制裁军阀，只有靠发展地方自治来节制军阀。他替联省自治的提倡者们辩解说，主张联省自治的都是反对军阀、反对驻防的人，个别军阀接过这个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
平心而论，联省自治的口号确是一部分有民主要求的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提出来的。他们反对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是实，但说他们是为军阀割据作辩护则不是事实。陈独秀说此种主张来源于武人割据的欲望，确有武断之病。但胡适要人相信，地方实权增加了，省议会就能制裁军阀，这也未免太天真了，几乎可以说是欺人之谈。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中央的权，还是地方的权，实际都操在武人手里，国会不能制裁军阀，省议会也同样不能制裁军阀。陈独秀在9月23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倒是说得比较简明透彻。他说：“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的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这是我牢不可破的迷信。”（据原件。）陈独秀到底是学了些马克思主义，看问题比较能够抓住本质和中心。陈还在信中解释说，他的文章是写在胡适公开其联省自治的主张之前，故不是针对他的。自然，胡适也并非因误会陈独秀是批评他，才写文反驳。他们思想立场不同，涉及共同关注的国家根本政治问题，互有驳难乃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年的6月，陈独秀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委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篇宣言在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并曾由张国焘带到北京交给***，由***分赠给在主张“好人政府”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朋友们。大约胡适是9月间见到宣言的。10月1日，他写了《国际的中国》一文，很猛烈地反对宣言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他说，宣言关于国际关系的说法是“一派瞎说的国际形势论”。他断言“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没有必要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他主张“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128f～128i页。）。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同国内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有原则分歧的一个问题，也是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谈不拢的问题之一。我们没有看到陈独秀对《国际的中国》一文作何反应。但在这前后，陈独秀有连续数篇反帝的文章在《向导》上发表。其中有一篇《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文中点到胡适的名字，劝告他们“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当”（此文载《向导》，第4期。文中引《中华新报》1922年9月29日的消息，在国会休会期间，一部分议员和学者到前美国驻中国公使芮恩施寓所谈话，议员有汤斐予、丁佛言、林宗孟、刘建侯等十余人；学者则有胡适、徐新六、卫深甫等。）。
陈、胡在反帝问题上的争论，到五卅运动以后变得更为激烈了。五卅惨案发生后，胡适对英、日帝国主义之所为，亦表愤慨，提出惩凶、道歉、赔偿及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但他对日益高涨的群众反帝运动却采取全然不理解的态度。他甚至责备说，当直奉战争时，死了十几万人，你们不抗议，五卅事件中死了几个人，你们却如此无休止的抗议。（1925年9月28日胡适在武昌大学讲演时的讲话。此次讲演后有人写信表示抗议。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345页。）这简直完全站到帝国主义立场上发言了。他的态度自然引起群众的不满，陈独秀也难以理解他何以在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竟如此冥顽不灵。据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汪原放的回忆，这年11月，胡适为疗痣在上海住到亚东图书馆。时陈独秀常往来沪上，每至沪必到亚东图书馆看望老朋友汪孟邹。此时胡适住在馆中，陈独秀更是经常出入于此。汪原放回忆说，陈、胡两人时常为帝国主义的问题而辩论，辩论到激烈时，平时最富绅士风度、最有容人雅量的胡适，竟会拂袖而去。（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9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有一次他们的辩论涉及北京晨报馆被游行群众放火焚烧的事，陈独秀维护群众的立场使胡适大为生气。辩论之后，胡还特写一封信给陈，信中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的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感诧怪的态度。”又说：“《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肯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来往书信选》（上），356页。）。这是典型的西方的自由观。陈独秀当时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的人民大众一边，他当然不肯承认那种替反动军阀政客、替帝国主义辩护的自由。
反帝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纲领的首要内容，这是中国争取独立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胡适一类由西方国家培养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总是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平等条约，都是中国人自己不好而造成的。中国人要想争国际间的平等，必须首先自己争气，把自己的国家搞好。若强调反帝，那就是“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就会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努力。这种貌似有理的说辞，实质上掩盖他们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和怯懦心理。事实上，中国人要做国家改造的工作，要推翻封建统治，势必要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相冲突。所以，要真想改造中国，使之独立、统一、民主，那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反抗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始终不赞成反帝国主义，这是他后来同对帝国主义取妥协政策的国民党政权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自然不局限于反帝的问题，而是涉及理论和世界观的广泛领域。
