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在苏联卫星上天之前，中国的航天，便已开始悄然起步了。
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科学技术的振兴，提供了基本的前提。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初具规模。
1956年2月，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此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主持了军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
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航天工业的发展不可能像国外那样，先有了成熟的航空工业基础，再发展航天工业。因此，中国的航天工业与航空工业，几乎是同时起步的。由于航天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出任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便将一批具有高水平的科学家集中起来，由他们进行指导，开始对航天技术进行探索与研究，并积极筹建中国第一个航天研究机构。
1956年10月，经中央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聂荣臻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技术成果。”毛泽东亲自审阅了报告，并批准了这一方针，为尔后航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来，在1952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诞生时，为了促进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的发展，增进各国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友好交往，中国曾决定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由竺可桢任主席，赵九章、涂长望任副主席。
遗憾的是、1956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为中国参加国际合作活动制造障碍。为此，中国便退出了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但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中国仍按原计划进行了风、温度、湿度的地面观测，进行了地磁、宇宙线、电离层等参数的观测和记录，进行了极光、海洋和天文的观测，并综合研究了太阳活动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和规律。一部分科学家对当时国际学术界很关心的人造卫星、星际航行和空间物理等问题，还进行了学术探讨。
在苏联卫星发射的前夕，中国科学院曾收到苏联科学院天文委员会的一封航空挂号信。信中说，希望中国能建立人造卫星目视观测网，以帮助配合观测苏联的卫星。并且，苏方愿意派出有关专家前来中国协助指导。
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一次学习和实习的好机会。何况，中国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发射人造卫星，使人类有条件对未知的高空进行一系列试验工作。利用人造卫星、人类就可以在高空大气层及星际空间观测从地面所看不到的自然现象，进行地面无法做的试验工作，从而更充分地认识在大气上层、在星际空间、在太阳和行星上所发生的过程，使人类得以掌握更多更新的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
因此，中国科学院允诺苏联，先在北京、南京、上海和昆明四地建站。并且，苏联卫星刚一上天，中国科学院便立即组织进行观测。
十天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还专门设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两个组分别由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和电子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陈芳允负责组织、并指导全国各地人造卫星的观测和发展工作。紫金山天文台还承担着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及其预报任务。
紫金山天文台始建于1928年，当时的名称叫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抗日战争期间迁往昆明凤凰山，战后迁返南京，建国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是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他192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29年秋受聘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41年在昆明任天文研究所所长。抗战结束后，他再度赴美考察和研究。解放前夕，他克服重重困难，又毅然回国。早在1928年，他在美国进行的天文观测工作中，发现了被编为第1125号的新小行星，命名为“中华”。使他成为世界上发现小行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9年，他在紫金山天文台创建了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研究工作。由于小行星绕日运动和人造卫星绕地球运动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共通，因此，还在苏联卫星上天之前，他就和他的助手应用天体力学基础理论，在国内开创了人造卫星在非球形地球引力场中和大气阻力作用下的运动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关于人造卫星轨道问题的论文。
