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上研二，开始感受到写论文的压力。
但我跟苇庭的相处，丝毫不受影响，每周二的垒球也照打。
我们在同一间学校念书，又都住在学校附近，相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反而是彼此之间如果碰到要赶报告之类的事，才会刻意选择独处。
我知道苇庭喜欢浪漫，因此尽可能以我所认知的浪漫方式对待她。
不过只要我意识到正在做一件“浪漫”的事，便会出状况。
比方说，我将一朵玫瑰藏进袖子里，打算突然变出来给她一个惊喜时，花却压烂了，而我的手肘也被玫瑰的刺划伤。
共撑一把伞漫步雨中，但风太大以致雨伞开了花，反而淋得一身狼狈。
冬夜在山上看星星时，我脱掉外套，跟她一人各穿起一条袖子避寒，但外套太小，我们挤得透不过气，想脱掉时却把外套撑破。
我买了一个冰淇淋蛋糕帮她庆生，但冰箱强度不够，蛋糕都化了。
蛋糕上用奶油写成的可爱的苇庭，爱字已模糊，看起来像可怜的苇庭。
情人节当晚我带她去一家看起来很高级的餐厅吃饭， 服务生说：“我们客满了。请问有订位吗？”
“还要订位吗？”我说。
服务生的表情变得非常奇怪，脸上好像冒出三条斜线。
他应该是很惊讶我竟然连“情人节要订位”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有。
虽然苇庭总是以笑容化解我的尴尬，但我还是会有做错事的感觉。
“没关系，你毕竟是选孔雀的人。”她总是这么说。
我越想摆脱选孔雀的形象，这种形象却在她心里越加根深蒂固。
我不曾吻她，顶多只是很自然地牵起她的手，或是轻轻拥抱她。不是我不想，而是我觉得那几乎是一种亵渎。
就像我如果走进旅馆的房间，看到铺得平整又洗得洁白的床单时，便会觉得躺上去把这张床弄皱是一种亵渎。
我有病，这我知道，而且病得不轻。
所以每当看见她的漂亮脸蛋扬起甜美笑容时，我便不敢造次。
倒是有次打垒球时，准备接高飞球却被刺眼的阳光干扰，球打中额头。
所有人都笑我笨，只有她抚摸着我的额头，轻轻吹了几口气后，趁大家不注意时亲了一下。
从此我开始矛盾，既舍不得她被球打中，又希望她也被球打中，这样我便能亲她一下。
我常会幻想我跟苇庭的未来，幻想跟她以后共同生活的日子。
仿佛可以听到我在礼堂内对着穿白纱的她说出：我愿意；也仿佛可以看到她在厨房切菜时回头看着我的笑脸。
也许会生几个小孩，看着小孩一点点长大，终于会开口叫我们爸妈。
不过我不敢吻她又该怎么生小孩呢？
没关系，这是技术性问题，我一定会克服的。
苇庭曾问我：梦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甜美笑容。”我说，“这就是我的梦。”
“才不是呢。”她笑了笑，“你是选孔雀的人，不可能会这么浪漫。”
“我是说真的。”
“是吗？”她一脸狐疑，“如果你现在做一件浪漫的事，我就相信。”
我绞尽脑汁想了很久，想到的事都与浪漫沾不上边，只好说：“我们现在往西走，途中碰到的第一家电影院，就进去看电影。”
“可是你待会儿还有课，不是吗？”
“不管了。”
“你要逃课？”苇庭睁大了眼睛。
我点点头，然后问：“这样算浪漫吗？”
“嗯。”她笑了笑，“就算吧。”
我载着苇庭一路往西，15分钟后经过电影院，立刻停下车。
牵着她的手走进电影院，发现上映的是恐怖片。
片名叫：我的爱人是只鬼。
我相信苇庭一定不会认为看恐怖片是件浪漫的事，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我的梦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她的甜美笑容。
但对我而言，那确实是我的梦想，它是否浪漫并不重要。
苇庭是个好女孩，我深深觉得能跟她在一起是老天的眷顾。因此我很珍惜她，想尽办法让她脸上时时洋溢着甜美的笑容。
她是个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开心的人，取悦她并不难。
苇庭的脾气也很好，即使我迟到20分钟，她也只是笑着敲敲我的头。
我只看过一次她生气的表情，只有一次。
那是夏天刚来临的时候。
我停在路口等红灯，眼睛四处闲晃时，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虽然她距离我应该至少还有30米，但我很确定，她是刘玮亭。