1923年，有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努力”派的丁文江等同玄学派的张君劢等就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展开论争。胡适与梁启超是双方的主帅。是年11月，亚东图书馆将有关论文结集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出版，特请胡适与陈独秀为该书作序。陈在序中指出，丁文江表面上似乎战胜了张君劢，实则大不然，甚且是“卸甲丢盔的大败”。什么意思呢？陈氏说，丁文江站在存疑主义的立场，“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那么张君劢就有理由说：“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陈独秀文章选编》（中），349、35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不是向玄学家投降了吗？从这一认识出发，陈氏说到胡适，他说，“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上书，349页。）。意思就是说，你胡适真要同玄学家划清界限，你就只有站到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胡适见了陈的序，大不谓然，写信进行反驳。他表示，“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他仍然不赞成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坚持说，不单是物质的原因，“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胡适文存》第2集第2卷，34～35页。），这就是他主张的多元的或所谓“秃头的历史观”，当然这只能是唯心的历史观。陈独秀指出物质的原因是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的根本原因，这是对的。但他没有详加论证，因而也未能恰当地说明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精神力量的作用。胡适钻了他的空子，提出了“思想知识等事”的客观作用的问题。但他拒绝指明思想知识等事，到底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它究竟是与“物质的原因”完全平行的发生作用，还是一种根本上要受到物质原因制约的作用。因为胡适是实验主义的信徒，照他自己所说，实验主义对于这类哲学问题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的。
如果说，在哲学和理论问题上，甚至包括一些政治问题上的争论，胡、陈之间大抵尚能尽理而止，那么在涉及具体而微的团体的事业问题上，胡、陈之间的斗争就会变得颇有些火药味。三四年前，为《新青年》事，“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地步。三四年后，为了《努力月刊》的事，胡适对陈独秀发动了一次更为猛烈的攻击。盖《努力周报》于1923年10月停刊后，胡适于是年12月与商务印书馆商订合约，决定改办《努力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负责给作者付酬（约定胡适与陈独秀两人不受酬）。原预定于1924年5月出版，但到8月，还没有出版的消息，所以有读者投书《晨报》，提出质问。这时，胡适正在北戴河休假。《努力》的同人高一涵发表文章答复读者。文中表示出对胡适将《努力月刊》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变成商业性刊物不满意的态度，认为这是要《努力》的同人为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们赚红利，故不肯积极从事。胡适见了高的文章，很是生气，认为这位老朋友的议论是受了左派的影响。他并且认定陈独秀应对这类憎恨资本家的左派言论负责。他先写信给高，批评高的议论存心不够忠厚，力言商务印书馆于此事，只是存心帮助一些读书的穷朋友。继于9月12日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关于〈努力〉的问题》，名义上是解释《努力月刊》久延未出的原因，而实际上却不点名地大攻陈独秀。刚好陈于不久前在《政治生活》第15期上发过一篇谈论义和团的文章，胡适便由此借题发挥。他说：“我个人的主张是《努力》应该继续出版。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六年前《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又说：“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胡适自注道：“这一段不是对一涵说的，因为一涵并不至于颂扬拳匪。”这篇东西是目前所见胡适批评他的老朋友陈独秀的最激烈的文字。在对待下层群众的反抗运动的态度上，陈独秀在五四前确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态度起了根本性变化，这便成了他与胡适的重要分歧点。
四
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过的老朋友，五四以后逐渐分道扬镳，一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一个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一个仍是实验主义的信徒，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在涉及思想、政治的一系列问题上，两个人立场不同、意见相左，时起争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他俩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胡适从大学教授做到首席官方学者，后来又荣任驻美大使，地位日崇，声名益振。陈独秀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头衔去奔走革命，当了共产党的领袖，屡涉险阻，几遭缧绁之灾。后来，他被开除出党，又横遭国民党的监禁。至抗战始获释，晚境是在疾病与窘苦中度过的，这对老朋友的不同遭遇很具有典型意义。
那么，他们两人的思想分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在思想、政治以至人生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呢？
当陈独秀热诚举荐，努力把胡适请进北大，又同他携手共事、并肩战斗的时候，他们两人无疑地是互相引为同道，谁也不十分注意彼此思想的差异，更不会想到，这些差异后来竟变成重大的政治分歧。现在当我们已经概述了他们后来的分歧和争论之后，再回过头来检查他们初期的差异就比较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