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结束，南京国民党政府移迁广州。解放大军向东南进军，1949年10月12日解放广州，国民党政府又移迁重庆，蒋介石也随迁重庆。连日来，张伯苓从报纸上得知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行动神速，知道不日重庆即将解放，深悔一时糊涂，上了蒋介石的贼船。正当张伯苓苦闷彷徨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令他感动的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喜形于色，如释重负。“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
原来，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知道张伯苓避居重庆，深知张伯苓进退两难，于是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老校长流落海外，于是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决心不离开大陆。
身在重庆的蒋介石极力拉拢他，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快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张伯苓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等，婉言拒绝。蒋介石又言：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张伯苓没有表态。后来蒋介石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张伯苓也都婉言拒绝了。
眼看重庆又要失守，情急之下，蒋介石亲自出马，二上张伯苓家，态度十分急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一时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沉默，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
蒋介石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道：“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
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二人站了很长时间，相对无语。蒋介石无可奈何离开张家，因心烦意乱，上汽车时，一头撞在车门框上。
蒋介石飞离重庆后，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了一次，还是劝张伯苓离开重庆。事情仍无转机，蒋经国最后只得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这架飞机一直没有起飞。在飞机与故土之间，张伯苓选择了后者。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张伯苓夫妇向有关方面表示愿意北归。周恩来听到傅作义报告“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立即电示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
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热情接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暂住傅作义斋舍。当天，周恩来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四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饯行。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逝世，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天津吊唁，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还关心着张伯苓家属的生活。
在周恩来的争取下，张伯苓非常幸运地没有成为第二个于右任。
四、茅以升将计就计，利用蒋介石的信任保护上海工业
中国桥梁专家、教育家茅以升，1949年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渡江战役前夕，茅以升离开南京到上海，进驻同济大学中美医院治疗胃病。
1949年5月15日，一辆黑色小卧车开进同济大学中美医院，一个身穿军装手持公文包的军官，走下车来，直奔茅以升病房，进门就说：“茅博士，请你去一趟，有要事商量。”茅以升问他去什么地方，军官轻声答：“金神父路118号。”茅以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军官乘车来到金神父路118号。这里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只见一个秃顶尖下巴的人坐在一张高靠背椅上，“噢，蒋介石！”茅以升不觉一怔。
不等茅以升开口，蒋介石抢先说：“茅博士，坐，坐。请你来是想和你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盛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你是最好的人选。”
茅以升面露难色，婉辞说：“我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我要回去服药了，告辞。”
盯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茅以升从蒋介石处回到医院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忙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工作，尽力阻止汤恩伯在败亡之前炸毁工厂。茅以升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一职。
时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的汤恩伯，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加紧抢运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布匹、棉纱到台湾，同时计划如守不住上海，就炸毁机器设备，给中共留下一座空城废墟。
茅以升上任后，立即以秘书长的身份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个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恩伯看了大吃一惊，盘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厂和国人工厂交错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烧，哪里分得清是谁的工厂，只得下令不得破坏上海工厂。
茅以升担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只有十天，但就是这十天，他利用这一合法职务，尽其所能，为保护上海工矿企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五、蒋氏父子劝不动竺可桢，反被竺可桢劝
竺可桢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当然是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主要抢救者之一。
1949年4月20日，竺可桢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来电，请他速到上海，有要事相商。
竺可桢一到上海，杭立武就说：马上收拾东西，赶快去台湾，由你去担任台大校长。竺可桢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微微地摇头。
杭立武见状，说道：“要么，先去欧美考察一段时间也行。”
竺可桢见对方逼得很紧，只好来个缓兵之计，说：“杭部长，这么大的事，你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竺可桢不回学校，避居在上海岳阳路一家小医院里。杭立武不见动静，就耍了个手腕，对竺可桢施压。他通过上海《新闻报》发了一则消息：“竺可桢在近日飞抵台湾。”一来以此迫使竺可桢就范，二来也算是向蒋介石交了账。
在医院里，竺可桢看了看报纸，只是付之一笑。
时隔不久的一个下午，竺可桢正独行在南京路上。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在他身边戛然而停，车里钻出面带笑容的蒋经国：“竺校长，你不是去台湾么？怎么还没有走呢？”“走是要走的，还没有搞到飞机票。”竺可桢应付着。“这好办，我有飞机票，你住在哪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竺可桢搪塞道：“我现在居无定所。”
