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有这样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关于终身大事，在瞽瞍与舜，即亲父子两人之间，如此“不告”的行为能纵容过去吗？孟子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如果实话实说出来，那么婚事不一定都办得到。这样一来就不能娶妻，无法生子，结果绝先祖祀。所以像舜这样做才可谓尽了事亲之道，也称得上“大孝”了。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观点。儒家认为，人生最大的事业便是侍奉双亲，这才符合孝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孝在治国中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韩国的出生率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超低。这样下去，后果不难想象，其严重性恐怕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实在令人担忧。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对未来的世界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人总是要抱“希望”活着的。其实没有人在生活上一定要得到最高物质保障，哪怕目前辛苦一点都无所谓，只要还有小小的希望，就会发挥勇气挺过去。但是人们却因为感到没有出路，只能过行尸走肉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实在快乐不起来，觉得自己幸福的人寥寥无几。人们心想：“我呢无论怎样既然都生出来了，那么就凑合过吧，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不是吗？那么，两个成人结婚是可以接受的，却只好不要孩子了。不想给无辜的孩子带来如此大的负担！”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的心田变得如此荒漠化了。但很清楚的一点是，刻在人们心底的印痕很深，并且愈来愈深，贫益贫和富益富的相差或者相对的剥夺感，造成了怎么努力都弥补不上这个鸿沟的状况。在生活中，经济上的差距影响到不少方面。而一旦涉及孩子的教育费或者父母的医疗费等问题的话，人们总有说不出的心酸。虽然金钱代替不了像慈与孝之类的人之真爱，但却更接近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这与义利之辩无关，堂堂正正赚来的钱是努力去做事的结果，谁都无话可说。
三
韩国社会同亚洲别的国家一样都以家族主义和群体意识为特征。身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他（她）的声誉好坏会影响到门庭的荣辱。韩国的俗语里有这样的话：“在孝子家世还生孝子”，“种大豆得大豆，种赤小豆得赤小豆”，显然强调把孝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盼望子孙不要坏掉诗礼传家的好门风。这种因果关系当然联系到身教的重要性。“孝于亲，子亦孝之，身既不孝，子何孝焉”，这句话载于《明心宝鉴·孝行篇》。《明心宝鉴》是何书？从继善、天命、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勤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言语、交友和妇行等篇名中，就可见其思想大都以儒家为主的修身齐家之格言。以前，这是一本为了修身养性、人人都爱读的书，可现在却大大不如从前了。
韩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最小组织单位的国家。可问题是：在韩国语语言环境里，对外国人来说，有一个怎么理解都理解不了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一词的说法，即“我们主义”。比如，韩语里的“我们家”指“我家”、“我们妈妈”和“我们爸爸”各指“我妈”和“我爸”等，不胜枚举。韩国人喜欢这个词喜欢得确实不得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的是“我们丈夫”与“我们妻子”的说法。实际上，这种表达是不对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丈夫”、“我们妻子”的时候，并不是共同拥有丈夫和妻子的意思。然而，如果在韩国社会有人说“我爱人”的话，恐怕非马上会受歧视不可。因为，人们认为“爱人不只是你一个人才有”。这便是韩国社会为群体主义社会的证据。跟个人比起来，群体主义社会更重视以家族或亲戚、同事等的集体为优先的社会。所以，人们认为，群体利益比个人利益为先。再者，在社会上，单独的个人总是所谓“我们”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因此，个人不仅要尽忠于群体，而且决不可以去掉忠心。
那么，儒家的孝和这种韩国式群体主义有什么关系？如前所述，家族主义便为韩国人群体意识之永恒的原型。对韩国人来说，对孝与群体主义的执著是非常了不起的。例如，韩国人在誓言的时候，便说“如果失约，我就可以换掉我的姓都愿意”，像落不下来的城堡或不能被侵犯的圣地一样，成为绝对价值了。城堡跟圣地的里头和外边的划分是清清楚楚的。这个划分像个栅栏似的。这里的“栅栏”和“我们”的韩国语语音是相同的，就是“家”的意思。韩国人很重视这个“家”。除了“孝”以外，家谱与祭祀活动等有关门庭的东西一般都被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韩国是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个国家嘛。韩国的两大节日，不就是春节和中秋节吗？过这两大节日的时候，人们为何放下眼前的事情，纷纷地走上回家的路而不怕路上堵车堵得多少时间都忍耐并参加祭祀活动呢？那是为了一家人或者一帮亲戚们的团结，表现于家族整体感，韩国人对这种整体感非常执著。
当然，韩国社会中所突显的这些内容也存在不少副作用。首先，要指出韩国人过分地强调“我们”，结果就对于不是“我们”范围之内的人或物，则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排斥得厉害。不过，实际上一些人还是视情况而定，一旦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便马上接受对方并将其纳入到这个范围之内。反过来，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在“我们”范围之内的人当中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此时在“我们”范围之内的大多数人都明知道错还默认而接受这个无理之事。因为他（她）正是我们“家”里的人，而不是别人。人们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多多包涵才对。这实在是典型的非理性作态所引起的结果。可见，任何情况都不好打破这个“我们”了。
