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选集:文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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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下篇:中国古代哲学史序(1)

我们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再版自序

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会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于意料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

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时,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有几点我很佩服。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我又一时分不出功夫来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这是我很抱歉的事。(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中改正。又关于墨辩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北京大学月刊》第三期里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诂》一篇。)

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逷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我正奔丧回家去了,多亏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我很感谢他们。

民国八年五月三日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

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七年九月写成付印,民国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国四十七年,这部书出版以来,整整三十九年了。台北商务印书馆现在用“万有文库”的五号字本《中国古代哲学史》重印,仍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名称。我做了一个正误表,附在卷尾。

“万有文库”本是民国十八年用五号字重排的(原书是用四号字排的)。那时候,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所以当时“万有文库”的编辑人要把我的哲学史上卷收在那部丛书里,我就提议,把这个五号字重排本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不预备修改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了。

我现在翻开我四十年前写成的这本书,当然可以看出许多缺点。我可以举出几组例子:(一)我当时还相信孔子做出“删诗书,订礼乐”的工作,这大概是错的。我在正误表里,已把这一类的话都删去了。(二)我当时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这也是错的。《列子》是一部东晋时人伪造的书,其中如《说符篇》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语句,但《杨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请读者看看我的《读吕氏春秋》(收在《胡适文存》三集)。我觉得《吕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贵生》、《情欲》诸篇很可以表现中国古代产生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杨朱》篇了。《吕氏春秋·不二》篇说“杨生贵己”,李善注《文选》引作“杨朱贵己”。我现在相信《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的理论很可能就是杨朱一派的“贵己”主义。(三)此书第九篇第一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节述《〈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也曾引用《列子》伪书,更是违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里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的原则。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例如《庄子·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均。

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环,莫知其伦”八个字,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论罢了。我在当时竟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也许还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我在第八篇里曾说: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

这个看法,我认为根本不错。试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陆、王的争论,岂不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岂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学方法的争论吗?南宋的朱陆之争,当时已认作“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条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争执。两宋以来,“格物”两个字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其实多数也还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办法。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道家”二字,因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称,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谓法家”的标题,在那一章里我明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至于刘向、刘歆父子分的“九流”,我当然更不承认了。

这样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目标。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是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们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他们讲中国哲学思想,要从孔子讲起。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冯先生的书里,先讲了孔子、墨子、孟子、杨朱、陈仲子、许行、告子、尹文、宋、彭蒙、田骈、慎到、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

冯先生说:

《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原注:参看崔东壁《沫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人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民国三十六年增订八版,页二一○)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留心这个问题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评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录。这些文字收在《胡适论学近著》,页一○三以下;即台北版《胡适文存四集》,页一○四以下)。

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多吃了几担米,长了一点经验。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试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说法: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由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二九)

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的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精力了。

1958年1月10日 在纽约寓楼

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哲 学 史

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

一、通史。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之类。

二、专史。(一)专治一个时代的,例如《希腊哲学史》、《明儒学案》。(二)专治一个学派的,例如《禅学史》、《斯多亚派哲学史》。(三)专讲一人的学说的,例如《王阳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四)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例如《名学史》、《人生哲学史》、《心理学史》。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二)求因: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