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选集:文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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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杜甫(1)

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杜甫)

八世纪中叶(755年),安禄山造反。当时国中久享太平之福,对于这次大乱,丝毫没有准备。故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不久便蔓延北中国,两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几乎推翻了。后来还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这次叛乱平定。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权终不能完全恢复了,贞观开元的盛世终不回来了。

这次大乱来的突兀,惊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有些人仍旧过他们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还抢着贡谀献媚,做他们的《灵武受命颂》、《凤翔出师颂》;但有些人却觉悟了,变严肃了,变认真了,变深沉了。这里面固然有个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说是时势的影响。但我们看天宝以后的文学新趋势,不能不承认时势的变迁同文学潮流有很密切的关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离乱说。(杜甫《忆昔》)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下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像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的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的时代了。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仿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造“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也都想作新乐府表现时代的苦痛,都可说是杜甫的同道者。这个风气大开之后,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起来。发挥光大这个趋势,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755—850年)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

故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只是以诗为游戏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应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艺儿,更不足道了。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中宗时的一个有名文学家,与李峤、苏味道、崔融为文章四友。杜甫早年家很贫,奔波吴越齐鲁之间。他有《奉赠韦左丞丈诗》,叙他早年的生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忽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天宝六年,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主张考试,遂无一人及第。)

天宝九年(750年),他献《三大礼赋》。表文中说:

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

其赋中明说三大礼皆将在明年举行,故蔡兴宗作杜甫年谱系此事于天宝九年,因据唐史,三大礼(朝献太清宫,享太庙,祀天地于南郊)皆在十年。蔡谱说他这年三十九岁。以此推知他生于先天元年壬子(712年)。

他献赋之后,玄宗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试后授他河西尉,他不愿就,改为右卫率府胄曹。他有诗云: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现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

又云: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

他这时候做的是闲曹小官,同往来的是一班穷诗人如郑虔之类。但他很关心时政,感觉时局不能乐观,屡有讽刺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等篇。他是个贫苦的诗人,有功名之志,而没有进身的机会。他从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从他个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状况,故当大乱爆发之先已能见到社会国家的危机了。他在这个时代虽然也纵饮狂歌,但我们在他的醉歌里往往听得悲哀的叹声: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这已不是歌颂升平的调子了。到天宝末年(755年),他到奉先县去看他的妻子,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他在这种惨痛里回想社会国家的危机,忍不住了,遂尽情倾吐出来,成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老实实的揭穿所谓开元天宝盛世的黑幕。墨迹未干,而大乱已不可收拾了。

大乱终于来了。那年十二月,洛阳失陷。明年(756年)六月,潼关不守,皇帝只好西奔;长安也攻破了。七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杜甫从奉先带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于贼中,到次年夏间始得脱身到凤翔行在。肃宗授他为左拾遗。九月,西京克复;十月,他跟了肃宗回京。他在左拾遗任内,曾营救宰相房琯。几乎得大罪。房琯贬为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在乾元元年(758年)。他这一年到过洛阳,次年(759年)九节度的联兵溃于相州,郭子仪退守东都,杜甫那时还在河南,作有许多纪兵祸的新诗。

这一年(759年)的夏天,他还在华州,有《早秋苦热》诗云: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又有《立秋后题》云: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入,何事拘形役?

《新唐书》云:

关辅饥,〔甫〕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

依上引的《立秋后题》诗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旧书》不说弃官事,但说:

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

乾元二年立秋后往秦州,冬十月离秦州,十一月到成州,十二月从同谷县出发往剑南,有诗云: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发同谷县》)

大概他的南行全是因为生计上的逼迫。

他从秦中迁到剑南,是时裴冕镇成都,为他安顿在成都西郭浣花溪。他有诗云: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他在成都共六年(760—765年),中间经过两次变乱,但却也曾受当局的优待。严武节度剑南时,表杜甫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旧唐书》云: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书》纪此事说武要杀他,其母奔救得止;又有“冠钩于帘三”的神话,大概皆不可信)。

永泰元年(765年),他南下到忠州。大历元元(766年),他移居夔州,在夔凡二年。大历三年(768年),他因他的兄弟在荆州,故东下出三峡,到江陵,移居公安,又到岳阳;明年(769年),他到潭州,又明年(770年)到衡州。他死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据鲁谱),年五十九。

杜甫诗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杜甫在第一时期过的是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后来献赋得官,终不能救他的贫穷。但他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这一点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他的祖父杜审言便是一个爱诙谐的人;《新唐书》说审言病危将死,宋之问、武平一等一班文人去问病,审言说:

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耳!