组成韩国的民族叫韩民族，所以从前韩国人自豪地说，韩国是单一的民族国家。果然如此吗？我看不是。100%的纯血统倒不一定。即使不超越韩半岛一步，自古以来，韩国人也早有接触别国人的历史了。再说，经过了韩国战争，世界人民来往频繁，跟他国人结婚的人数也不少。因此，现在没有人说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反而却新生了Kosian（Korean+Asian）一个词，即韩国人和亚洲人之间出生的子女。问题在于韩国人只重视纯粹的血缘关系，只关注有自身血统的人。这样一来，由于Kosian毕竟是混血，就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有一次做通函询证，报告里说Kosian父母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童出门是否受到社会上（包括学校）的排斥而受伤害。说到Kosian，这种说法本身就把Kosian与非Kosian划分开来，血统论的流行是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再譬如，收养问题。韩国好多婴儿，通过世界慈善机构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收养，现在依然在海外流离。不要自己的孩子，对父母来说，可能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才做的决定吧。但是韩国社会居然继续做着这样的事情。韩国正在面临着低出生率的问题，政府机关不是向人们呼吁应该多生孩子，并提出相关优惠政策吗？可目前仍看不到变化的征兆，所以政府只好宣布即将考虑允许二重国籍，即两个国籍了。那么，在如此紧迫的状况之下，仍然做着这种事情，到底为何？不能让婴儿们在本地收养而成长，是一定有原因了。其主要理由是不是关系到韩国人所坚持的这个血缘关系？人们是不是只沉浸于自己的血统中？也就是说，连在世界哪里都不被亏待的韩国人的孝文化之美，只懂血缘关系的自己在父母身上才建立起来，结果没想到却引起迫害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孩子）了。这种哭笑不得的事情，似乎表现出韩国人缺少对人类的博爱。这是应该咀嚼而反求诸己的事了。
从前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以影视和歌曲为代表的韩国娱乐文化在全亚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蔚为“韩流”。“韩流”发端于中国内地，无论男女老幼都蛮喜欢韩国的连续剧。我问过周围朋友们，喜欢韩剧的理由是什么？一般地说来，只是有意思，没有别的。可值得一提的是：余秋雨先生分析韩剧成功的原因并公开发言说，韩剧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我还是要劝你们多看看韩剧”。他指出，韩国电视剧唤回了阔别已久的东方伦理美德和东方生态魅力。余先生注意到，韩剧里家庭成员或同事之间和睦相处时，人们本来的情感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有人提出，韩剧里的有些东方美德，即孝顺父母与鞠躬礼节等儒家的东西原本属于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值一提，我认为文化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某些人和某个地区。因为文化大都是无形的实体，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似乎是谁要让其进来它就进来，谁不让其进来它就什么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只是谁自愿接受便拥有，谁不适而排斥则分散离去而已。所以文化从根本上讲并不专属于谁。况且新进之物本身与土生土长之物结合起来，不断更新、改进和自修，才变为适合于人们的东西。
四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孝”上来，谈谈关于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医学日新月异与生命科技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当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韩国已开始进入高龄化社会。延长寿命是长久以来的人类最大的愿望之一，而现在，平均寿命的逐渐升高，这也算是实现愿望的感觉了。我们为此感到高兴，同时认为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祝福。可是这种祝福却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养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成为个人问题，而且正变为全社会的问题。
老人问题的核心在于贫困、疾病和孤单。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社会变化太快，大家族制度日益核心家庭化；二是随着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平均寿命日益延长；三是人口迁移日益频繁，尤其是城市就业人口的激增，造成了家庭人口的离散；四是年老父母因退休而失去生活手段等等。农村的老人由于从事于种田而过辛苦的日子，都市的老人却因找不到活干而尝到无聊的滋味。无论农村还是都市，孑然一身的独居老人都增加了不少。据调查，老人们对于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筹措生活费的困难和配偶的死亡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为担心。可见，对老年人来说，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解决上述的三项老人问题。以此推之，我们会取得解决方案：为了解开贫困与疾病的链环，需要物质上的援助；为了克服孤单独处，需要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具体一点地说，为了解开经济上的困惑，由于老人自己都愿意做事，所以十分有必要延长退休年龄，提供工作机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为了维持健康，必须加强医疗保险及扩充再活治疗设备等；为了打破和缓解孤独的感觉，可以建设“老人共同体”等。事到如今，出于机械自动化与经济不景气等原因，工作岗位正日益减少，现在有些年轻人都不好找工作了，因此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另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不依赖子女，愿意一个人独立生活，而不跟子女同居。以前生儿育女有防老的考虑，可现在不同了，所以我说解决老人问题已不单单是子女孝不孝的个人与家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福利政策以及老年人在年轻时能否早点准备健康保险与年金的社会问题。只有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才能够解决老年人问题。我这么一说，经济福利问题似乎是需要首先强调的东西，而孝却是次要性的，实际不然。日益严重的低出生率、高离婚率和老人高独居率，表明现在社会正处于家族整体感的变化过渡期。假如家族整体感就这样不断地解体下去的话，以家庭为本的韩国社会最终恐怕是会崩溃的。怎么办？人们不应该把责任都推到社会与国家中去，而是应该发挥父慈子孝的真情，“父父子子”地从头做起，从我做起。李珥曾在《圣学辑要》中所认为的，“孝为百行之首，故正家之道，以孝敬为先”，同时又明确地说“亲亲，有家之急务”，也正是这个意思。他还在另一本《击蒙要诀》里提醒我们：“日用之间，一毫之顷，不忘父母，然后乃名为孝，彼持身不谨，出言无章，嬉戏度日者，皆是忘父母者也。日月如流，事亲不可久也。故为子者，须尽诚竭力，如恐不及，可也。”从中可见，子女对父母唯一能够表达的敬爱方法，才是我之孝心。
现当代社会与封建农耕社会已经相去甚远，无法比较。虽然自古以来，社会气氛与时代环境总是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双方关系密不可分，但是人类决不能因此就随波逐流地活着。对人类来说，如果说没有思考能力，尤其是反求诸己精神的话，那么就谈不上人类比其他任何动物优秀。因此，社会教化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父母生我养我皆是绝对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对父母的敬爱也是绝对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唯有承担起我们应尽的道德义务，在我们的家庭、社会和国家里，孝才能真正成为滋养我们生命的甘泉。
（金源姬：韩国江陵大学中国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