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几句，孙平连早饭也不吃就要走。他在家里总是呆不住的，三五个月回来一次，睡一晚上就走。市区离普光镇百十里地，不吃早饭咋行？孙永安拿了两根昨夜煮的苞谷棒子追出去，可是儿子坚决不要，儿子说车站不是有卖早点的吗，我买几个小笼包子就行了。现在的年轻人，花起自己的钱来就像花别人的一样。可对孙永安来说，钱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宿命，他老家在山上，大巴山区有名的老君山，从十四岁起，他就利用假期沿川东北到陕南一线当“背二哥”，去的时候背红薯，回来的时候背盐巴，其间翻越了大巴山，还要翻越上七十里、中七十里、下七十里的米仓山道，汗水砸在石子路上，把石子路也烫得冒烟。背二哥又叫背力工，凭的就是一身傻力气，把藏在骨缝里的力气都抠出来，还走不完要走的路。支上打杵歇气的时候，背二哥往往扯开嗓子乱嚎：“背二哥呢我的人哪，你寒冬腊月哟只穿一层哪，我心想给你脱一件，可脱了这件呢，妹儿我就是光身身儿哪。”这些拿女人舒解劳累和孤独的野腔野调孙永安是不能唱的，他还是个孩子。累得不行他就叫：妈！妈！短促的叫声钢钎一样扎入林莽和石崖。他当了三个假期的背二哥，川陕公路就通了，想挣那点辛苦钱也挣不成了，于是他只能在老君山上剐野棕，割桦树皮，哪怕卖上一角两角，也紧紧地攥在手里，回家时一路拿出来偷偷看。后来，他当了老师，正说生活有了起色，女儿又得了红斑狼疮。女儿五岁发病，到她十五岁死，整整十年，孙永安为钱的事着了多少难，叹了多少气，简直不堪回首——他甚至都卑微到想在地上捡到钱！那些日子，他出门走路的时候，眼睛总是不留空儿地往地上瞅，稍稍有点像钱的东西，就赶紧看它究竟是不是钱。他吃的蔬菜，很多时候都是妻子去集市上捡别人扔下的黄叶子。孙永安也想捡，可他是教师，不能这么做。他要脸。
儿子的话点醒了他。这学校都是小食堂，挨挨挤挤的十几家，正如儿子所说，都是承包出去的。承包者是把家安在学校的教职工。几年前，镇上发展新街，鼓励大家去买房，学校的绝大部分教职工都去买了，都在新街上开起茶铺或者饮食店了。每逢赶场日子，四面山上的村民，背筐提篮吆猪赶羊地汇聚到乡场，办完正事，就进茶铺打牌，听老瞎子说命相。回家之前，再去饮食店吃碗面条，甚至切几两烧腊，喝几两老白干；如此，钱就像水一样往那些教职工口袋里灌。把家留在学校的不多，留在学校的都是在新街买不起房的人，可那十几家，自从承包了食堂，都一个比一个富起来了，跟人说话，呼出的气也是油腻腻的，提到曾经让他们头痛的钱，也不再小心翼翼脸红筋粗了。算起来，只有他孙永安没什么改变。孙永安不是不想改变。他这一辈子都在想。看着别人赚钱，他眼红得不得了！可他就是没找到改变的方法。最要命的是，再不改就来不及了，镇上已经计划把老街全部拆掉，一律变成新街，到那时，普光镇就不是以前的普光镇了。和老镇一起埋葬的，是孙永安几十年的生活，这几十年里使他受够了煎熬，但经受煎熬的也不止他一家——大家都穷的时候，再难凑和着也还能过，一旦变成新街，就不允许你穷了，到那时，手上没有钱，日子就没法过！
儿子毕竟去大城市念过书，而今又在市里，见的世面多，他一句话就把孙永安点明白了。
开家庭食店孙永安有先天条件。他住的是平房。这平房孤零零的，在学校主体建筑的背后，紧靠一堵高大的山墙，以前修起来是堆放杂物用，后来，杂物搬到了总务处，这间面积不小的房屋就空起来了。学校本来准备把它拆掉的，孙永安却不愿住进刚修起来的楼房，向校长申请去住那间平房，校长想了想，反正平房在学校背后，即无损于观瞻也不妨碍事务，就同意下来。孙永安不愿住楼房首先就是不想跟大家挤在一起，挤在一起就要比，比吃，比穿，比谁家来了尊贵的客人，而这些都是孙永安的心病。再就是他怕交那每月十几元的租金，那时还没搞房改，住楼房要交租金，而住平房的不交。虽然平房里又阴暗又潮湿，上厕所还要跑几十米远，可完全送给你住，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有一次，王贞秀拉肚子，一夜跑了五六趟，免不了埋怨几句，孙永安就说，楼房里倒是家家有厕所，交那十几元钱，不就是只方便拉屎拉尿吗？王贞秀一听，心想为方便拉屎拉尿交十几元钱，实在不合算，也就不再说啥了。搞房改之后，任何人想住房，都必须拿钱买，学校的房子虽然比新街上便宜得多，可好坏也要三五万，孙永安的钱都是掰开用的，不要说三五万，就是三五千他也只能喊天。他还是住在平房里。
现在看来，自己在平房里熬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某一天方便开家庭食店的么？学校高中部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孙永安教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还当二班的班主任。他庆幸自己当了二班的班主任，因为一班的学生都是镇上人，不可能跟他们做生意，二班的学生多半来自农村，少数来自矿上。清溪河对岸几十公里外有好几家煤矿，都是小型矿，连子弟学校也没有，孩子读书，只能去沿河各处找学校。
孙永安先去了一班。学生在哇啦哇啦地读书。他很快转出来，去了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