毕竟我太习惯看着她从远处走近我的身影。
我心跳加速，全身的肌肤瞬间感到紧张。
她越来越靠近，只剩下约10米时，我又看到她的眼神。她的眼神依然空洞，仿佛再多的东西都填不满。
不知道是因为心虚、害怕，还是不忍，我立刻低下头不去看她。
再抬起头时，只能看见她的背影。望着她越走越远，我跟她在一起时的往事却越来越清晰。
直到后面的车子猛按喇叭，我才惊醒，赶紧离开那个路口。
“你知道……”我一看见苇庭便吞吞吐吐，最后鼓起勇气问，“刘玮亭现在在哪里吗？”
“嗯？”她似乎听不太懂。
“你的学妹，刘玮亭。”
“哦。”苇庭应了一声，淡淡地说，“去年她考上台大的研究所。”
“可是我刚刚好像看见她了。”
“那很好呀。”
“如果她考上台大，人应该在台北，我怎么会在台南遇见她呢？”
“我怎么知道。”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需要大惊小怪吗？”苇庭说，“即使她考上台大研究所，她还是可以出现在大学母校附近吧。就像你是成大的学生，难道就不能出现在台北街头吗？”
我听出苇庭的语气不善，赶紧说了声对不起。
她没反应，过了一会儿才说：“为什么你这么关心她？”
“不。”我赶紧摇手否认，“只是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而已。”
“我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苇庭叹口气说，“她应该过得还好吧。”
“希望如此。”我也叹口气。
苇庭看了我一眼，就不再说话了。
从那天以后，我知道在苇庭面前提起刘玮亭是大忌；但也从那天以后，我又常常想起刘玮亭的眼神。
毕业时节又来到，这次我和苇庭即将从研究所毕业。
苇庭毕业后要到台北工作，而我则决定要留在台南继续念博士班。
搬离研究生宿舍前，我刻意跟机械系室友聊聊。平常没什么机会聊天，彼此几乎都是以研究室为家的人。
我想同住一间寝室两年，也算有缘。
“我突然想到一个心理测验，想问问你。”他笑着说，“你在森林里养了好几种动物，马、牛、羊、老虎和孔雀。如果有天你必须离开森林，而且只能带一种动物离开，你会带哪种动物？”
“孔雀。”我回答。
他瞪大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后，恍然大悟说：“你就是那个选孔雀的人！”
“哦？”
“我们一起上过课，性格心理学。”他说，“难怪我老觉得见过你。”
我笑了笑，也觉得恍然大悟。
“你选什么？”我问。
“我选牛。”他说，“只有牛能确保我离开森林后，还能自耕自足。”
“你确实像选牛的人。”我笑了笑，又问，“那你毕业后有何打算？”
“到竹科当工程师。”他回答。
“然后呢？”
“还没仔细想过，只知道要努力工作，让自己越爬越高。你呢？”
“念博士班。”我说。
他似乎很惊讶，愣了半天后终于下了结论：“你真的不像是选孔雀的人。”
连他都这么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我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
由建筑的样式和材料看来，应该是四十年左右的老房子。
这房子在很深的巷弄里，有两层楼，占地并不大。
楼下有间套房，还有客厅和厨房；楼上也有个房间，房间外有个浴室。
房子周围有大约一米五高的围墙，围成的小院子内种了些花草。
这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并不在室内，而是在院子旁围墙边。
楼梯是混凝土做的，表面没做任何处理，保留了粗犷的味道。经过长年风吹日晒雨淋，显得斑驳而破旧，有些角落还长了一点青苔。
屋主把楼下的房间稍微清理一下，然后把所有杂物堆在楼上的房间。因此他虽然把整个房子租给我，但只算我楼下房间的房租。
房租便宜得很，我觉得很幸运，唯一的缺点是楼上看起来有些阴森。不过这没关系，我考虑把它借给电影公司当做拍恐怖片时的场景。
苇庭在我搬进这里后的第三天，离开台南，到台北工作。
她走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过日子。
不知道该吃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入睡，更不知道该如何不想起她。
相聚的时间突然变得珍贵，我开始后悔不够珍惜以前的每次相聚。
