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又讲才。他说：“作诗谓可废学，持严仪卿诗有别才之说而误用之者也，而反其说者，又谓诗之道全在征实，于是融冶贯串之弗讲，而剿猎僻书，纂组繁缛，以夸奥博，若人挟类书一部，即可以诗人自诩者，究之驳杂支离，锢其灵明，愈征实而愈无所得。夫天下之物，以实为质，以虚为用。学其实也，才其虚也。以实运实则滞，以虚运实则灵。”（《汪荼圃诗序》）沈德潜强调“融冶贯串”，赞赏吴中七子之一王鸣盛“平日学可以贯穿经史，识可以论断古今，才可以包孕余子，意不在诗而发而为诗，宜其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王凤喈诗序》）。他认为：“学从乎人者也，而才则本乎天者也。人可强而天不可强。故从来以诗鸣者，随其所长，俱可自现，而诗人之中称才人者，古今来只数余人相望于天地之间。”（《李玉洲太史诗序》）
其次，诗法方面。
沈德潜重诗法，他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说诗晬语》卷上）
一是字句。沈德潜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中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斗胜者，难字而已。”（《说诗晬语》卷下）沈德潜尤讲句法。他说：“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砅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臣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处。”（《说诗晬语》卷上）“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角，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说诗晬语》卷上）
二是篇章。沈德潜说：“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题数首，又合数首为章法。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若缺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见体裁。”（《说诗晬语》卷下）“五言古，长篇难于铺叙，铺叙中有峰峦起伏，则长而不漫。短篇难于收敛，收敛中能含蕴无穷，则短而不促。又长篇必伦次整齐，起结完备，亦为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缀起结。”（《说诗晬语》卷上）“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之势，以下随手波折，随步换形。苍苍莽莽中，自有灰线蛇踪，蛛丝马迹，使人眩其奇变，仍服其警严。至收结处，纡徐而来者，防其平衍，须作斗健语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气促，不妨作悠扬摇曳语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论。”（《说诗晬语》卷上）五律“起手贵突兀。王右丞‘风劲角弓鸣’，杜工部‘莽莽万重山’、‘带甲满天地’，岑嘉州‘送客飞鸟外’等篇，直疑高山险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三四贵匀称，承上斗峭而来，宜缓脉赴之，五六必耸然挺拔，别开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须振起也。崔司勋《赠张都督》诗‘出塞清沙漠，还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风霜臣节苦，岁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从军诗》‘今君度沙碛，累月断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泊岳阳城下》‘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和平矣，下接云：‘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如此拓开，方振得起”，“收束或放开一步，或宕出远神，或本位收住。张燕公‘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就夜饮收住也。王右丞‘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从解带弹琴宕出远神也。杜工部‘何尝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就画鹰说到真鹰，放开一步也。就上文体势行之。”（《说诗晬语》卷上）
三是音韵。沈德潜说，五言古“转韵初无定式。或二语一转，或四语一转，或连转几韵，或一韵叠下几语。大约前则舒徐，后则一滚而出，欲急其节拍以为乱也”（《说诗晬语》卷上）。“歌行转韵者，可以杂入律句，借转韵以运动之。纯绵裹针，软中自有力也。一韵到底者，必须铿金锵石，一片宫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调也。”（《说诗晬语》卷上）“律诗起句，可不用韵，故宋人以来，有入别韵者。然必于通韵中借入，如冬韵诗起句入东，支韵诗起句入微，豪韵诗起句入萧、肴是也。若庚、青韵诗，起句入真、文、寒、删；先韵诗，起句入覃、盐、咸，乱杂不可为训。”（《说诗晬语》卷下）“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故有看去极平，而断难更移者，安稳故也。安稳者，牢之谓也。杜诗‘悬崖置屋牢’，可悟韵脚之法。”（《说诗晬语》卷下）