尽管竺可桢东躲西藏，住处还是被蒋经国找到，而且蒋经国亲自登门给他送上了飞机票，可见蒋氏对他的重视。两人寒暄几句之后，蒋经国话入正题，向竺可桢转达了蒋介石希望他去台湾的邀请，并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开导”竺校长。
竺可桢说：“谢谢总裁的好意！经过反复考虑，我想，还是不必去了。”
“不去了？”蒋经国愕然，“为什么？”
竺可桢说：“综观全局，大势已去。你想想，区区孤岛，弹丸之地，还能维持多久呢？”
“不要悲观，时局绝非就是如此。”蒋经国还在不厌其烦地劝说，“越王勾践尚能东山再起，何况我们还有实力，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同心同力，还是大有作为的……”
竺可桢仍不为所动。蒋经国见无效果，欲起身告辞。不料竺可桢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把蒋经国按回沙发上坐下，侃侃而谈：“想当初，先生14岁出国到苏联留学，28岁才回到祖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苦度了14个春秋。记得你回到祖国时，抓起一把土贴在胸前久久不放。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土故乡故人，难离难分难舍啊！”
蒋经国完全理解竺可桢的一语双关。竺可桢诚恳地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不得不说肺腑之言。今日之事，我不能无动于衷，如果你有勇气，我看你也不必去台湾。”
蒋经国身负使命，以双重身份来劝老朋友去台湾，不仅没能劝说成功，反而受到老朋友的回劝，弄得很不是滋味，怅然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六、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东躲西藏，终于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
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蒋介石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且口气一封比一封强硬。无奈，吴有训只好匆忙打点行装登船返国。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回到上海，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让他出任中国官方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校长。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杭立武先取出一大迭银圆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再说。并说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找你找得好苦。让他尽快飞抵台湾。
杭立武临走甩下一句话，让吴有训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告诉了吴有训。
我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住处也不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在家安心等待上海解放。杭立武再次登门催促吴有训赴台时，吃了闭门羹，十分气恼。
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时，娇声娇气的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他怔住了：“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起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找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之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可见，蒋介石对没有把吴有训拉到自己阵营中来是心有不甘的。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历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中科院副院长，致力于科学组织工作，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古都北平，群贤毕至
与蒋介石实行“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破产截然相反，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大批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源源不断北上解放区，加入同共产党合作的队伍。
1948年9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驻香港联络人钱之光的安排下，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由香港起程，开始了北上的旅程。
1948年12月26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组织在钱之光的筹划下，采用十分惊险的“金蝉脱壳”计，避开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安排化了装的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王芸生、彭泽民、洪深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乘船秘密离开香港北上，并于1949年1月7日上午平安抵达目的地大连。
1949年3月初，著名诗人柳亚子和叶圣陶乘坐一艘挂有葡萄牙国旗的货轮从香港北上。想到此行非同寻常。两人兴之所至，赋诗唱和。63岁的柳亚子唱：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55岁的叶圣陶和：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由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百川汇流归大海。到1949年春夏之际，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大多已齐集北平。其中，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李济深、张澜、何香凝、李德全、千家驹、雷洁琼、胡厥文、沈兹九、章伯钧、史良、章乃器、陈叔通、马叙伦、马寅初等，著名专家教授有钱端升、邓初民、张志让、陶孟和、李四光、竺可桢、张奚若、梁希、钟林、吴觉农、杨显东、丁贵堂等，还有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投向人民的著名爱国人士傅作义、程潜、张治中、邵力子、陈明仁、邓宝珊、董其武、刘斐、黄绍竑、章士钊、钱昌照等，另有爱国华侨和无党派人士司徒美堂、陈嘉庚、郭沫若等。真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而退居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或许，国民党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去留更能说明国共双方人才力量的消长。1948年评议产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总计81名，1949年底随国民党政府赴台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赴美定居者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而留在大陆为新中国工作的多达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让我们记住这60位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服务的院士的名字吧。他们是：
数理组：姜立夫、许宝、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李淑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敏泰、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茅以升、萨本栋；
生物组：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陈桢、童第周、胡先、殷鸿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李宗恩、张孝骞、汤佩松、冯德培、蔡翘、俞大绂、邓叔群、罗宗洛、秉志；
人文组：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顾颉刚、梁思永、郭沫若、梁思成、周鲠生、钱端升、马寅初、陶孟和、陈达、萧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