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胡颂平先生编辑的。颂平先生1990年刚刚故去。他是浙江温州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的社会科学院。那时，胡适先生担任中国公学的校长，颂平先生除了听他讲思想史、文化史的课之外，还曾到他家里去请教、谈话。将近30年后，胡适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颂平先生以50多岁的老学生的资格为胡先生做秘书和助手，直到胡先生去世为止。因此，颂平先生是胡适先生晚年生活及其思想言行的最权威的见证人。自然，这位老学生对他的老师是充满敬仰之情的。
颂平先生在他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后记》里曾交代说，因为他把历年所记的胡适的言谈都编进年谱，结果使“最后四年的记载几占全谱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匀称上不成比例”。故在年谱付印前，将其所记言谈资料抽出，另编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就是本书的由来。本书最初于1984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现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想出一个新的本子，要我写一篇序。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发生广泛影响的人物。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历次重大的学术文化论争，他都直接间接地参与其事，作为一种思想和学派的代表人物，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胡适在政治上拥蒋反共，这是谁都知道的。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活动与建树，近年已有很多讨论。这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为我们了解胡适晚年如何自我定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这本《谈话录》中可以看出，这位学者晚年仍保持着他一些基本的追求。
《谈话录》的内容涉及做人、做学问，涉及历史及文化传统等许多方面。
胡适是很讲究做人和修养的。从前有个叫温源宁的人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胡适之》，说胡适是个道地的平民主义者，任何一个人同他在一起都会感到舒服。这本《谈话录》中记载，胡适养病期间，常有各式各样的人去看他。负责照料他的人，总是希望客人早些告辞。但胡适自己却总是不断地想出话题同客人交谈，以免客人受到冷落。自然，胡适也并非一味迎合别人。他如果看出问题，他会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有一位朋友爱写诗，实则完全不通诗道。胡适直率地对他说：“你的诗全是不通的”，“因为你的地位的关系，人家不便批评你”。劝他要有自知之明。
胡适常劝人要说实话，“说实话，包你有力量”。这是凝结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的话。
胡适轻意不肯替人介绍工作，他深知，以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如介绍某人到某部门去，势必会使那个部门的人受到压力，感到为难。尽可能地替别人设想，这是胡适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他的文章总是改了又改，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的意思。有些人写文章洋洋洒洒，自说自话，甚至由于自己的思想本身没弄清楚，往往硬造一些不伦不类的词语，完全不管别人看懂看不懂，这是很坏的做法。他主张，写字不应太潦草，“写字让人看不懂，是不道德的”。
他特别注意体谅别人的困难。有一次，一位记者写一篇有关胡适的报道，其中有非恶意的失实之处。当某报的主持人来核实报道的内容时，他怕那个记者受到处分，竟自己承担起责任，说那个报道“全是真的”。
他向自己身边的人讲两则故事：从前，刘半农先生因在西北调查时染上回归热，在协和医院死去。其夫人认为是医生贻误所致，她竟动手打了那个主治的外籍医生的耳光。事后，胡适亲自向医院代为道歉。而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他的爱女因盲肠炎手术失误而死，这位老人却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说。两相对比，胡适甚为钦佩高梦旦先生的为人。对别人的工作表示尊重、体谅和不苛求，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精神。
《谈话录》每每谈到做学问的问题。胡适读书甚多，知识渊博，这是人所公认的。每谈到学问上事，他总是举一反三，津津乐道。一个字的古音，一件事物的来历，一种社会风俗的变迁，一句古话的意义，都能引起他讲论的兴趣。这种例子甚多，读者可于书中随处觅得。我这里特别提一下他晚年对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所发表的意见。胡适自己说过，他一生的著述都是围绕着方法问题转的。他的方法是在实验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的考证学相结合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他曾把它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但“大胆的假设”若没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做基础，用得不慎重，往往会出毛病。