沈德潜对诗法的具体讨论，显然与其对格调的崇尚密切相关。
四溯源流，讲涵咏
叶燮论诗有历史感，其所以重宋诗，在于认为宋诗是对唐诗的发展。沈德潜虽不重视宋诗，但叶燮论诗的历史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沈德潜特别注重诗的源流变化。他说：“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了然于中，自无随波逐浪之弊。”（《说诗晬语》卷上）
按历史发展，沈德潜有古诗、唐诗、宋金三家诗、明诗及清诗之选，其考察唐诗之源，颇有见解。他说：“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古诗源》序）沈德潜认为唐诗之源，首先与《诗经》有关。他说：“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卷上）这本是他强调儒家诗教的观点。沈德潜尤其认为唐诗与古诗有关，他说：“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古诗源》序）因之有《古诗源》之编。王士禛曾有《古诗选》，按五言、七言选编，五言兼取唐人，七言下及元代，三四言及长短杂句不录，沈德潜《古诗源》体例不同，“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凡三百篇、楚辞而外，自郊庙乐章迄童谣里谚，无不备采”（《古诗源》序），重在唐诗之源。这多少体现了和王士禛诗学观点的差异。
沈德潜编《明诗别裁集》，注意到“明诗其复古也，而二百七十余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别”（《明诗别裁集序》）。“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然犹存元纪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永乐以还，体崇台阁，骫骳不振。弘正之间，献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实、昌毂左右骖靳，古风未坠。余如杨用修之才华，薛君之雅正，高于之冲淡，俱称斐然。于鳞、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虽其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识者咎其尠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后，正声渐远，繁响竞作。公安袁氏、竟陵钟氏、谭氏，比之自郐无讥，盖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明诗别裁集序》）历史线索很清楚。
沈德潜重视诗歌“以微言通讽喻”（《施觉庵考功诗序》），但他反对动辄牵入。他说：“朱子云：楚辞不皆是怨君，被后人多说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爱之辞，义山间作讽刺之语，然必动辄牵入，即小小赋物，对镜咏怀，亦必云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水月镜花，多成粘皮带骨，亦何取焉？”（《唐诗别裁集凡例》）“窃见向时读杜诸家，贪多者矜奥博，事必泛引，语必捃摭，甚或伪造典故以实其说，而一二钩奇喜新之士，意主穿凿，辞务支离，即寻常景物，亦必牵涉讽刺，附会忠孝，而诗之天趣亡焉。”（《杜诗偶评序》）“石曼卿句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朱子赏之，谓得吾与点也之趣，而于邵子‘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每涵咏而咀吟之，盖意未尝深，语未尝奇，即眼前景物，而乐天无闷，物各自得之意，隐然遇于言外。”（《南园唱和诗序》）沈德潜有丰富的阅读经验，他强调涵咏体会。他说：“读诗者，心平气和，涵咏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唐诗别裁集凡例》）“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说诗晬语》卷上）
§§§第二节袁枚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康熙五十五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寒士家庭。袁枚祖父袁锜、父袁滨、叔袁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袁枚夙慧早悟，年十二，中秀才。乾隆元年，袁枚赴广西看望在巡抚金处当幕僚的叔父，金非常赏识他的文才，以为“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袁枚《随园诗话》卷一）。适逢朝廷博学鸿辞科开考，金随即荐举袁枚去京参加。参加者一百九十余人，多老师宿儒而袁枚最年少。最后只录取十余人，袁枚虽落选，却声名远播。三年，袁枚应顺天乡试中举，翌年，连捷成进士，选庶吉士。七年，散馆，放任江南，先后在江苏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任知县。袁枚颇有政绩，百姓十分拥戴。但官场应酬每使他厌烦。十三年，袁枚被荐举为江邮太守部驳不准，加以其母患病，于是辞官乞养归山，时年三十三岁。翌年，袁枚买下江宁织造隋家的隋园，修葺整理，易“隋”为“随”，是为随园，移居于此。十七年，袁枚重起为官，到陕西赴任，但不久即返回随园。从此绝迹仕途，作诗论文，过着纯粹的诗人生活。
袁枚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尺牍》等。
一才具性格