苏联卫星上天后，张钰哲和他的助手们很快建立起了人造卫星运动理论研究室，并在北京、南京、广州、武汉、长春、云南、陕西等地建立了人造卫星观测站，利用广角望远镜进行观测。观测所得的数据，一方面送往紫金山天文台进行轨道数据分析，一方面送给苏联。后经过计算，中方作出的轨道预报，比当时苏联提供的轨道数据还要精确。
显然，张钰哲台长在小行星和对苏联卫星方面的一系列观测与研究，奠定了中国力学轨道计算和人造卫星观测与轨道研究工作的基础、为后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到了很好的“练兵”作用。
与此同时，著名学者钱学森、赵九章、钱三强、陈芳允、蔡翘等，则在报上纷纷发表文章，大谈人造地球卫星的意义及用途。钱学森、赵九章等，还积极建议、倡导开展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等领导人，还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影响，积极探索中国如何开展空间科学技术问题。
此外，一些著名的高等院校也纷纷提出许多科研项目，建议增办新专业，培养自己的航天技术专业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都提出要开展火箭方面的研究课题，有的还组织力量开展了小火箭制造和试验工作，并设立了导弹总体、火箭发动机、自动控制、无线电、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等专业。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还组织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利用现有的教学仪器，和中国科学院器材局提供的秒表、经纬仪、计时仪等，集中在北京天文馆广场，对苏联的卫星进行了观测，并进行了轨道预报、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站的雏形。
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卫星的观测，1958年初，苏联专家谢戈洛夫还专程前往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人造卫星光学观测训练班，参加人员为各高等院校地理系讲师，共计40余人，并帮助中国编写了一本有关人造卫星知识的讲义。其后，苏联又给中国寄来了广角望远镜。
一位曾参加过卫星观测的中国专家后来回忆说，开始几乎没有什么观测工具，就是从中国科学院器材库领了一个秒表和两个破望远镜。每当在静静的深夜，苏联的卫星经过北京的上空，我们举起望远镜时，心就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星空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卫星似乎也在发出某种召唤，既让我们感到激动，又让我们觉得脸红。
为了宣传普及人造卫星的科学知识，北京天文馆开展普及教育，编排了“人造地球卫星”节目，用星象仪进行表演，并举办了“人造卫星、月球火箭”图片展览；报刊和广播电台也纷纷登载和报导了有关人造卫星的文章；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人造卫星纪念邮票”。在一枚四分的邮票上，绘制的是人造卫星与东方巨龙的优美图案，借以显示中国的雄心与气魄。
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卫星热”。
行动最快的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南京、天津等。全国各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短期内几乎全部都行动了起来，纷纷抢着要放卫星。加之“大跃进”狂潮的感染，其热火朝天的干劲，可想而知。
于是，北京提出，要搞高能发动机；上海提出，要搞高能火箭，甚至还有人宣称，要在1958年10月前，放一颗几百吨重的卫星，向国庆献礼！
于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要创造人类的新天地”等标语口号，比比皆是。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上天、入地、下海！”上天——就是要发射卫星；入地——就是要把地球钻个洞，取矿样，下海——就是要造大轮船。
中国科学院于6月3日至5日，还召集北京地区各单位举行了“跃进大会”。会后各单位很快便掀起“苦战二十天，向党代会献礼”的热潮。在7月1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就有43个单位向大会献礼972项，其中有102项声称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卫星上天和原子能和平利用问题，自然作为头等大事提出。
据查，全国除西藏外，有26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中国科学分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建院属研究所224个，分院和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已达35318人。许多分院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所、却没有一个研究所有专职所长。有的分院是只挂牌子，没有研究机构，也很少有研究活动。更为甚者，在全国26个分院中，竟有相当一批分院没有高级研究人员，多数机构仅拥有少数大学生和中专生，而多数成员都是中学生。
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张晖，当年只有17岁，正就读于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似乎还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当年上海为了放卫星，从上海各大学和中技校抽调了一大批学生。有的刚毕业，有的还没毕业。由于1958年我国还没有航天专业，只有航空专业，所有抽出的学生几乎全都改行，没有一个懂卫星的。但大伙都憋着一股劲，从零学起，边干边学。
