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大学》《中庸》意释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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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中庸》意释致用(3)

(b)与法家等级观念相比较。法家在打破旧等级制上表现得比儒家激进,但法家并非不讲等级。商鞅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商君书·君臣》,4605页。)商鞅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韩非强调“贵贱不相逾”(《韩非子·有度》,4620页。)。但是,同样是突破旧等级建立新等级,儒家属于文明层次,法家属于野蛮层次。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4742页。)“争于气力”就是争于杀人的“丛林法则”。谁杀人多谁升迁快。商鞅说:“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商君书·君臣》,4605页。)商鞅要将秦人培养成“闻战而相贺”(《商君书·赏刑》,4598页。)。这是鼓吹用暴虐的方式更替旧等级制。法家反对文明治国。商鞅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4580页。)这是反对让农民学习文化。韩非说:“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韩非子·显学》,4748页。)这些是反对道德导向。依照法家主张建立的社会,人类必定倒退回野蛮。

与之相反,儒家是用文化本位的新等级制代替旧等级制。孔子用“六艺”为社会培养人才,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1112页。),提出有德者居上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1092页。)。孟子主张“贵德而尊士”,“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1128页。)。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1242页。)显而易见,儒家等级制是以文明为尺度,追求的是“正心”、“诚意”、“修身”的君子世界。法家鼓吹的是低层次的丛林法则。

(c)与墨家等级观念相比较。墨家也并非不讲等级。墨子说:“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墨子·尚同中》,4284页。)这强调了传统的君臣父子等差。墨子还说:“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墨子·尚贤中》,4279页。)这是要求加大贤者与平民的等差。只有如此,才能得到善于治事的人才。墨子打比喻:“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上》,4278页。)墨子批评当政者不任贤使能:“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尚贤下》,4282页。)墨家主张的黜陟标准是文明的。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韩非子·显学》,4748页。)但是,这个“能”主要是业务能力。墨子“尚贤”的比喻是:“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墨子·尚贤中》,4279页。)对于“有能者”,如果仅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可,如果进一步“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则大大不足。因为任事断令者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水平。特别是古代,人们生活封闭,视野狭窄,公共设施非常落后,对管理者的监管能力很弱,管理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官员个人的道德,而不是业务能力。所以,当时什么样的人能居高位,应当更看重德性。虞国宫之奇引《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591页。)“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左传·桓公二年》,551页。)鲁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728页。)郑子产说:“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728页。)晋史赵说:“盛德必百世祀。”(《左传·昭公八年》,779页。)儒家的君子标准主要在道德层次。荀子甚至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荀子·天论》,1271页。)荀子为强调道德而贬低技术过于偏激,但能凸现出儒家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今天看来仍然重要。今人对领导人的要求也首先注重道德。河北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说:“我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孙中山。孔子是仁政,孙中山是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孙大午在线访资实录》,载网易商业报道,2003)孙先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对伟人看重的首先不是能力,而是道德。就影响力来说,领导人的道德远远超出其能力。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系辞传上》,71页。)儒家对高等级者的要求,首先就是高道德。所以与儒家相比,墨家的等级制仍是低层次的。以上与诸家等级观念相比较可以得出,儒家的等级观念层次是最高的。

由上可见,仔细分析,对旧的贵族等级制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孔子的“中庸”方式。

例子四:孔子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是个现实性非常强的问题。孔子的观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1107页。)“和”是说不同的东西糅合在一起。你的意见我尊重,我的意见你尊重,你我不同的意见和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合力。高音、中音、低音,糅合在一起形成美妙的音调;赤、橙、黄、绿、青、蓝、紫糅合在一起形成美丽的绘画;酸甜苦辣咸形成美味的食品。上个世纪初,世界上有三千多种小麦;上个世纪末,世界上还剩下两百多种小麦,基因的多样性正在丧失,这不符合儒家的“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史伯论兴衰》,6895页。)总之,“和”就是容纳多样性。与君子不同,小人追求的是“同”。小人所讲求的是,我比你强大,你就得放弃你的意见与我相同。你比我强大,我就得放弃我的意见和你相同。

孔子追求的是“和”。但是,人们对“和”的理解往往只是局限在包容多样性,而忽略了“和”意味着前进、上升。“和”就是“中庸”,“中庸”不仅仅是追求双赢,还追求共同前进。孔子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孔子的学生中有人可能是有神论者,比如子路。“季路问事鬼神。”“敢问死。”(《论语·先进》,1104页。)有人认为,“中庸”式的回答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笔者却以为,这种回答并不符合“中庸”,因为回答得太消极。“中庸”不但强调双赢、相互尊重,还特别强调共同前进、上升。对上述问题,孔子的回答不但没有排斥他人对鬼神的信仰,还包含着与信仰鬼神者携手共进之意。“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1104页。)孔子意识到,子路问鬼神其实质是问人,问死亡其实质也是问生。孔子不信鬼神而关注人的问题,不谈死亡而更加关注生。孔子和子路的大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孔子绕过鬼神问题和死亡问题,直接抓住双方下一步的共同点——人的问题和生的问题。总之,孔子面对子路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是求同存异的处理方法。他坚持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尊重了对方对鬼神的信仰,又开辟了双方共同前进的道路,做到了一举三得。

如此看来,儒家的开拓进取不是靠牺牲他人得来,而是包容了他人的特殊性。比较历史上世界其他种类文化会发现,儒家的包容性最强。(笔者声明:此处绝对无意贬低世界各个宗教。在当今,无论是哪一种宗教,大都走向主张人类相互宽容与和睦,谋求人类的解放与福祉。少数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其实是违反这些宗教的本意的。中华文化也有许多不如世界各个宗教之处,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

