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主旨是阐述利用地形条件克敌制胜的基本原则以及军队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实施作战的一般方法。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有关军事地形学的精辟专文，与本书中专门阐述兵要地理（战略地理）的《九地篇》一起，构成了兵圣孙武军事地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弥足珍贵，价值永恒。
孙子在本篇中扼要地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地形者，兵之助也”。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了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基本原则，辩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孙子进而探讨了军队作战失利的六种主要原因，指出造成“六败”局面的责任应该由将帅来承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并阐述了将帅的道德行为准则，“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孙子论述了若干治军上的一般原则，主张将领既要爱护士兵，“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要严肃治军的纪律，反对过分地厚爱士卒，做到“爱”与“严”相结合。全篇讲“地”，更讲“人”；讲“助”，更讲“主”；讲地形，又高于地形。总之，本篇是反映《孙子兵法》唯物与辩证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原则精神的佳作。
用兵打仗，需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中进行的。这里，时间体现为战争过程的速决或是持久，空间体现为战争规模（主要指战场覆盖面）的广阔或是狭小。在古代冷兵器作战时代，没有飞机，没有导弹，也没有潜艇，所以，战争当然只是在陆地或水面的范围内展开，这决定了战争不能不受一定的地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众所周知战争与地理有着密切关系，于是乎，对于影响军队行动的战场地形地貌，就不能不详细研究，全盘掌握；而为了在整个战略布局上取得有利主动的地位，就不能不对兵要地理形势作用作缜密的考察。前者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军事地理学”的概念。（参见姜春良主编：《军事地理学》，140、15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当然，在中国古代，对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人们通常是对它们作通盘的研究和阐述的，就像人们不曾严格规范战略、战役、战术、战法、战斗基本含义的情况一样。孙子尽管很伟大，但在这些方面也不可能超越时代，有所例外。
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关系似乎尤为重大。如在戈壁荒漠地区，如果后勤补给跟不上，那么不用打仗，光饥饿与干渴便能置人于死地。又如在荆棘丛生、羊肠小道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地带，你就是骑了“的卢”、“赤兔”一类的宝驹名马，也无法信缰驰骋，更不必说去和敌人挥戟搏杀了。因此，早在孙子之前，就有人去探讨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了，并且留下了一些足资启迪的军事地理理论的雏形。例如，《周易·师卦·六四》有云：“师，左次，无咎。”它的意思是说，军队在作战行动中只要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就等于掌握了主动，不再会有任何危险。又如《周易·同人》也说：“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意谓如果能充分利用草木茂盛、地势起伏的特殊地形条件，巧妙隐蔽军队，并抢先占领有利的制高点，就能够顺利打败敌人，并使得敌人元气大伤，在好多年之内都无法得到恢复。这些片言只语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孙子构筑其军事地理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然而，在孙子之前，关于军事活动中运用地理条件相应原则的阐述，还远远不够火候。这表现为：一是只言片语，零碎散漫，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不见系统，缺乏深度；二是光谈地形，不谈地域，没有涉及军事地理中最核心的兵要地理问题，缺乏广度。只有到了孙子那里，利用地理条件来达成克敌制胜的目的，才成为兵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军事地理学才基本具备规模。这就是说，孙子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地理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之相互关系的兵学大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孙子真是不世出的人物，筚路蓝缕，又给后人开辟了军事学的新空间——军事地理学。