我是个中专生，当时连卫星的起码常识都不知道。但一听说抽调我去搞卫星，高兴得不得了，像打了一支兴奋剂。我们单位在上海闹区淮海中路，就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对门，每天从早到晚，歌声嘹亮，琴声悠扬，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但我们从不出门，连星期天也不回家，办公楼里每晚都是灯火通明。一到晚上12点，党委书记就来赶我们回去睡觉。可就是赶不走，回去往被窝里假装一躺，等书记一走，又溜回去干到天亮。那个时候也真怪，一说要搞中国的卫星，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还从不知道什么叫苦。
上海航天局一位女工程师，谈到那段经历时，自豪中又掺有一种淡淡的幽怨：
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口号后，上海要在嘉定搞一个科学卫星城。我高中刚毕业，就抽到了上海电子学研究所。本来，我是一心要考大学的，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但一听说要调我去搞卫星，就激动得流泪、考大学的事就再也不想了。
不过，现在可倒霉了，别人全都评上了高级工程师，我还是个工程师，什么条件都够，就是没有大学文凭。那时候要是知道文凭这玩艺后来会这么吃香，说不定就不去搞什么卫星了。
但，说真的，那个时候个人的事从不考虑，就是一心想早点把中国的卫星搞上去，像待遇电，职称电，级别啦什么的，连做梦都没想过。哪像现在，乱七八糟的事多得很，不愿想吧，还逼着你去想。
上海航天局另一位女工程师，现已近60岁，看上去至少要减去10岁。她叙说着那段岁月时，脸上还不时泛起朵朵红晕，让人很容易想起她少女时代的纯真与烂漫：
那会儿的事，想起来都觉得可笑。我大学刚毕业，说要搞人造卫星，就把我从上海分到了北京，而我的男朋友同时又从北京分到了上海，也是为了搞卫星。后来，为了搞卫星，我从北京又抽调回了上海、而我的男朋友又从上海抽回了北京，那个时候的人也真怪，什么爱呀情的，好象根本就没那回事，见面时，一人拿一块面包，啃上几口，说上几句，便握手，便道别、便“再见”。不在一起时，至多花上八分钱的邮票，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几个女孩子在一起时，一天到晚谈得最多的就是卫星，常常一谈就是大半夜。卫星好像成了我们嘴里的口香糖，总觉得谈它比谈恋爱有味道多了。哪像现在有的姑娘们，一个星期没见面，就憋得想跳楼。
1958年的夏天的确很热。聂荣臻元帅的感受，自然非同一般。
全中国部在“放卫星”，且势头汹涌，越放越大，越放越高，越放越远。但真正的卫星——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怎么放？
用今天的笔去描述这位老帅当年的心情，是困难的。但当他的生命进入如高龄时还竟然坐在轮椅车上接见中国的卫星专家——这一不可忽略的事实，却足以说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在他心中的分量。
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筹划和领导、当过红军一军团和八路军115师政委、还创建过第一个抗日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老帅，最早的志向，就是“科技救国”。
激烈而大胆，争强而好学，这是四川人共有的气质。聂荣臻自然亦不例外，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激烈召唤着中国无数的热血青年。“1912年中华民国便得以诞生，可为什么中国总是受人欺负？”年轻的聂荣臻苦苦思索着。思索的结果使他认识到，都是因为中国太贫穷太落后太没有科学技术：而中国要富强，就要有民主，要有科技，要有一大批矢志为国为民的知识人才。
于是、1919年底，刚满20岁的他，便辞别故里，与其他92名四川学生－起，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其中的正是为了实现“科技救国”的志向。
那是一个多年后想起来部会令聂荣臻激动的日子。当轮船离开风雨如晦的家乡，沿长江而下，来到武汉停靠休息时，他跳下轮船，匆匆跑到武汉火车站，要看看梦中的火车到底是啥模样？遗憾的是，火车站上恰好设停火车，他便只好趴在地上，将耳朵紧紧站在凉凉的铁轨上，遥想那远方的火车隆隆滚动的声响。
三年后，他考入了比利时洛沙瓦大学化学工程系，其目的就是想将来发挥科学技术的威力。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表达了当时的心愿：“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似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学成回国的聂荣臻，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实践中，更是深深地体会到，无论是夺取政权的战争岁月，还是取得政权后的建设时期，都必须要依靠和重视科学技术，都必须要依靠和重视知识分子。
当他还在晋察冀边区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斗争时，就格外看重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常对干部们说：“知识分子懂科学技术，对他们要重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他们不行。”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当时曾动员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工作，对发展晋察冀边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军工事业，对建设和壮大革命队伍，起了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诞生后，他对中国的科技如何发展？科技队伍怎样组建？更是心急如焚。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科研基础极其薄弱，科技工作人员更是微乎其微。面对如此现实，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要开展科研工作，那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他却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中国现有的科技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好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仅可以开展科研工作，而且还可以自力更生地组建起一支科技队伍。他说，中国还是有些专家的，只不过少一点罢了，但少一点也可以干嘛！靠别人是靠不住的，等也是等不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干！不干，永远没有出路。为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接续了陈毅同志的工作，从制定和实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开始，着手组织中国的科技队伍、开始向科学的高峰进军。
