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案《北魏慈庆尼墓志》：“(慈庆)尼历奉五朝，崇重三帝，英名耆老，法门宿齿。并复东华兆建之日，朕躬诞育之初，每被恩敕，委付侍守。昨以晡时忽致殒逝，朕躬悲悼，用惕于怀。可给葬具，一依别敕。中给事中王绍鉴督丧事，赠物一千五百段。又追赠比丘尼统。”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一册卷五，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39页。
通过以上两例，可以略见，北魏时期比丘尼可以到达“僧统”之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二寺院经济来源
1. 女性供养人
东晋宋齐梁陈时期，有相当一部女性供养比丘尼僧团，她们提供地基、修建寺院，或供给日常用度.
2. 尼寺寺院经济小结
佛教将信仰人群分为七类，即“七众”：“一比丘、二比丘尼、三式叉摩尼、四沙弥、五沙弥尼、六优婆塞、七优婆夷。”《十诵律》卷二十四，《大正藏》第23册，第174页上。其中，优婆塞及优婆夷即为男居士和女居士，是佛教的支持者与世俗修行者。佛教僧团的经济供给，主要来源于世俗信众的施舍。
从上列两表所录数据来看，东晋时期比丘尼僧团得到帝王、后宫及大臣的供养，女性供养人以褚太后、何皇后为代表，资助方式为修建寺院；男性以何充、谢尚、晋简文帝、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为代表，资助方式为建寺并提供物资保障。除贵族非亲属供养人外，富族比丘尼亲属也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如延兴寺僧基尼出家时“内外亲戚皆来庆慰，竞施珍华争设名供”。总的来说，东晋时期尼寺数量不多，尼寺供养人多为皇室成员或王公大臣，寺院经济进项以接受财物布施为主，出项为比丘尼的日常消耗，无寺院内部财务管理记录，这与东晋比丘尼僧团初建及比丘尼多为北来有关。
据现存文本所录，刘宋时期女性供养人仍以皇室与王室成员为主，资助方式以舍宅、建寺、造像为主；男性供养人以皇室成员与王公大臣为主，另有富户设斋供养。此一时期，出现比丘尼僧官，政府供给相当于大臣的俸禄，如宋孝武帝月给钱一万给普贤寺宝贤尼。同时，特殊的比丘尼群体也作为大臣的“后房”，定时定量供应物资，如南郡王刘义宣及臧质所供养的尼僧等等。此一时期，寺院经济来源除布施外，景福寺出现“起寺借券书”，无资料说明“起寺借券书”是否要求偿还，但笔者认为，这表明除布施外，尼寺也主动募集资金用于寺院建设。
从寺院经济内部管理来说，景福尼慧果“为纲纪，遗之物悉以入僧，众业兴隆大小悦服”，永安寺僧端“纲纪众务均爱等接，大小悦服久而弥敬”。因此，尼寺内可能由“寺主”或“纲纪”统一管理财物，决定如何分配物资。另外，青园寺尼宝英“建塔五层”，但文中未说明宝英是“寺主”或其他职务，很难断定她的建塔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寺院行为，笔者认为，即使宝英不是寺官，其行为也得到了寺官的认可，寺院内部经济由仍寺官统一管理。
从寺院经济出项上看，建福寺尼道琼“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处处安置”，她造“彭城寺金像二躯”、“瓦官寺弥勒行像一躯”、“南建兴寺金像二躯”、“于建福寺造卧像”又“ 制普贤行像”。根据道琼造像的分配来看，尼寺接受经济供养后，又以造像或其他形式转供养僧寺。再案《出三藏记集》：“(沮渠)至孝建二年九月八日，于竹园精舍书出此经(《九禅要秘治病经》)，尼慧濬为檀越。”《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66页中。尼寺经济开支也包括“译经支出”一项。另外，有比丘尼直接供养比丘之例，如南安寺慧琼“以南安(寺)施沙门慧智”，宋元嘉中慧木以“四部戒本及羯磨施四众”等等。总的来说，从寺院经济的形式观之，比丘尼在刘宋时期得到极大发展。
南齐时期尼寺女性供养人以王室成员为主，资助方式为造像、布施物资及设禅斋；男性供养人为皇室成员、王公大臣，以齐武帝、豫章王萧嶷、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为代表。萧嶷造福田寺，他“薨后，第库无见钱，武帝敕货杂物服饰数百万，起集善寺，月给第见钱百万，至上崩乃省”《南史》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二·萧嶷》，第710页。南齐王公大臣对寺院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建寺、供斋、布施方面。这一时期，比丘尼也成为大臣和其眷属的受戒师，如益州刺史张岱请僧猛尼为师。与前朝类似，南齐尼寺进项以接受布施为主，部分比丘尼享受政府给予的补贴。