我空闲的时间比较弹性，星期三或星期四都有可能；但她空闲的时间一定是假日，而且假日不一定空闲。
刚开始分离时，我大约每两个星期上台北找她。
我们会一起吃个饭、逛逛街、看场电影、出去走走。
后来这种时间间距慢慢拉长，变成一个月，甚至更久。
如果你每天看着一棵树，即使连续看了一年，可能也看不见树的变化。
但如果你每十天或是每个月才看一次树，你可能会发觉：树干粗了、树枝长了或弯了、叶子多了而且颜色变深了。
我每次看见苇庭时，都有这种感觉。
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棵树已经变得陌生。
有次我到台北找她，那天下着雨，打算出去走走的念头只好作罢。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面餐厅吃饭，餐厅内几乎不亮灯只在餐桌上点蜡烛。苇庭一定会认为很浪漫，但我觉得点那么多蜡烛只会让空气变糟而已。
微弱的火光中，她显得娇艳，有一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美。
离开餐厅后，我撑起她的伞，她的伞有些小，于是我们靠得很紧。
我很讶异她似乎变高了，低头一看，才发现她踩了双高跟鞋。
可能是她穿高跟鞋的关系，我已经不容易掌握她走路的速度，只得快一阵慢一阵地走，配合她的步伐。
以前在台南时，别说是步伐了，我们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相当一致。
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在巷弄间随处走走。
记得第一次跟她吃饭时，饭后也是这般漫无目的乱走。
“说真的。”我想起那时的对白，便停下脚步说，“我们要去哪里？”
苇庭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我，似乎也忆起当时的情景。
“说真的。”她笑着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笑了起来。
在那短暂的一分钟内，我们同时回到过去。
“我们要去哪里？”苇庭说，“我不知道。”
“嗯？”
“我们要去哪里？”她又说，“我不知道。”
正想问她为什么重复两次自问自答时，她却怔怔地流下泪来。
我右手把伞撑高，左手环抱着她，轻拍她的肩膀。
“你该走了。”
她停止哭泣，轻轻推开我，然后用手擦了擦脸颊，勉强挤出笑容。
上了出租车，隔着紧闭的车窗跟她挥挥手。
车子动了，她也往前走，那是她回去的方向。
车子在雨中的车阵中走走停停，有时甚至比她走路的速度还慢。
我望着窗外，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
然后又看见苇庭。
她并没有看见我，只是往前走。
而我随着车速忽快忽慢，有时看到她的正面，有时看到背影。
车子停在一个路口，红灯上的数字为88，雨突然变大了。车窗越来越模糊，苇庭的背影也越来越远，最后她转了弯。
绿灯亮起后，她的背影已消失不见。
“是女朋友吧？”司机问。
“嗯。”我回答。
“很快就会再见面的。”他说。
“谢谢。”我挤了个微笑。
然后我闭上眼睛，回忆脑海里所残留的她的背影。她的背影看来有些陌生，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惊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她在一起时的甜蜜感觉渐渐减少。或许甜蜜的感觉并未消失，只是离别时感伤的力道实在太强，以至于在每次跟她相聚于台北的记忆中，感伤占据了大部分。
就以在意大利面餐厅吃饭那次来说，我不记得店名、店的位置，也不记得叫了什么面以及面的味道，聊的话题和气氛只依稀记得一点，但我却清晰地记得，被雨水弄花了的车窗外，她踽踽独行的背影。
像加了太多水的水彩颜料，她的背影淡淡地往身体四周洇开。
见面既然已经不容易，我们只好勤打电话；但在没有手机的年代，打电话找到人的几率不到一半。
而且这几率越来越低，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逐渐有了差异。
我仍然过着接近日夜颠倒的研究生生活，而她每天却得早起。
如果我们分离的距离够远，像台湾和美国那样远，我们便不必天天打越洋国际电话。这时偶尔收到的信件或是接到的电话，都会是一种惊喜。
