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莫斯科，是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麦加，更是中国人膜拜的圣地。克里姆林宫这颗闪闪的“红星”，犹如一轮鲜活的太阳，无时不向世界辐射出诱人的光芒。
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大家庭”，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小弟弟”——中国，自然应该向“老大哥”学习。
于是，历史选择了1958年10月16日。这天，由中国专家赵九章、卫一清、杨嘉墀、钱骥和翻译杨树智一行五人，乘上飞机专程飞往莫斯科，向“老大哥”学习怎样放卫星。
行前，因担心“老大哥”不给面子，会留上一手，于是，聪明的“小弟弟”便选用了一个再中肯不过的名义——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
代表团团长便是赵九章。
此刻，坐在机舱右排窗前的赵九章，显得温和而又沉稳。他就那么随便往座位上一坐，既没言语，也无动作，大学者的风度便一目了然。
想去苏联取经学习放卫星，已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他胸中不免鼓荡着一种天马行空似的快感。可在这快感的背后，一种使命的重负，又悄悄压迫着他的心。
“581”卫星组成立快两个月了，虽然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一“跃进”口号的鼓励下，各处部满腔热情，干劲冲天，纷纷开始放卫星，并且在短短的时间里，便象出了总体方案的设计以及卫星、火箭构造模型。但是，到底做什么样的卫星等一系列问题还未仔细考虑和来不及考虑，“大跃进”的形势也不容许也不可能去做更周到更细致的考虑，而只能凭着一种热情，一种忠诚，一种新奇和神秘，便关起门来搞开了设计。
因此，为了探索一条发展中国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的道路。为了学习和了解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同时也企望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和支持，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协定，中国科学院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考察。
昨晚，科学院领导张劲夫等，还特意来看望了即将赴苏的几位科学家，并一再嘱咐说：“这次去苏联学习考察人造卫星和火箭技术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想法多考察些地方，多学些成功的经验，回国后，要在这次考察的基础上，尽快拿出中国人造卫星的具体方案！”
是的，苏联毕竟有了多年探索的历史，毕竟有了两颗人造卫星成功的经验，此行倘若能达到预想之目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步伐必然会大大加快，而且成功的把握也会大得多。
但如此重任，这次能顺利完成吗？
想到此，赵九章的心底竟泛起一丝淡淡的隐忧。他掏出工作日记本，随手翻开，认真查看起来。
赵九章生于1907年，浙江吴兴县人。1933年，他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便留学德国，并于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他担任了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曾开拓了中国近代气象学的著名气候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重担搁在了他的肩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并于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同时，还被当选为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
竺可桢先生在1945年4月5日，对赵九章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九章到所10月，对于所行政大事改进和研究指导有方，且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
赵九章果然不负众望。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后来在发展中国气象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科学方面，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赵九章不仅具有开拓精神，而且心胸广阔，富有卓识远见。早在建国初期，他就积极培植和推动了与空间探测有关的基础研究。在国际地球物理年间，他作为中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协助竺可桢主席积极组织和改进中国的地球物理综合观测，扩大了这一研究领域，为在中国开展空间探测打下了基础。
利用人造卫星对空间进行探测，是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重要内容。苏联卫星刚一上天，赵九章对此便在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以其敏锐的科学远见指出：“人造卫星的发射，是空间探测新的里程碑。”
