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力量很大，“能载舟，亦能覆舟”，平静时清凉可鉴，爆发时洪水如潮。虽然是弱者，但需要爆发的时候，也是当仁不让。水虽然至柔，却是能够以柔克刚。老子说：“以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他以水作比喻，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做人要像水一样，谦恭自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人过于刚，宁折不弯，必有后祸。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谁说的？有何含义？
荀子坚持“人性恶”的主张。那么，既然人心都是邪恶的，又何以出现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呢？在这个问题上，荀子的解释和孟子恰恰相反：那些保持人之本性的人恰恰是小人，凡是失去本性，接受后天教化的人，反倒成为了君子。这就是荀子“性恶善伪”的全部含义。“尧舜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所谓学问之道，并不是要还原什么人的真心，恢复人的什么本能，而恰恰是通过“礼教”（礼的教育），使之从恶人变为善人，从原始人变成文明的人。
荀子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恶的，那是因为人都有着无法根除的欲望。但是，人却能改造，通过社会的改造，人一方面能将自己的这些欲求通过一种文明的方式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又能通过“礼乐”的教化化解一部分欲求。这样一来，人就变得文明了。“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化”就是改造人性。无论尧、舜、桀、跖，还是君子、小人，他们的本性都有“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即恶的一面。但是，“圣人之所以异于众者，伪也”。这种“伪”，就是“化性”，即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其本性中恶的一面。对性，是“顺”，是“纵”，还是“化”、“伪”，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的关键所在。所以，荀子虽然讲性恶，但其目的和重心是在谈“伪”，旨在突出礼义对于人的重要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
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中说：“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本是程颐说过的话，这里朱熹又提起，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是罪恶的朱熹提出的“反人类”的语言，因此朱熹就成了迫害中国妇女的罪魁祸首。就此，很多人骂朱熹，说他是封建卫道士，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
其实，这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绝对不能理解为是朱熹针对妇女而提出的，朱熹的一整套理论学说可以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字来代替。可以说，他的学说是做人的哲学，是教导人如何做一个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朱熹本人从没有针对妇女提出些什么具体要求，朱熹更没要求女性要比看待生命还重要地看待自己的贞操。这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经典儒家语言一样，都是针对知经识理的大男人提出来的。更主要的是针对知经识理的君主提出来的，目的是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这指的是一个男人的气节与骨气。“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到一个人的人生观、生死观的问题，也是对男人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出自哪里？是何意思？
这句有名的话，见于《庄子·大宗师》。原话是：“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泉水干涸后，两条鱼未能及时离开，终受困于陆地的小洼。两条鱼朝夕相处，只能相互把自己嘴里的泡沫喂到对方嘴里相互湿润以求生存。这情景的确感人，但是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句话，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虽感人，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如彼此互相忘记，畅游于江湖之中。这样，既没有了感动，也没有了伤害，剩下的只是自由自在地遨游。对于尧的贤德和桀的残暴，与其称誉尧而谴责桀，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大道流转。
在庄子看来，混沌无知的状态，是万物最为适宜的状态。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它与其他东西的处境是多么不同，或高或低，或热或凉，或干或湿，或净或脏，只要是合于自己的原本真性，它就会生活得很自在，以致达到什么都不感觉，什么全都忘记的程度。庄子把这种情况称为“相忘”，就是完全适宜，无所感知，把所有的东西都化于无形。与此相反，一旦脱离了与其原本相适应的环境，它就会感到不适，甚至受到伤害，不管他眼下所处的环境在旁人看来多优越，多么令人羡慕，也毫不例外。乌鸦不是染黑的，海鸥也不是洗白的。自然的黑，自然的白，自由自在。乌鸦与海鸥，相看两不厌。
●如何理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出自《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艰苦的生活环境能够锻炼人们坚强意志，激励人们不断进取；安乐的生活条件容易腐蚀人，沉湎其中会走向颓废乃至灭亡。这是古往今来从无数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警世良言，是一部人才成败史、国家兴亡史所证实的客观规律。
这是一句人人尽知的名言，花费太多的口舌去向读者解释它的意义也是自讨无趣。但明白其中的道理是一回事，能在现实中去恪守又是另外一回事。人往往总是在事情无法挽回的时候才知道后悔，总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才知道奋进。忆苦思甜，也许只能起到表面的教育意义，因脱离了当时的情景，很难给被教育者以震撼。所以，让人时刻有忧患之心，还不如让其置身于紧张、忧患的环境当中去，要让人奋斗，还不如时刻让他有压力。所以说，如果想始终有“生路”，那就要始终生活在“忧患”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不能造假，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忧患”。不如此，就会滋生“死于安乐”的土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伟大的政治家都喜欢斗争，他们喜欢有对立面，喜欢有矛盾，因为他们知道，敌人存在可能正是自己存在下去的理由。
★政治理想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体现了老子什么思想？
语出《道德经》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说，当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才能符合天地运作法则而得顺境之时，社会上还能以“仁德”“信义”维持基本的秩序。当社会上连“仁德”“信义”都不能发挥功用时，就会出现所谓“大智慧”的贤者，来建立典章制度供大家遵守。但是，此时也往往会同时伴随一些沽名钓誉、虚有其表的人，假扮智者来扰乱社会。所以说，过于苛求，必然导致其反面。在这里，老子仍然在消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正像今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警察，你是感到有安全感呢，还是感到没有安全感？如果让老子来说，肯定是不安全。因为有警察证明最近形势比较紧张，或者出了什么事情。否则，出现这么多警察干什么！所以说，社会治理的境界是没有警察，而不是让警察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圣人是不会作为的，顺乎大道而行，哪里来的圣人？
●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是什么样子的？
据《老子》记载：“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大致是说，国家要小，百姓也要少，有了效率高达十倍百倍的机器也不使用。使百姓看重生命，不到处搬迁。即便有船车，却没地方乘坐它们；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地方陈列它们，使人民再用结绳的方法来记事，使人民有吃有穿，能够安居乐俗。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见，而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由上可知，“小国寡民”是老子理想的社会和国家形态。老子认为，人们欲望的过分，法令的繁多，知识的追求和讲究虚伪的仁义道德等，是社会混乱和争战的根源。要使天下太平，没有争夺，就得取消知识、道德以及新颖的器具和财货。
