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8年底1949年初，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败局已定，平津战役虽在进行中，但结局也只是和平解放北平还是战斗解放北平的问题。时局已经很明显，国民党大势已去，再无回天之力，中国共产党接管全国政权只是个时间问题。
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早在意料之中。早在1948年2月，蒋介石就派自己的心腹陈诚以“养病”为名，赴台协助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经营台湾，为国民党退踞台湾做准备。进入1949年，形势更加紧迫，1月5日，蒋介石在即将隐退让位给李宗仁之前，紧急任命陈诚接替魏道明就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司令，另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席，将台湾党政军大权全部囊入心腹，以实现对台湾的完全控制，巩固国民党的退路。
武将安邦，文臣治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蒋介石都深知这个道理。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各种类型的人才，准备退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需要各种人才，同时也不情愿将人才留给共产党。
于是，在国共两党大陆政权即将交替的前夕，一场人才争夺战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了。
一、中共发布“五一”口号，
蒋介石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早在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开始向有利于中国人民方向转化的时候，在全国人民已经认清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专制统治真面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布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著名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并建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诚心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社会贤达前往解放区，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和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５月５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彭则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全国各界人士，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随后，为了将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接入解放区，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两条接运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一条是走海路，由香港乘船到大连转哈尔滨，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接待；一条是走陆路，从上海到苏北或山东，然后经石家庄，或绕道天津，转抵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接待。
为了共商建国大计，为了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各社会团体代表，各社会贤达，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北上。旅居海外的著名人士，也整理行装，踏上归国的航程。
蒋介石获悉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发布“五一”口号，通过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后，恼羞成怒，指令国民党特务想千方设百计，以威胁、跟踪、逮捕、暗杀、劫持等各种卑劣手段，阻挠各界人士进入解放区。但是，各界人士不畏艰险，以化装、转道等多种形式，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毅然决然地奔向解放区，奔向光明。
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中代表，聚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类顶尖人才。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以及海外著名人士，纷纷奔赴解放区，如百川汇海，政治上国民党陷入危机，社会精英和各类人才急速向中国共产党集聚。国共两党争夺人才的较量，共产党抢占了先机，控制了制高点。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在继续千方百计阻挠各界人士奔赴解放区的同时，于1948年11月，在平津形势趋紧，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指示蒋经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傅斯年等，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由著名学者傅斯年草拟的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谓“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有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有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有杨振声、罗常培等。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所有需抢救的“大陆学人”，抢救出来后，先至南京，后转台湾，或直接转送台湾。
蒋介石一方面指令不惜使用专机优先抢救被围困的北平各界“学人”，另一方面又密令特务头子毛人凤布置军统特务拉拢、监视各民主党派首脑及其他著名人物，动员他们去台湾，不愿去台湾者给予制裁。
中国共产党早已洞悉其奸，未雨绸缪。周恩来指令李克农、华克之、潘汉年等，通过地下党，在上海、香港等各地，做好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知名人士摆脱国民党特务的控制，奔赴人民的解放区。
二、北平学者争夺战
北平的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其教授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的第一批人。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人飞抵北平，劝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下。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翌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往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同时，当日再次派出两架专机飞抵北平，声称“抢救”对象首先是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陈垣、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等著名学者。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并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走。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就在胡适犹豫不决之时， 共产党方面也在极力争取胡适，希望他至少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解放军的西山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毛泽东主席也通过胡适的朋友传达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的图书馆馆长。”出于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不信任，胡适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争取无动于衷。
12月15日，胡适和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平津著名教授分乘两架专机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国民党要员蒋经国、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948年12月17日为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地破例为胡适备酒贺寿，以表破格尊敬。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即12月21日，第二批被国民党“抢救”出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名著名学者飞离北平，抵达南京。
梅贻琦到达南京后，国民党政府立即任命他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上任不到10天，梅贻琦便递交了“辞职书”，自称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十分惭愧。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1943年，吴晗加入民盟后，不断追求进步，1945年便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这样，吴晗与胡适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胡适南下后，北大教授们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乘机南下后，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不久，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离开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傅斯年原来盘算许多名教授会“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为此，他反复调用专机往返于北平与南京之间。最初飞机在北平与南苑机场降落，接运北平学人。12月上旬，解放军收缩包围圈，用炮火控制了南苑机场。随即，傅作义在北平市中心东单广场抢修临时机场，傅斯年改用东单机场接运北平学人。但北平学人大多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信心，不愿乘机离开，甚至有一天傅斯年派了五架飞机到东单机场，却应者寥寥。大失所望之下，傅斯年只好停止了用飞机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
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也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留在北平的学人们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乘机离开北平的也并非都按照蒋介石的愿望去了台湾。
著名的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抵达南京后，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悄悄赶到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他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南下广州，搬进了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学报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
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如在北京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等，但均未成功。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此前，南京国民党政府狼狈迁往广州。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负责抢运国宝、黄金到台湾的政务次长杭立武就任教育部长，继续进行“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杭立武多次派人到岭南大学，劝说陈序经和陈寅恪离开大陆，转赴台湾。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中共地下党也开展思想工作，动员二陈不去台湾，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多次碰钉子后，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二陈还是摇头。
9月下旬的一天，杭立武以教育部长之尊，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块到校长陈序经的家，要陈序经劝说陈寅恪答应去香港，并表示马上给陈寅恪10万元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杭立武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陈家。新中国成立后，陈序经继续担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寅恪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胡适虽然被蒋介石从北平“抢救”出来，但胡适并没有如蒋介石之愿去台湾为他撑门面，而是于1949年1月14日去了上海，4月6日从上海去了美国。
梅贻琦辞去教育部长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动员他“入阁”。梅贻琦“婉谢”不止，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随后一如胡适，去了美国。1955年，台湾当局在新竹筹建清华大学，带有清华大学情结的梅贻琦奉召返台，主持筹建工作。1958年，台湾清华大学建成，梅贻琦再任清华大学校长，因此被称“两岸清华校长”。
国共争夺北平人才的较量结果，北平学人大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乘机离开北平的，如蒋介石之愿转赴台湾的很少，大多转赴他地或干脆转赴欧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是不会为一个被人民唾弃的反动政府、为一个一贯独裁的专制统治者，而丧失自己气节的。
三、张伯苓拒绝蒋介石，接受周恩来
南开大学的创办者、教育家张伯苓，1876年出生，1949年已经74岁，身体不是很好。张伯苓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教育家，早年立志“终身办教育，不做官”。张伯苓一心教育救国，但不懂政治，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表示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著名教育家和考试院院长这样的双重身份，自然成为蒋介石重点“抢救”对象之一。
但张伯苓到南京履任后，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大小官员贪污腐败，大为失望，发出国民党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愤慨，上任不到一个月，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