袁枚天资过人。自述其八岁学作诗，九岁有五律诗记游山，句云：“眼前三两级，足下万千家。”又有《偶成》句云：“月因司夜终嫌冷，山到成名必竟高。”（《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他又说：“谚云：‘读书是前世事。’余幼时，家中无书，借得《文选》，见《长门赋》一篇，恍如读过，《离骚》亦然。方知谚语之非诬。”（《随园诗话》卷四）袁枚天才自负，其字子才，称袁子才，就有这种意味。其又有诗自述云：“子才子，颀而长。梦束笔万枝为桴浮大江，从此文思日汪洋。……终不知千秋万岁后，与李杜韩苏谁颉颃？”（《子才子歌示庄念农》）“但看十七史，逊我者大半。”（《偶然作》）他又说：“我之生也，是天之有求于我也，畀之耳、目、口、鼻以粉饰太虚，而非我有所求于天也。我之仕也，是人之有求于我也，畀之爵、禄、车、马以受其利济，而非我有所求于人也。”（《释官一篇送李晴江》）
袁枚不喜拘束，他说：“余性通脱，遇繁礼饰貌之人，辄以为苦。”（《随园诗话》补遗卷四）他极有个性，自述云：“己未朝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余欲刻画‘想’字，有句云‘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大司寇尹公与诸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群议始息。”（《随园诗话》卷一）“余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之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随园诗话》卷一）
袁枚“负海内狂名”（《与汪可舟》），但对此他很冷静。他说：“人常言，某才高，可惜太狂。余道：非也。从古高才，有过颜子与孔明者乎?然而颜子则有若无、实若虚矣。孔明勤求启悔，孜孜不倦矣。曾赠德厚庵云：‘……骥虽力好终须德，人果才高断不狂。’”（《随园诗话》补遗卷四）整体说来，袁枚是一个明智通达的人。当初金“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祥”（《随园诗话》卷一），殆非虚语。袁枚尝自述云：“余为县令理讼，每判是非，有原告是者，有被告是者，有原被告俱不是者，有原被告俱是而不是在中证者……办案有愈详细而愈妙者，有愈草率而愈妙者。以详细为妙者，人所易知；以草率为妙者，人所难知。总在一片心精圆通领悟而已。”（《牍外余言》）其《山问》设山神评他云：“山之高，不如子之超；山之灵，不如子之明。”其易“隋园”为“随园”，颇有深意焉。其《随园记》说：“茨墙剪阖，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这“随”颇能体现其随物俯仰的人生哲学。
袁枚重人生享受。少时家境不好，这方面谈不上。中进士后，有条件了。据说，他在做翰林的时候，就有男女二色之事。乞养归山，他并不情愿，结果是更加随意起来，讲究起来。他喜欢同异性交往。据统计，袁枚有女弟子五十三人，至老共有一妻五妾。在这方面，他从不讳言，尝自述其“好色”（《所好轩记》）。又有诗说：“有宦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自嘲》）“及时行乐春犹少。”（《编得》）“若道风情老无份，夕阳不合照落花。”（《白头》）与人书说：“假我数年，古稀将届，精神毛发逐渐衰颓，惟登山临水、寻花问柳八字，一息尚存，双眸如故。”（《寄庆雨林都统》）袁枚对饮食非常讲究，尝自述云：“袁子好味”（《所好轩记》），袁枚甚至著有《随园食单》，对食物的选择、烹饪有详细的说明。他认为，食物的选择很重要。他说：“大抵一席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烹饪的方法，首先是火候的把握。他说：“熟物之法，最重火候：有须武火者，煎炒是也，火弱则物疲矣；有须文火者，煨煮是也，火猛则物枯矣。……有愈煮愈嫩者,腰子鸡蛋之类是也；有略煮即不嫩者，鲜鱼蚶蛤之类是也。肉起迟则红色变黑，鱼起迟则活肉变死。”他重调味：“调味者宁淡无咸，淡可盐以救之，咸则不能使之再淡矣。”“求香不可用香料，一涉粉饰，便伤至味。”袁枚甚至讲到腌菜，他说：“腌冬菜、黄芽菜，淡则味鲜，然欲久放，则非盐不可。”
袁枚的才具性格对他的诗学很有影响。
二儒学新释
明代后期，思想活跃而驳杂，士人心态迷乱而狂躁，公安派也是如此。公安派不仅有其诗学主张，更有其人生哲学。袁宏道的许多议论，振聋发聩，常为人所诟病，以为离经叛道。袁枚常称公安三袁为本家，对公安派的思想很是注意。袁枚也是极有个性、极有见解的。公安三袁、特别是袁宏道的许多看法，他并不完全赞成，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公安派，袁枚常在思考之中。他不准备违背儒家思想，他也不可能违背儒家思想。在他看来，如果公安派真的是全都违背了儒家思想，当然应该摒弃，但事实又并非如此。他自己的许多见解常常给人感觉和公安派有某种联系，和儒家思想很不同，他违背了儒家思想吗？袁枚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觉得，他的很多看法，从根本上说，并不违背儒家思想，有的听起来很刺耳，但其实可以说本来就是儒家思想里早就有的，只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罢了。袁枚吸取了公安派的教训。公安派只是提出自己的思想，从来不去考虑自己思想的根据。当然，他们也不准备到儒学那里去寻求思想根据。由于没有坚实的思想的根据，公安派最终只能陷入困境。袁枚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寻求自己思想的根据。这是为自己辩解，但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在为公安派辩解。这种重新解释，进一步张扬了他的思想。袁枚的许多思想，常常是他的诗学的基础。乾隆前期，沈德潜诗学的影响很大。袁枚对儒家学说的解释，是对沈德潜诗学的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