从寺院经济出项上看，寺院的主要支出，其一在于造佛像，如建福寺智胜“舍衣钵为宋齐七帝造摄山寺石像”。其二在于供养比丘，如尼昙简将法音寺施给道林寺慧明法师，“因移白山，更立草庵以蔽风雨”；集善寺慧绪尼“以福田寺别安外国道人阿梨”等等。其三在于特殊时期用于社会救济，如刘肜“坐与亡弟母杨别居，杨死不殡葬，崇圣寺尼慧首剃头为尼，以五百钱为买棺，以泥洹舆送葬”《南史》卷十五《列传第五·刘肜》，第280页。；盐官齐明寺僧猛遇“饥者撤膳以施之，寒者解衣而与之”；武平“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北史》卷七《齐本纪第八·武成帝》，第193页。
从寺院内部财务管理来说，延续刘宋传统，“纲纪”或“寺主”统一管理财物。剡齐兴寺德乐尼“纲纪大小悦服，远近钦风，皆愿依止。徒众二百余人，不聚施，岁建大讲，僧尼不限，平等资供”。说明财政权分配掌握在她的手中。
萧梁时期佛教得到极大发展，由于梁武帝的提倡，佛教信仰大众化，出现民众为比丘尼建寺及供给物质的现象。女性供养者上至皇室，下至《嘉定赤城志》提到的周豹二女舍宅建黄岩县明因寺。供养人已从社会上层发展到民间。男性供养人状况亦同，《至顺镇江志卷》录庐陵王府兵曹周祥建金坛县报恩尼寺。
另外，讲经说法所获之资费亦或成为寺院收入之一，如禅林寺净秀尼“欲请曜法师讲十诵律，但有钱一千忧事不办”，“及至经营有七十檀越争设妙供”。也就是说，尼寺请法师讲经说法需要供给物资，从侧面说明寺院讲经资费也是寺院收入的组成部分。
梁天监八年，优婆夷沈氏所言代表了当时部分供养人的心态：(世人)蓄身外之财，以充其欲。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岂直温肌歉腹，若此而已哉。至于积箧盈藏，未尝登体。溢俎充庖，既饫斯弃。曾不知粟帛所从，事非因己，悠悠黔首。同有其分。离多共寡，犹或未均。我若有余，物何由足。仁者之怀，不应若此。侵他之财，世称为盗。盗之甚者，孰过于斯。幽显推求，无一或可。君仰藉时来，久乘休运。玉粒晨炊，华烛夜炳。自此迄今历年三十。遂乃服冕荣国裂土承家，润盈身已，庆流仆妾，室非悬磬，俸有兼金。救寒止于重裘，而笥委余袭。冬夜既蒙累茧，而椟有嬴衾。自斯已上，侈长非一。虽等彼豪，其陋已甚。方诸窭室，所迈实多。悟此非常，事由诸佛。有怀舍散，宜光道场。饥寒困苦，为患乃切。布满州县，难悉经缘。其当称力因事，一旦随年。头目髓脑，诚难轻慕，亏已赡物，未易顿行。誓欲广念深恩，积微成着。施路檀门，冀或能践。以大梁天监之八年，岁次玄枵，日殷鸟度夹钟，纪月十八日，在于新所创蒋陵皇宅，请佛及僧髣髴祇树，息心上士凡一百人。虽果谢庵园饭非香国，而野粒山蔬可同属恹。兼舍身资服用百有一十七种，微自捐撤，以奉现前众僧。《优婆夷沈氏舍身愿疏》，《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大正藏》第52册，第323页中-下。由此可见，布施僧众被认为是造福田，通过布施行为本人能够得到功德。再者，布施僧尼也被视作为已故亲人追福用，为使“慈母临终正念不乱，系想诸佛及本师，至乎寿尽。凡夫恋着母子恩深，婴此长别肝心破溃，不能自任遗旨。以三十两上金，奉别充道场功德”《梁刘之遴与印和尚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大正藏》第52册，第326页中-下。总之，布施僧尼有诸多益处，接受布施亦为尼寺经济来源之主要方面。
陈朝比丘尼寺院经济资料缺乏，笔者难以推论，但就侯景之乱后，陈朝多以修复故寺为主来说，国家及贵族对寺院的供给仍是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
北朝记录略有不同，文本所录皇室成员或王公大臣妻女为尼的比例极大，其经济来源较有保障；其余非贵族女性为比丘尼者，也能得到大臣与富户的经济资助。尼寺作为安置先朝后妃的处所，几乎没有承担社会功能的记录，支出主要为日常开支与修造佛像费用。
综上所述，东晋宋齐梁陈的寺院经济虽各有特点，但具较强的一致性：皇室、大臣、富户布施为寺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人名下可供养多所寺院，一所寺院也由多人供养。寺院内部，财政权掌握在“寺主”手中统一管理，寺院支出以日常开支、造像为主。特殊时期寺院也为社会救助提供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