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兵要地理（现今时髦的叫法是“战略地理”）的论述。他撰写《九地篇》，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的战略地理环境当中展开行动的指导原则。二是对战术地理的论述，主要内容见于本篇以及前面的《行军篇》。概括地说，孙子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集中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要领，辩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地形学的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它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为过的。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平津馆本、武经本、日本樱田本等作“胜乃可全”，意思相差并不太多），这是孙子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思想基础。它要求战争指挥者尽可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在这个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实施战役指导，活用战法战术，赢得生死搏杀，即所谓“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关注地形，了解地形，分析地形，利用地形，就属于“知天知地”的范围，这正是孙子苦心孤诣打造其军事地形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孙子非常重视战场地形条件对作战行动展开的具体影响，提出了“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精辟的论断，强调作战指导者要注重对地形的观察和利用。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孙子看来，能不能根据地形条件制定适宜的战法战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军队的存亡。所以要想成为一位真正有所成就的将帅，不让同代人指着脊梁骨咒骂，不教后世人点着历史书嘲笑，条件之一便是了解和熟悉地形，认真研究、巧妙利用地形，即在判断和掌握敌情的同时，准确地计算地理形势上的险要或平坦、遥远或邻近、广阔或狭窄，以便对军队的开进速度、机动方式、部署主次以及阵地的选择、伪装和使用等，做出明确正确的抉择。孙子对此的重视程度是无可比拟的，是从战略的层面来认识的，他强调这是高明指挥员所不可或缺的素质，是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如此这般，孙子就将地形学首次引入了军事斗争的领域，使得敌情分析和地形利用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从“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基本见解出发，孙子根据当时实战的具体要求，进而系统地探讨了战术地形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他具体列举了军队在作战行动中极有可能遇到的六种基本地形：四通八达的“通形”，能进难退的“挂形”，双方行动都不便的“支形”，狭隘重阻、易守难攻的“隘形”，险峻陡峭、不便展开的“险形”以及距离遥远、双方机遇相等的“远形”。指出了这六种基本地形的各自特点所在，并且就这六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提出了详尽而又有针对性的作战指挥要领。例如，在敌我双方都可以自由来去、四通八达的“通”形地域上，作战指挥者应该抢先占领开阔向阳的高地，确保粮草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无阻，从而牢牢把握主动。又如，在“支形”地域上，先要做到戒除贪多务得的人性弱点，不受敌方诱兵的迷惑，持重待机，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统率部队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前出一半时再突然回师反击，大杀回马枪，玩对手于股掌之中。等等。
当然，按孙子的理解，地形条件是客观的存在，它固然重要，但毕竟仅仅是用兵打仗的重要辅助条件，如何巧妙利用地形，确立战场优势，关键还在于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实施卓越的作战指导。因此，孙子进而论述了军队由于将帅战术呆板、指挥失当而导致失败的六种情况“六败”：“走、弛、陷、崩、乱、北”，细致剖析了产生“六败”的具体原因和主要表现，并且强调指出造成作战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将帅来承担，不能归咎于自然条件，像项羽那样说什么“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这是怨天尤人的看法，此乃“非天之灾，将之过也”。由此可见，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是相当系统和辩证的，真正做到了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结合，即通过对“地有六形”的具体阐发，揭示了地形条件与战争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又通过对“兵有六败”的深刻论述，说明了主观指挥失误必然会造成作战行动的失败。这里，“地有六形”讲的是自然的客观因素，“兵有六败”讲的是人为的主观因素。孙子军事地形学思想的高明，在于恰如其分评价地形在军事上重要作用的同时，正确地强调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认为只有将战场地形等有利的客观因素与战争指挥者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才能达到趋利而避害、稳操胜券、心想事成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在后世是为众多兵家所一致推崇的，《百战奇法·地战》强调：“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草庐经略·地形》指出：“两军交战，地不两利；我先得之，敌为我制。虽可利人，实由人择；固分险易，还务通权”等，都可以看做孙子的异代知音，都属于对孙子战术地理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西方近代军事学家重视战场上重要地形的战略价值，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甚至把它视为国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学者科宁·格雷提出，国力要素包括人和文化因素、领土面积、地形、经济资源、政治实体间的距离等，并认为自然地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地理，经济地理决定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对政治的发展又产生重大影响。（参见［美］科宁·格雷：《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43~44页，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88。）又如约翰·柯林斯把国力要素归纳为10个基本方面，其中属于自然地理的有空间关系、主要的陆地形态、气候、天然植被，而属于经济和人文地理的有资源、工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重要部门的分布、交通网和通信网。并指出这些因素构成了加强国家力量的地理成分。它影响到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力量如何使用的问题。