胡适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晚年较少谈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更多地用“勤、谨、和、缓”四个字来讲论治学的态度与方法。他给王重民写信（1943年5月30日，见拙著：《胡适年谱》，310页），给陈之迈写信（1957年5月2日，见同上书，405页）谈治学时，都是如此。胡适常说，所谓治学方法，其实就是治学实践中一种良好的习惯。他很称赞罗尔纲先生“一笔一画不放过”、“一丝—毫不苟且”的态度。在这本《谈话录》中，有一次就是因发现录稿上一个错字而谈起“勤、谨、和、缓”四个字的意义。他说：“勤，就是不偷懒。就是傅孟真（即傅斯年——引者）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地去找材料，叫做：‘勤’。谨，就是不苟且。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客观，叫做谨。和，就是不生气，要虚心，要平实。缓，就是不要忙，要从从容容地校对，宁可迟几天办好，不要匆忙有错。”胡适说，勤、谨、和、缓“这四个字本是前辈教人做官（办案）的方法，我把它拿来作为治学的方法”。他常举一些做学问的实例来说明这一方法的普遍意义。例如讲“勤”，他举欧阳修读书做学问讲“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一点空闲都要加以利用。又如讲“谨”，他提到陈垣先生做校勘，为了避免疏忽致误，他往往把比勘的两种文献从末一字起，倒过来读校，硬是每一字、每一笔都详细校勘过。这种谨慎的态度，实在可佩。讲到“和”，他说，做学问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就会产生偏见。他认为孟森、王国维判定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本，就是因为误信前人而产生“正义的火气”，遂不能冷静平和地审查证据，而诬枉了前人。讲到“缓”，胡适最喜欢举达尔文的例子。达尔文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研究，本来早就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但他迟迟不发表自己的见解，继续地调查研究，以求更多的证实，使他的见解更加坚不可摧。
其实，勤、谨、和、缓四字讲的是做学问的态度，还并不是做学问的具体方法。做学问，各家各派方法不同，不同学科的方法也略有区别。但不论哪家哪派哪种学科，若是不能具备勤、谨、和、缓的态度，就一定会出错。
胡适始终关注中国文化的问题。他对传统文化一直持批评态度。死前三个月，他还做过一次严厉攻击东方文明的演说，结果引致四面八方的讨伐。此事在此书中也有反映。应该指出的是，胡适虽然批评传统文化，但不等于完全抹杀传统文化。这本《谈话录》中，有关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变迁等等内容甚多。胡适对他家乡的文化背景材料极感兴趣。他曾对胡颂平说：“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谈话录》中多次谈到他家乡的土俗、谚语、掌故以及社会风俗的演变等等。胡适主张，写历史都应特别具备文化史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的演变。1914年，他在美国留学时，特地万里寄书询问家乡辛亥革命后的习俗变迁与教育状况。1930年，他为他族叔胡寄凡的《上海小志》写序，极强调记载一地的生活状态、经济来源、民族迁徙、方音异态、风俗演变、教育状况等等之重要。他批评从前的史家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一句话所误，写历史专重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等等“大事”，而完全不留心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习俗演变等等“小事”。其实，以现代史家的眼光看来，这些所谓“小事”的意义比那些所谓“大事”的意义要重要得多、深刻得多。
《谈话录》中还涉及许多历史人物的逸事和一些小掌故。例如，他讲北平的辅仁大学本是天主教大学，却请了个基督教徒陈垣做校长。又如，他讲到1927年王国维的投湖自杀是出于对局势恐惧的心理。又如，他讲1930年中国公学的风潮完全是政治上的党派之争弄出来的。又如，他讲1935年初，他过广州时参观黄花岗烈士墓，用粤语写了一首小诗，诗云：“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咪话火把唔够猛，睇佢吓倒大将军。”此诗惹得军阀陈济棠大不高兴，竟把自由神铲去，换上国民党的党徽。如此等等，皆可为历史研究提供有趣的参考材料。
自然，《谈话录》中也颇有些只可姑妄听之的内容。例如，他把一个国家有无怕老婆的故事来作为判断其民主与独裁的分野。又如，他称赏陈之藩对比俄国革命前后小说的优劣，从而判断苏联不如沙俄。这是出于政治偏见。他忘记了，1926年7月，他路过莫斯科时，曾深为这个新国家的向上奋发的精神所感动的事实。况且，一个国家的哲学、文学在某种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作品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恰恰是在走下坡路的末运时期成批地出现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黑格尔就曾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存在不足以证明旧俄国比苏联好，正如曹雪芹的存在不足以证明清朝比民国好一样。所以，用小说的艺术水准论证一个国家整体状况的好坏，实不足为训。
这本《谈话录》如实记载胡适与周围人的言谈碎语，读起来毫不费力，既可作消闲之读物看，亦可作学者语录看。只要读者自己有相当的知识学问的基础，是可以得到不少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