1956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专程登门，去看望刚刚久病初愈的他。两个同是激烈而大胆的四川人，两个当年同去法国的留学生，两个如今同在国家要位任职的领导者，见面后如同亲兄弟一般，总有摆不完的“龙门阵”。
当邓小平征询他对工作的安排意愿时，提出了两个供他选择的方案：一是要他抓北京市的工作，一是要他抓科学技术工作。对于前者，他若是工作起来，自然有许多便利条件，因为建国初，他曾一度担任过北京市的领导工作。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便选择了后者。
他对小平说：“我对科技工作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让我来抓科技工作吧！”
邓小平听完后，当即表示赞同。
于是，1956年底，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的科技工作。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面对世界和明天的挑战，又带病出征，扛起了中国科技大军的帅旗。
毛泽东主席发表“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讲话那天，他几乎是激动难抑。他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那晚他竟吞服了两次安眠药。
为了使中国的人造卫星尽快有个眉目，他特地邀请张爱萍和罗瑞卿等人，在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中国的卫星如何起步问题。并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和王诤，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草案。
1958年8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出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
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领域，为导弹技术动用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卫星的研究，将会把一系列工作带动起来，比如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和应用数学等。
为了加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导，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将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航空工业委员会改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两个委员会负责科学技术的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并由聂荣臻同时兼任两个委员会的主任。这对中国航天活动初期的创建，军内外科研工作的统一协调，起到了组织上的保证作用。
接着，中国科学院组织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陆元九等专家负责制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设想草案，提出了分三个步骤的设想：
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卫星；第三步，再发射几千公斤重的卫星。
于是，中国科学院将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为了组织和协调全院卫星和火箭探空的业务，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中国科学院小组”，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负责筹建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由力学所郭永怀和杨南生负责；第二设计院负责控制系统研制，由吕强任院长，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为学科负责人；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由赵九章和钱骥担任科学技术领导。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贝时璋、军事医学科学院蔡翘领导开展了宇宙生物学和航空医学的研究。天文和数学还进行了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而培养新兴科技人才的中国科技大学，在郭沫若的亲自领导下也正式成立。
北戴河会议期间，张劲夫向聂荣臻汇报了人造卫星任务的进展情况，得到了聂荣臻的大力支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新技术办公室，主管国防尖端科研任务。同时，还成立“581”组办公室，负责人造卫星具体任务的实施和对外联系。
中国的人造卫星，躁动于母腹之中。