作为中国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理所当然地要考虑中国的人造卫星。他首次向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研制中国人造卫星的计划和相应的机构问题＆在他和钱学森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中国科学院很快成立了卫星工作组——组。他作为该组常务副组长，除了从各临近学科抽调精干的科研技术人员组成工作班子外，还在科技大学创办了包括遥感、遥测、大气物理和空间物理专业在内的地球物理系，并亲自兼任系主任，讲授空间物理学，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天气物理、固体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方面的科技人才。同时，在地球所内，他还亲自领导了一个研究组，开展对空间物理的研究。中国的第一本《高空物理学》，便是出自他的手笔。
显然，在中国最初的空间科学和卫星技术方面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上，赵九章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特邀顾问叶笃正先生，后来在《怀念我的老师赵九章先生》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非常注意国际上的学术动向。30年代后期在气象学研究上刚出现等熵分析时，他就指定他的学生在这方面做毕业论文。极其重要的ROSSBY长波理论就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问世的。40年代中期他对大气长波进行研究，并把这个重要理论引进到了中国的气象界。全国解放不久，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他就组织人员千方百计地在地球所内绘制成我国系一张北半球天气图。从此我国开始了高空气象学研究，并使我国的天气演变和遥远的其他地区联系了起来。
是的，赵九章既有深厚的学识基础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何况又在德国啃过五年的洋面包。因此，在思考中国的航天风帆该怎样起航时，他便具有比一般人更为广阔的胸怀和更为高远的目光。中国的人造卫星刚一起步，他就把目光投向卫星已经升起的苏联。他知道，探索空间，开发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若能借助苏联先进的翅膀，便可加快实现腾飞。
“同志，请问要咖啡还是牛奶？”空中小姐甜润的声音突然响起，赵九章忙合上工作日记，抬起头来，歉意地一笑：“对不起，就来杯咖啡吧！”
一杯热咖啡下肚，赵九章顿感脑子清醒多了。飞机突然沉落一下，继而抖了抖翅膀，又向着高空一阵升腾。赵九章将脸贴在机窗上，朝外一望，天地一片安详宁静，虚渺的地球竟像一个小小的逗点。他恍然感到，人一旦离开地球，心胸便会变得博大坦然，眼光也会变得开阔辽远，于是一股浩荡之气禁不住从他心底慢慢升华开来。
赵九章侧了侧身，将目光投向身边的杨嘉墀。杨嘉墀双目微闭，两肘合抱胸前，随着机身的榣摇晃晃，完全是一副昏昏沉睡的样子。
杨嘉墀其实没睡。
年仅39岁的杨嘉墀正值生命的旺季，几小时的空中旅行不会亦不可能使他疲累到入睡的地步。闭目神思，这是他致学多年的老习惯。今天一上飞机，他的脑子几乎就没停止过运转。莫斯科对他来讲，应该说是陌生的，但苏联航天技术的发展概况，他又是熟悉的，而哈萨克共和国那神秘的丘拉坦发射场，更是他一直神往和关注的地方。
机翼跃动似地颤抖了一个，杨嘉墀敏捷地睁开了眼睛。缺少阳光抚爱的天空，色调多少显得有些灰冷。但一片片似乎永远鼓胀着生命活力的浮云，依然像一段段充满了回忆的岁月在杨嘉墀的眼前飘来荡去。
望着一片片不断涌来的浮云，杨嘉墀脑海随之闪现的，是一块半尺宽的丝绸布。说来可笑，尽管年过去了，那块小小的丝绸布却始终令他难以忘怀。而且，在他生命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这块恍若隔世的丝绸布，始终与他相伴如初。
杨嘉墀生于桑蚕之乡的江苏吴江，祖父是一位经营桑蚕的大商。靠着那美妙的蚕丝，杨嘉墀的童年自然就比别的孩子富有诗意。但有那么一天，当父亲拿着一块半尺宽的丝绸布回到家中时，全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竟围着丝绸布急得目瞪口呆、双手发科，像被谁突然掐住了命根！
好奇的杨嘉墀忙向父亲打听，才知道这是一块刚从日本进口的“洋布”。由于这种“洋布”质量好而价格又便宜，所以它的出现无疑等于断了杨家的财路。当杨嘉墀问父亲为什么东洋鬼子的“洋布”会比家乡的“土布”好时，父亲甩给他的是一句充满委曲而又可怜兮兮的话：“人家的技术比咱先进呗！”
“技术”这个词像颗铁钉，第一次深深扎进了杨嘉墀的脑子里。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落日辉煌的傍晚，他从父亲的小匣里偷偷拿出那块半尺宽的“洋布”，独自跑到桑树成林的后院，把“洋布”高高举在空中，对着落日左看右看。可看来看去，他还是看不出那块“破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最后，他“哧”地划亮一根火柴、将那块“洋布”化作了一股愤怒的轻烟。
也许是这块半尺宽的“洋布”点燃了杨嘉墀发愤求学的激情、他小学一毕业，便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后来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从此，他生命的血液似乎便汇入了中国科技这条滔滔的大河之中。1944年初，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为研究生。有趣的是，两年后当他搭上一艘破旧的货轮前往大洋彼岸时，与他同船的竟是被迫出洋求学的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
度过了哈佛大学三年闭门苦读的日子，杨嘉墀又到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生物物理学的研究。1954年，他发明了“快速自动光谱记录仪”，并获得美国专利。干是，美国科学界对这位来自文明古国的青年学者不得不刮目相看。很快，他便出任了纽约著名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电子实验室主任。接着、委内瑞拉一家颇有影响的科研机构向他寄来了聘书，愿以高薪聘请他前往那儿从事更尖端的研究工作。同时，南美洲北部一些科研机构，也以汽车、别墅和设备先进的试验室等优厚的条件作诱饵，向他面频发出邀请。