例如,中世纪的基督教。儒家祀百神,基督教信奉的是绝对唯一神。历史上基督教曾只许信上帝一神,谁敢信其他神就是异教徒,必遭讨伐。1096年到1270年,欧洲天主教会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上层僧侣打着消灭异教徒、解放耶路撒冷等圣城的旗号,向近东地区的东正教和穆斯林发动了八次“圣战”。第一次于1097年春在君士坦丁堡集结近四万人,经小亚细亚向耶路撒冷进攻。十字军沿途抢夺、杀人放火,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于1099年7月15日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七万余人,血洗全城。第四次东侵主要是攻击国力衰弱的拜占庭帝国。1202年,法、德、意十字军由海路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4月攻陷君士坦丁堡,焚城掠夺达一星期之久,把能抢的抢走,抢不走的烧光,甚至挖掘坟墓,劫掠殉葬品,所有文物、艺术品、文献图书损失殆尽。

历史上基督教不但要消灭异教徒,还在其内部迫害异端。一种宗教流传于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应是正常的。按儒家的“和而不同”精神,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互相商讨、切磋,共同提高,不应该封杀对方,更不应诉诸暴力。可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没有一点宽容精神,只要有一点与教会确定的说法相左就被打成“异端”,遭到审讯。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认为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一般设在修道院内,审讯秘密进行。宗教裁判所所制订的审讯条例:有两人作证,控告便能成立。证人如果撤回证词,就按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如不认罪,可用刑。被告不仅要自己认罪,还须检举同案犯和异端嫌疑犯。为异端辩护者应受罚绝。被告认罪之后,如果翻案,按异端处理。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宗教裁判所前后共经历约500年,15世纪以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分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至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8800人,受惩处者有96494人。

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在当今社会并没有彻底完结,甚至对一些国家的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里根时代相当张狂、苏联解体后更加活跃的新保守主义。“他们自称要把上帝的理性之光普照大地。”“极力鼓吹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加上‘道德’的印迹,为了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他们总是埋怨美国不够‘狠’。例如,一个叫尼奥·弗格森的教授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打赢朝鲜战争,是因为杜鲁门总统反对麦克阿瑟将军把战火烧到中国,没有在中国扔50枚原子弹!”(詹得雄:《思潮起伏看美国》,载《参考消息》,2007-02-22)

伊斯兰教也信仰绝对唯一神,排斥异教。穆罕默德说,多神教徒都是一些瞎子、聋子,有眼看不见安拉指示的正道,有耳听不见安拉使者的召唤。说他们犹如在疾雷闪电中紧闭双眼、紧掩双耳的人一样,怕见到亮光,怕听到声音。说他们死后要进天堂的大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他们要想得到安拉的恩惠,犹如徒手站在井台上的人想喝井水那样枉费心机。(参见王怀德、郭宝华:《伊斯兰教史》,27~28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对于犹太教,穆罕默德说,“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教徒”,“期待着有机会给他们以坚决的打击”(同上书,34页。)。

公元627年,伊斯兰教真正成了麦地那独一无二的宗教,“麦地那出现了一个以宗教为纽带团结起来的新型社会。随着穆斯林势力的壮大,穆罕默德改变了初期那种各行其道的策略,说:‘不信道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这等人是最可恶的人。’”(同上书,42页。)《古兰经》中有“为安拉之道而与不信的人进行战斗”的说法,伊斯兰教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是以此为号召,发动圣战,东征西讨完成了他的十年哈里发历程。(参见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教文明》,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伊斯兰教内部又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两者互不相容。在伊拉克,阿里大清真寺就是在两者的冲突中数次被炸。在阿富汗,塔利班竟然用冲锋枪射死了信奉什叶派的十几个伊朗外交官。塔利班还搞了毁佛运动,炸毁了闻名世界的巴米扬大佛,强迫阿富汗的佛教徒穿特殊颜色的服装以示羞辱。

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冲突也很激烈。在巴勒斯坦地区和黎巴嫩,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各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一再冲突,多次演变为战争。2006年因真主党绑架以色列士兵而引起的冲突,使黎巴嫩二十年的建设成果几天的工夫化为灰烬。在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矛盾尖锐。印度教徒拆毁了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巴克里清真寺,伊斯兰教徒烧毁了印度教徒乘坐的火车,一些极端分子制造了孟买六连炸。一些极端的锡克教徒企图制造动乱,印度教徒就支持政府进攻锡克教的“金庙”。锡克教徒刺杀了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印度教徒在全国痛打锡克教徒,烧毁他们的店铺。另外在泰国、菲律宾、印尼、尼日利亚、苏丹、索马里、前南斯拉夫、前苏联,都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冲突,造成许多冲突和恐怖事端。在北爱尔兰,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冲突也成为制约当地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

佛教应该说在世界几大宗教中最为宽容。可是,佛教在佛陀圆寂后也很快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双方后来又衍生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历史只有它们相互分离各自发展的记载,没有相互融合的记录。大乘佛教进入中华又形成许多宗派。各宗派之间互相攻击其他宗派为“偏教”——即只有真理的一个片面,而夸耀本宗为“圆教”——即得到了完整的真理。有些宗派内部也发生了为争夺“法嗣”——正统而伤人甚至夺命的事,比如禅宗神秀对慧能的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