这样临死时还忍不住要说笑话,便是诙谐的风趣。有了这样风趣的人,贫穷与病都不容易打倒他,压死他。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正如说陶潜出于应璩,并不是毁谤陶潜,只是说他有点诙谐的风趣而已。

杜甫有《今夕行》,原注云“自齐赵西归,至咸阳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这样的“穷开心”便是他祖老太爷临死还要说笑话的遗风。

他在长安做穷官,同广文馆博士郑虔往来最密,常有嘲戏的诗,如下举的一篇: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源明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

他的《醉时歌》也是赠郑虔的,开头几句: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餍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也是嘲戏的口气。他又有

示从孙济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蹲 ,且复寻诸孙。诸孙贫无事,客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情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这样絮絮说家常,也有点诙谐的意味。

他写他自己的穷苦,也都带一点谐趣。如《秋雨叹》三首之第一、三两首云: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齅馨香泣。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厚土何时干?

不能出门,反锁了门,闷坐在家里,却有心情嘲弄草决明,还自嘲长安布衣谁人能比,这便是老杜的特别风趣。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第三时期的诗的最大特色。

在这第一时期里,他正当中年,还怀抱着报国济世的野心。有时候,他也不免发点牢骚,想抛弃一切去做个隐遁之士。如《去矣行》便是发牢骚的:

去矣行

君不见上鹰一饱则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灾热?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

传说后魏李预把七十块玉椎成屑,每日服食。蓝田山出产美玉,故杜甫说要往蓝田山去试试餐玉的法子。没有饭吃了,却想去餐玉,这也是他寻穷开心的风趣。根本上他是不赞成隐遁的,故说:

行歌非隐沦。

故说: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他自比稷与契,宁可“取笑同学翁”,而不愿学巢父与许由。这是杜甫与李白大不同之处:李白代表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中国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看第十二章末段论李杜。)

当时杨贵妃得宠,杨国忠作宰相,贵妃的姊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有大权势。杜甫作《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画罗见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坐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讽刺贵戚的威势,还很含蓄。那时虽名为太平之世,其实屡次有边疆上的兵事。北有契丹,有奚,有突厥,西有吐蕃,都时时扰乱边境,屡次劳动大兵出来讨伐。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云南蛮,大败,死了六万人。有诏书招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云南,人民不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军前。杜甫曾游历各地,知道民间受兵祸的痛苦,故作《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太行山以东,河北诸郡皆为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拿这诗来比李白的《战城南》,我们便可以看出李白是仿作乐府歌诗,杜甫是弹劾时政。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确是杜甫创始的。古乐府里有些民歌如《战城南》与《十五从军征》之类,也是写兵祸的惨酷的;但负责的明白攻击政府,甚至于直指皇帝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一本作“我皇”)开边意未已。

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

但《兵车行》借汉武来说唐事,(诗中说“汉家”,又说“武皇”。“武皇”是汉武帝;后人曲说为“唐人称太宗为文皇,玄宗为武皇”。此说甚谬。文皇是太宗谥法,武皇岂是谥法吗?)还算含蓄。《丽人行》直说虢国、秦国夫人,已是直指当时事了。但最直截明白的指摘当日的政治、社会状况,还算得那一篇更伟大的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此诗题下今本有注云:“原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初作”。这条注大有研究的余地。宋刻“分门集注”本(《四部丛刊》影印本)卷十二于此诗题下注云:“洙曰,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洙即是玉洙,曾注杜诗。这可证此条注文并非原注,乃是王洙的注语。诗中有“岁暮百草零”,“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的话,故他考定为十一月初,后人又改为十二月初,而仍称“原注”!其实此诗无一字提及安禄山之反,故不得定为大乱已起之作。按《新唐书·玄宗本纪》:

天宝十四载……十月庚寅(初四)幸华清宫。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范阳将何千年杀河东节度使杨光翙。壬申(十七),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丙子(廿一),至自华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