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长周明之教授的力作。周先生是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特别是研究胡适的少数专家之一。1988年夏，周先生第一次来大陆访问，我们曾欢谈数次，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我所青年学者雷颐翻译周先生的书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借此机会略说几句话。
胡适是他的同时代人中，在思想、学术、教育乃至政治上同时发生重大影响的少数知识领袖之一。他活着和死后，毁誉交加，迄今未止，是所谓最有争议的人物。誉之者，自然承认他的巨大影响。毁之者，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曾经那么用力去批判他，企图肃清他的影响，岂不是承认了他的影响之大？对于一个影响如此之大的人，我认为值得学者们努力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作多方面的研究，力求对他以及他与时代的关系有比较全面、比较清楚的认识。研究前人，研究历史，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变得更聪明。对前人过分的颂扬和过度的诽谤，都是愚昧的表现。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数十年海内外对胡适研究都不很重视。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都不算多。中国大陆上只是最近十年才有比较冷静的研究著述。人们稍加留心即可发现，大陆学者同海外学者在研究同一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所着意的重点，所得的结论，往往相异。甚至对胡适著述中同一篇、同一段、同一句的理解也往往互有出入，这是不奇怪的。即使同是大陆学者，其理论、方法、结论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中国有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喜欢搞“定于一”，要大家都按一个思想模式思考。这在事实上从未真正做到。勉强做去，结果只能是思想僵化，窒息创造的智慧，使片面性走向极端。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在新文化运动中都曾为争取思想自由而奋斗。他们一方面自己不愿做古人、旁人的奴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容忍别人不同思想存在的权力。当《新青年》编者们内部发生分歧时，他们不主张“统一思想”、勉强同办一个刊物，而是尊重各人的主张，任便弃取。照他们当时的说法：若使外间以为《新青年》同人们是主张统一思想的，那是很丢人的。他们不愧是一代英杰。历史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统一思想”必然通向愚昧。我一直以为，中国文化的复兴，部分地将有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古代诸子并进、百家争鸣的那种生机活泼的局面。
胡适研究是我曾经用过很大力气的一个题目，我对海内外出现的有关这个题目的著述，总是怀有极大的兴趣。周先生此书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他特别侧重于揭示胡适与他的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他的矛盾心态，解释他在困惑中作出抉择的条件和理由。这种贯穿全书的写法很有特点，应可启发我们在人物研究中勇于作新的尝试。周先生在海外从教和研究有年，得以见到许多我们不易见到的英文资料。特别是他有机会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分胡适日记，以及胡适早年就读的康奈尔大学保存的一部分有关档案资料。书中引证的这类资料，是很有价值的。此外，作者对胡适留学时期的思想变化（例如对婚姻问题的思想变化），对胡适世界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对胡适政治思想与政治态度的发展演变等等的研究，都做出了新的成绩。
一本学术著作的价值，照我的看法，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它的各种具体观点和结论，而是在于它的方法和材料。古往今来，即使最优秀的著作，它的个别观点与结论也难免有纰漏。但一种成功的新方法，总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展开新的矛盾，因此，可以发生长久的影响。同样的，发掘、整理、诠释新的材料，也是具有长久价值的工作。我们向国内学者介绍此书，希望促进海内外同行间的交流，推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