然而，远在东方的袓国战火已经平息，新的共和国已经诞生，那天安门城楼上的五星红旗无时不像彩云般在杨嘉墀心中翻卷飘荡。而且，他还从“科学工作者协会”那儿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刚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的声音：“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杨嘉墀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归国的心愿日益强烈。他找到在波士顿音乐学院弹钢琴的妻子询求意见，妻子十分爽快，说：“要回就赶快回，不要等人家把祖国部建设好了才回去，那就太不像话了！”
于是，1956年8月，他携带着妻子和4岁的女儿，从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被分配在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并参加了自动化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不久，还担任了中国导弹、卫星等国防尖端自动化技术室负责人。
苏联卫星首闯太空，杨嘉墀除了震动，更多的是惊喜。作为科学家，他对此不可能带有某种政治偏见，而把它看成是人类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作为火箭的子孙，他又不得不替自己的祖国感到遗憾，而且心态一天比一天难以平衡。尤其是当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后，他更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他以最大的热情火速行动起来，钻研各种资料，进行各种论证，恨不得把自己在国外多年学得的本事，全部投入到中国的空间事业中去。
然而，曾在异国生活、工作过多年的杨嘉墀，对航天发射这门新兴的科学毕竟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因此，此时此刻坐在飞机上的他，满脑子忧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次专程去学习放卫星，“老大哥”究竟能拿出多少真货让“小弟弟”看呢？
莫斯科的秋天，与中国火一般的“跃进”气氛相比、至少凉了十倍。
中国代表团的飞机刚一降落，苏联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便走出候客厅，将五位中国专家热情迎下舷梯。双方经短暂的外交礼节之后，几辆黑色小轿车便载着中国代表团，悄无声息地驶向高尔基大街。
片刻，小车停靠在了位于高尔基大街中部的北京饭店门前。中国代表团五位成立刚刚住进房间，屁股还未落座，便迫不及待地向苏方负责人士问起有关参观事宜。
苏方负责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名叫安德烈。这是一位外表看上去十分热忱而内心又相当谨慎的俄罗斯汉子。还在中国代表团刚刚走下飞机时、他便从每个人的眼里，看到了一种真诚的渴盼，作为一名科学工作的组织者、他对此自然深表理解；但身为苏联的政府官员，他又实在不便多说什么。因此，当中国代表团问起参观一事时，他只是很有分寸地笑了笑，尔后便安慰似地对中国代表团说：
“同志们一路辛苦了，今晚请安心休息一下。考察和参观的日程我方已有安排，明天大家就可以开始参观了。”
尽管如此，中国专家们当晚依然难以入眠。也许是因为刚刚踏上异国的土地，也许是由于深感此行任务之重大，或者说是因内心深处多少还有着某种无法言述的隐忧。总之，想睡却睡不着。
已是午夜时分，五位代表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着烧饼。后来，干脆纷纷披衣下床，不约而同走向阳台。
莫斯科秋天的夜晚寒气较重，有冷风拂来，给人以凉飕飕的感觉。天上不见月亮，只有几颗星儿还在照常闪烁着自己顽强的光芒。静，饭店很静，高尔基大街很静，甚至连整个大地和星空亦显得悄无声息。五位专家靠在阳台上，本想说点什么，似乎又怕打破了这难得的宁静，结果还是什么也没说，只是各自望着苏联的天空，心里同时想着中国的事情。直到凌晨两点才重新回到屋里。
翌日晨，中国专家们刚用罢早餐，安德烈便来到饭店，告诉中国专家今天准备参观。中国专家们自然是再高兴不过了，经简短的准备后，便随安德烈登车出发。
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参观了苏联天文台。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参观了空间电子所。
第三天，中国代表团看到的却是老鼠试验生物舱。
当然，在以后一个多月的日子里，中国代表团还先后参观和考察了莫斯科展览馆、科技展览中心、苏联科学院的应用地球物理所等单位和部门。同时，还看到了磁强计、质增计等空间物理探测仪器，以及振动、冲击、加热等空间环境试验设备。可出于保密原则，许多较为核心较为重要的场所始终未让中国代表团参观。
凭心而论，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团这次考察，是尽到了一个“老大哥”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的。用杨嘉墀后来的话说，该看的都让看了。而且在一个多月的学习考察中，中国代表团的确是大开眼界。“老大哥”在工业、农业以及能源交通和文化教育等行业取得的成果，使他们深受鼓舞。特别是看到“老大哥”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一项又一项的巨大成就，更令他们欣喜不已，倍受启发。
但作为1958年的中国代表团，由于希望过高、学习心切，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自然在所难免。因而在某些方面得到满足之后，仍感到有种种的不满足。
于是，代表团团长赵九章在一次晚饭后的散步中，对苏方安德烈说：
“安德烈先生，在这两个月的学习考察中，我们从贵国学到了不少宝贵的成功经验，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不过，我们考察学习的时间毕竟有限，你们能否尽快安排我们看看卫星设计研究院和卫星发射场，以便让我们对发射卫星建立一个直观的认识，回国后好让我们的卫星研制得以尽快投入。”
