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有对先锋小说纪念的行为、事件都有很强的仪式性，其中充斥和弥漫的赞美、招魂、盖棺论定、八十年代情结等，对于解决文学的当下困境帮助不大。因为先锋小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已经充分历史化、经典化了，已经进入了文学权力监管的文学秩序，此时先锋在其最初标榜的自由、创新、反叛等向度上已经无所作为了。虽然从狭义的文学层面上看，先锋在当下的知识、信息和形式运用上已经常态化了，或者说被继承和延续下来了，但从精神上，尤其从先锋意识更丰富、更广阔、更细微的时代关联上看，先锋的确已经终结了。所以我不主张在后先锋时代的文本分析时狭义地使用“先锋”这一概念，或者与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做艺术上看似合理的关联。比如我在后面分析《下弦月》和《安慰书》的时候更倾向于使用萨义德的“晚期风格”的理论，但是，由于吕新和北村在这两部新作中都延续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到了自己当年先锋小说创作时期一个基本的框架和逻辑中，以看似圆满的“文学”方式象征性、仪式性地解决了自己与时间和现实的冲突和矛盾。但真实的美学效果和观念轨迹凸显的并不是圆满，而是当下中国虚构叙事文学乃至文学观念的某种症候和危机。如果说，当年的先锋小说是通过创新、反叛实现脱序，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两部小说却是从轻逸和沉重两个向度，以无力、无助的方式实现脱序。而这又暗合了与先锋无关的、另外一种维度的“完满”，也就是萨义德所说的晚期作品的完满：正是晚期作品，才使在美学上努力的一生达到了圆满。但是艺术上的晚期不是作为和谐与解决的晚期，而是作为不妥协、艰难和无法解决之矛盾的晚期。
吕新的《下弦月》写的是他无比熟悉和喜欢的题材，在这部小说中他回到了他的成长时期，他最放不下的六十、七十年代。他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其实我百分之八九十的小说都是以六七十年代为背景的，只是早期书写的更多是个人对于那个时代的直觉，不作铺垫，不加以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你是清晰的，明白的，但是对于他人就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无比晦涩，这就是直觉和极度个人感受所产生的效果。”而《下弦月》给我们的阅读感受和吕新对自己早期书写的描述是非常契合的，而且他在把小说从某种意义之物变成晦涩物方面，又进一步发挥到极致。比如叙事视角、叙事时空的频繁转换，连篇累牍的心理独白，独特的个人记忆的光怪陆离的语言呈现，以及由此形成和出现的结构的松散、控制不住的素材的弥漫、突然的中断、沉默等，和阿多诺所谈的晚期贝多芬的美学风格很相似。此外，“晚期风格是‘内在于’现存的，但却奇怪地‘远离’了现存”，《下弦月》看似是历史题材，其实吕新要实现的是现实的、与现存有关的目的：以一种哀伤的个性的方式获取自由。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吕新在后记中有这样的感慨了：回到那里，对我来说，就相当于鱼归大海，树叶回到了森林。吕新从被遗弃的历史和事物那里，从呈现出来的和永远没有办法呈现的事物、感觉之间的张力中试图实现某种和解。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吕新个人化的“轻逸”和北村现实介入性的“沉重”最后都失效了，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不妥协和艰难，更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困境。吕新的个人化的、封闭性的文本空间内部有一个与现实密切关联的、逃逸性的心理防御机制，他的叙事看似从容不迫、很平静，对历史也不做控诉、对正义也不做呼吁，似乎实现了某种脱离现实挤压的所谓文学性自由，但事实上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一个悲伤的虚无主义者的无助背影，小说最后是这样突兀的一句：世界，你这个苦难的人间啊！
当然，《下弦月》和《安慰书》的困境也是我们当前虚构叙事文学的总体困境，是我们的文学观念乃至与自我认同的困境。我们在回顾先锋文学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创新、反叛和自由的重要，并且呼吁新时代的文学青年继续践行这种撕裂和开辟，但事实上，无论是老青年还是新青年都不愿为此冒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只会把“先锋”精神历史化，拘囿在一个功利丛生的狭隘的“文学”层面上仪式性地渴望。在先锋文学3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设那是一颗珠宝，只不过用勒内·夏尔的话来说：“如果我幸免于难，我知道我将不得不远离这些重要年代的氛围，沉默地拒绝（而不是约束）我的珍宝”。我们已经失落了我们的珍宝。
方岩（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昨天吴亮老师跟我们年轻人讲，我们谈到吕新、北村老师的时候要称先生，不要喊老师，因为称为老师之后就没法批评了。其实我们喊老师原因很简单，我们对当代文学的了解始于先锋文学。这种阅读体验带给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最美好的印象，因此也就奠定了我们关于文学判断的基本审美口味之一。
接下来的发言，我准备从对先锋文学的文学史评价开始。刚刚何同彬谈到了去年的一系列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纪念活动。看完相关言论后，我觉得，30年过去了，我们对先锋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时候，焦点依然集中于198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的那批先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