至于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更是多次就地形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阐述。指出那些位居要冲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要地，例如交通中心、重要军事基地、要塞所在地、在山地唯一可通过的隘道、在河川地域能控制几个流域的会合点等，都是永久地理性的战略点。一个国家的边境上，具有良好的障碍物体系，如高山、大河或人为的要塞，这个国界本身就可当作永久性防线；任何相当宽度的河川、任何山脊和隘道，只要有了临时工事的保护，就可当作暂时性防线，它可阻止敌人前进达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或强迫敌人改变进攻方向，这些利益是纯战略性的。（参见［瑞士］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104、115页。）
同时，若米尼也辩证地看到单纯注重地形条件的局限性，认为利用地形说到底是军事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一个天然形势十分险要的地方，敌人固然难以进攻，可自己的军队也一样不容易攻击。敌人可以用少数兵力封锁各口，而我军则会坐困在里面，无法自由行动。由此可见，若米尼重视地形条件以及辩证对待其利弊得失的做法，实与孙子既重视战场地形等客观因素，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维逻辑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由于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不是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对众多战争实践活动进行总结的结晶，因而在指导后世战争方面也不乏大手笔，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公元263年爆发的魏灭蜀汉之战就是这方面颇具说服力的史证。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夺取了曹魏政权的实际军政大权。他在继续血腥剪除曹氏势力的同时，笼络士族，协调内部关系，注意发展生产，扩充军力，收到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效益。到了其次子司马昭执政时，魏国的综合实力相对于其他两个独立政权——蜀汉、东吴来讲，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三分归一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建都成都的蜀汉政权是三国之中疆土最小，人口最少，实力最弱的国家。前期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政治上还比较稳定，经济和军事上也有一定的实力，要想开疆拓土虽力有不逮，但若拥兵自保尚不困难。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蒋琬和费祎相继辅政，他们在内政上遵循诸葛亮的成规，没有新的变革和建树；外交上维持联吴抗魏的国策；军事上由主动进攻转变为防御自固；因而暂时还能保持国内的稳定和防御曹魏的能力，可算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公元253年，费祎去世，大将军姜维主持蜀汉军政，采取西连羌人，夺取陇右，相机进图关中的战略，在十年中，先后六次向陇右出击。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得蜀汉兵疲民困，内部矛盾加剧。而蜀汉后主刘禅庸弱无能，重用宦官黄皓，政治腐败，导致蜀汉政权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姜维率蜀军主力远驻沓中（今甘肃岷县南）屯田，躲避黄皓的迫害，更使得战略要地汉中正面防御薄弱，为魏军的大举进兵提供了虚隙。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冬，司马昭根据蜀汉内政不修，边境无备，士气低落等情况，定下了灭蜀的计划，并积极从事具体的战争准备。半年后（公元263年）一切就绪，便正式颁下诏书，起兵近20万，大举攻蜀。其具体作战部署是：征西将军邓艾统兵3万向甘松（今甘肃迭部东南）、沓中开进，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兵3万切断姜维向东、南方向退兵的归路；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2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直趋汉中。公元263年秋，魏军主力自洛阳出发，开始了灭蜀行动。
汉中地处秦岭和米仓山之间，是巴蜀的屏障，益州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蜀汉方面历来重视对它的防御。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都曾亲率大军驻守，并修建了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东）二城以屯兵，同时依山阻险，重叠交错地部署戍卒扼守各个重要关口。这些措施在对魏作战中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魏军的多次进犯都无功而返。但是自从姜维把蜀汉主力部队调往沓中后，汉中的蜀军人数不到三万，兵力薄弱。姜维还改变了汉中历来的防御方针及设施，采取了收缩兵力，防守要城，诱敌深入，然后乘敌疲惫而出击的方针。这一作战方针从理论上说固然没有错，但是在当时魏极强而蜀极弱的条件下，这么做，无异于开门揖盗，自取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