安德烈听后把目光转向一边，走了几步才回答说：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的这个要求，我还得请求上级有关部门。等有了明确指示，我再作安排。”
两天后，中国代表团果真有了新的安排。那是一个上午，中国代表团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苏联中央气象局火箭大厅。大厅中央的一个平台上，躺着一枚探空火箭的头部，直径大约有一米左右。五位中国专家被指定站在距火箭三米远的地方，听苏联一位专家介绍火箭的有关情况。
尽管中国专家们见到的只是火箭的一个脑袋，但毕竟是第一次见到了苏联的火箭，因此神情显得格外专注，看着看着，双脚便情不自禁地朝着火箭的身边移动起来——想凑过去瞧瞧火箭的内部结构和控制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同志们，请留步！”陪同参观的苏方人员急忙出面阻止、并婉言解释说，按上级有关部门指示，今天的参观，没有接触火箭内部系统这项内容。
无奈，中国专家们只好退回原处。
参观结束，中国代表团回到饭店，兴奋之余多少又生出一些失落。此次苏联之行，使命非同一般，可考察期限眼看将尽，却连卫星的影子还没见著。怎么办？刚刚建立的共和国需要腾飞，火热的“跃进”年代需要卫星，若就此打道回府，怎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交待？
最后，中国专家们一致商定，通过大使馆向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情况，要求给代表团再扩充一些新的考察内容。同时，赵九章团长还找到苏方安德烈先生，向他当面陈述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希望能尽快安排一次考察卫星和发射场的活动。
安德烈听后脸上依然挂满了往常热情的微笑，只是这微笑中明显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涩意味。不过，他还是表示，一定尽快向上级反映。
但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苏方没有明确回音。
这时的中国代表团，当然并不知道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从苏方工作人员那闪烁其辞的谈话和躲躲闪闪的眼神中，又分明感到：这次想看“老大哥”的卫星和发射场，是不可能了。
很快、苏联方面有关部门向中国大使馆作了正式答复：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赴苏考察，不便安排卫星研制和发射场区等考察内容，希望中方给予谅解。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维护本国的利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固守的原则。苏方同意中方考察，对；不同意中方考察，也对。何况当时的中苏上层关系正向着恶性急剧发展。
因此，当中国大使馆将苏方意见通告中国代表团后，五位代表除了遗憾，便是沉默。
为期70天的考察转眼即逝。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几位苏联专家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中国五位专家共进晚餐。
应该说，这是一顿充满了温情与真诚的晚宴。迷人的吊灯，飘香的伏特加酒，还有满桌子各种丰盛可口的俄罗斯风味食品，再加上这几位苏联朋友所在的研究所与中国都是对口协作单位，他们曾经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与赵九章、杨嘉墀等人都有较深的友情，因此在这离别之夜，彼此欢聚一堂，开怀叙旧，便使晚宴有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情调。
不过，尽管如此，几杯酒下肚之后，中国专家们还是无法避免地流露出对这次考察的遗憾之情。苏联朋友们对此自然心中有数，却尽量避开这一敏感的话题。他们谈中国的长城、故宫，谈北京城里的甜酱、烤鸭、糖葫芦串，就是闭口不谈火箭、卫星。
但在晚宴行将结束之际，许是酒的原因、苏联朋友们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真情。他们对中国专家们说，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技术领域，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议中国代表团回国后，不要一开始就搞卫星发射，而应该从探空火箭搞起，这样会更现实一些，也更有把握一些。
第二天，在淡淡的晨雾中，中国代表团带着满足，亦带着某种遗憾，登上了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飞机。临别时，中苏专家们相互握手拥抱，彼此谁都不说什么，但谁都明白对方想说什么。
代表团回国后，对前往苏联的考察情况作了认真的总结，又对国内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才清醒地认识到，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相当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后盾，于是向上级部门提出了两点建议：中国的空间技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国发射人造卫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并且，位代表团成员还联名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卫星研制重点应立足国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鉴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状况，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尚未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