老子把社会发展分为“道”、“德”、“仁”、“义”、“礼”五个阶段。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是“道”统治的，一切纯任“自然”，是完全“无为”的。以后的社会分别由德、仁、义、礼统治。每后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离“无为”越远，美的善的东西越少，丑的恶的东西越多，因而离他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就越远。
●“大同”、“小康”的社会模式是什么样的？
“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大同”谓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是指“养心”应当“忘物”而言的。而用“大同”来描述“天下为公”这一理想社会的，则是在《礼记·礼运》。《礼记》是孔门后学解释《仪礼》时所作的记，附于礼经仪礼各篇之末，阐述仪礼各篇之义理。“大同”思想为孔子首创。
在大同时代，人人都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讲究信誉，和他人友好，“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财物虽然不可以随便浪费，却不一定要属于自己；不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会感到遗憾。这样的时代，不需要智慧和谋略，也没有偷盗和抢劫，人们不用关锁门窗。
“小康”一词最早源出《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讫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其意是说，老百姓终日劳作不止，最大的希望就是过上小康的生活。“小康”在《礼记·礼运》中得到较系统的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
在小康时代，为政者以礼仪为标准，考察人们的行为，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实行仁义，给人民以行为的规则；不这样做，就被认为是有罪，遭到大家的抛弃。
●如何理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所谓“民为贵”，是对天子或将要成为天子的人来说，人民是他最可宝贵的财富。“得乎丘民（即百姓）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所以人民是最可宝贵的。而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给人民以应有的生存条件。
在古代，每个诸侯国建立的时候，天子要派遣使者，为诸侯建立社稷神坛。社稷神的责任，是保证风调雨顺，使农业丰收，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全。因而，社稷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假如人民按时祭祀社稷神，并且祭品也很丰盛，但是洪水、旱灾等仍然不断发生。这时，就要毁掉原来的社稷神坛，重新设置。因为人民是最宝贵的。
“君为轻”中的“君”，主要是指“诸侯”。诸侯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的安宁。假如诸侯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危及社稷神的安全，那么，就要撤换他们。因为相对于社稷神，诸侯只是个别存在。
●如何理解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
北宋大儒张载（人称横渠先生）在《张子语录》有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最能表现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彰显儒者的器识与信念。那么，如何理解这历代流行不衰的“横渠四句”呢？
（1）为天地立心。指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天地本无心，只是生生之德的自然流行，并非有意生出这样一个大千世界。无心而有心，是人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亲切理会，通过这种理会，天地生化万物的心得以显立。
（2）为生民立命。“生民”指民众，“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有了“安身立命”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却能潜移默化，加上伦常政教的设施，使生民的生活有了依循，而得以护持生命，贞定活路，此即“为生民立命”。
（3）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至隋唐，却未能善续先秦儒家的学脉。唐末五代，中国文化之花更是萎缩堕落到极点。北宋初期，中国也找不出一个能拿出手的精神领袖。直到理学家问世，“为往圣继绝学”，才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天道性命（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新彰显，从而将华族精神的领导权从佛教手里夺回。
（4）为万世开太平。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太平盛世。张载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此。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
●“不战而屈人之兵”出自哪里？体现什么战术思想？
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相对于战争而言，百战百胜并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不费一刀一枪，兵不血刃，就能将对方制服，化战争于无形。
所以说，《孙子兵法》中最高的智慧并不是“兵以诈立”的战术思想，也不是“兵者诡道”的用兵法则，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战术。这估计是战争中最高明的战术了。因为这一思想已经是跳出战争来看待战争了。战争是在利益纷争面前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手段。既然如此，最高明的战争则是没有战争。所以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没有勋章的将军才是最好的将军，默默无闻的领袖估计才是最有智慧的领袖，正如庄子所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西方哲学卷
★哲学思辨
●谁说出了“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
这句名言出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由火构成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之中。赫拉克利特将这种斗争称之为“战争”。他说，整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之中。战争毁灭了一切，又让一切重生。毁灭即是创造，是一种东西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比如火变成水，火就消失在新的存在形式中。每一种东西都这样变成它的对立面，因此每一种东西都是对立性质的统一。没有什么东西的性质不变，没有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性质。从这一意义来看，每一种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有这种对立，才能有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他说：“战争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是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他对荷马所说的“但愿诸神和人把斗争消灭掉”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如果听从了荷马的祈祷，那么，万物都会被消灭”，“应当知道，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斗争就是正义，世间万物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灭亡的”。
●“美是数的和谐”是哪一学派提出的？
这一名言出自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一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由此，他们提出了“美是和谐”的观点
音乐各音符之间的和谐给了这一学派很多启示。他们认为，音乐的和谐正是由高低、长短、轻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上的比例组成，“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这是古希腊艺术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也包含着艺术中“寓整齐于变化”的普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