可是我们分离的距离只是台北和台南，不仅天天会想打电话，更会觉得没有天天打电话是奇怪的，而且也不像感情深厚的情侣。
可惜我们在电话中很少有共同的话题，只能分别谈彼此。
我不懂她所面临的压力，只能试着体会；她对我也是如此。
当我们其中一个觉得快乐时，另一个未必能感受到快乐；但只要任何一方心情低落，另一方便完全被感染，而且会再传染回去。
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快乐传染力变弱了，而难过的传染力却比以前强得多。
我常想在电话中多说些什么，但电话费实在贵得没天良，让我颇感压力。
每天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新鲜的事，因此累不累、想不想我之类的话，便成为电话中的逗号、分号、句号、问号、惊叹号和句尾的语助词。
日子久了，甚至隐约觉得打电话是种例行公事。
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想你、我无时无刻不想你……这些已经是我每次跟她讲电话时必说的话。
虽然我确实很想她，但每次都说却让我觉得想念好像是不值钱的东西。
苇庭大概也这么认为，所以当她听多了，便觉得麻木。
“可以再说些好听的话吗？”苇庭总会在电话那端这么说。
刚开始我会很努力说些浪漫的话，我知道这就是她想听的。
或许因为分隔两地，所以她需要更多的浪漫养分来维持爱情生命。
可是，说浪漫的话是条不归路，只能持续往前而且要不断推陈出新。
渐渐地，我感受到压力。因为我并不是容易想出或是说出浪漫的话的那种人。
苇庭对我很重要，当我对她说出：你是我生命中永远的太阳时，虽然有部分原因是想让她开心，但我心里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无法在她迫切需要浪漫的养分时，立即灌溉给她，更无法随时随地从心里掏出各种不同的浪漫给她。
我需要思考、酝酿，也需要视当时的心情。
而且很多浪漫的话，比方说我愿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这种话对我而言不是浪漫，而是谎言。我无法自在随意若无其事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
会勉强说出口的原因，只是想让她知道她对我有多重要而已。
“你好像在敷衍我。”当苇庭开始说出这种话时，我便陷入气馁和沮丧的困境中。
苇庭扎扎实实地住在我心里，这点我从不怀疑。
我只是无法用语言或文字，具体地形容这种内心被她充满的感觉。
具体都已经很难做到，更何况浪漫呢？
“为什么你是选孔雀的人，而不是选羊的人呢？”当她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我觉得对她很抱歉；但当她几乎把这句话当口头禅时，我开始感到生气。
因为怕生气时会说错话，所以我通常选择沉默；而我沉默时，她也不想说话。
于是电话中只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如果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通话，不仅白白浪费掉电话费，更会让心情变得一团糟。
虽然在下次的电话中，彼此都会道个歉，但总觉得这种道歉徒具形式。
渐渐地，连道歉也省了，就当没事发生。
这很像看到路上的窟窿，跨过去就没事了，仍然能继续向前走。可是窟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往前走越来越难，甚至根本无法跨过。
“你做过最浪漫的事，就是写情书给我，但却只有一封。”
“对不起。”我说，“我并不擅长写信。”
“你不是不擅长，只是懒得写。”苇庭说，“你一定知道女孩子喜欢浪漫，所以才会写那封情书来追女孩子。”
“我写情书不是为了耍浪漫，而是因为那是唯一能接近你的方法。”
“你才不是为了要接近我，你是想接近我的学妹——刘玮亭。”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感觉被激怒了。
“不然你为什么把那封信寄给我时，还保留写着刘玮亭的信封呢？”
“我不是故意的，那是……那是……”
我一时口吃，不知道该说什么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