50年代的中国，讲究“献礼”。比如，向“五一”献礼，向“七一”献礼，向“八一”献礼，向“十一”献礼。而1958年，是一个困难与胜利交织的年代，一个豪情激荡、鼓足干劲的年代，自然亦是一个跃进献礼的年代。就在这一年，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个晶体管产生了；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诞生了：第一批光子精密机械仪器出现了；第一批高温合金、高温陶瓷、高分子材料等新型材料形成了。这一个个热气腾腾的浪潮，强烈地冲击着科研单位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员。于是，尖端科技领域里的“跃进献礼”活动也就蓬勃开展起来。
为了向1958年的国庆献礼，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很快行动起来，工作刚刚起步、便开始忙于卫星和火箭模型的设计，并由科学仪器厂负责敲打卫星、火箭和壳体模型，由地球物理所、物理所、电子所负责仪器，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动物所负责模拟试验的小狗。
然而，要设计、研制卫星、火箭的模型，却连最起码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至于其他条件，就更无从谈起。
于是，历史，选择了西苑旅社。
位于北京西郊的西苑旅社，如今已一跃而成为豪华的西苑饭店，每至夜晚、灯红酒绿，宾客如云，那叮叮当当的酒杯声和嘣嘣嚓嚓的跳舞声，仿佛在默默地告诉人们：这儿的昨天，什么也不曾发生。
但，今天的西苑饭店当年的西苑旅社，却是中国卫星的策源地。
刚刚组建起来的卫星队伍，两手空空，要啥啥没有，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办公的地点，就在西苑旅社租了几个房间；没有计算机，用手摇式计算机：没有办公桌，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板，外加十几支蜡烛和几把手电筒，便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与研制。
朱自强老人30年后这样回忆道：
刚刚组建起来的第一设计院，总共才100来人，既没有正式的办公地方，也缺少必要的图纸和资料。仅包租了北京西苑旅社一栋楼，就开始研究方案，设计计算。那时同志们的干劲很大、劲头很足，只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就初步设想画出了一个运载火箭结构总图和制作了一个地球物理火箭箭头模型，作为向1958年国庆献礼。尽管这些东西还是图纸、模型，但它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出来的，它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向空间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进军的意志和决心。
1958年10月1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北京中关村生物所开幕。赶制出来的一套运载火箭设计图、地面雷达照片以及卫星、火箭模型，都送到了这个展览会上参加展出。
展出的两个卫星模型里，一个放着科学探测仪器，另一个则放了一条金黄色的小狗——因为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在卫星上放一条小狗来做试验。每当参观的人群来到卫星模型跟前时，这条金黄色的小狗便会不时发出两声“汪汪”的叫声。而火箭进行“飞行”表演时，除了可用电动控制操作外，则是让人躲在模型的背后，用手拉着一根橡皮绳来操作表演。
展览会自然引起轰动。不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和鼓励，而且还惊动了中央。
由于胡乔木的直接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不少同志都前去观看了展览，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纷纷前去参观了展览。
后来，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坐不住了。
那是1958年10月25日的上午，北京中关村生物所门前，两排欢迎的队伍早已站好。没有狂热的口号，没有喧腾的锣鼓，连平时正常的杂音也顿然消失，剩下的只是一片等待的宁静。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在怦怦跳动；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睛，都，焦急地期待着大路的远方，像在静静的黎明翘望着东方的太阳。
10时许，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高大身影出现了。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脚蹬圆口布鞋，迈着宽大而又散漫的步子向大家走来。
他脸色红润，气度昂然，有力的大手在空中轻轻一挥，像举着一面火红色的旗。但他两鬓间那几根过早斑白的银发，也让人隐隐感到一种日理万机的辛劳与难以言述的忧虑。
踏着波涛般滚动的掌声，毛泽东在张劲夫、钱学森、赵九章的陪同下，走进展览大厅。
为毛泽东担任讲解员的，是年仅38岁的陆元九。陆元九1941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获博士学位，后来又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任主任工程师，前年才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期间，就开始从事最优控制、动态系统分析和测试等研究工作，回国后便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并参与制定了全国自动化学科发展规划。这位来自安徽一个小县城的青年专家，从来没想到自己还会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讲解人造卫星，因而还没讲上几句话，心里便出现了紧张。但当他望着毛泽东那一副慈祥可亲的面容时，一时并不利落的话反而突然变得异常利落起来。
毛泽东一边观看着各种成果展览，一边听陆元九的讲解，脸上露着满意的微笑。尤其是听到有关人造卫星问题的介绍时，他显出极大的兴趣，还不时插问几句。
毛泽东观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火箭的“飞行”表演。火箭刚一起动，本来坐着的毛泽东禁不住一下就站了起来。当他突然发现火箭模型的背后竟有人躲在那里用手拉橡皮绳时，忍不住一下笑了：
“好！就这么搞！不要怕土，土八路能打败洋鬼子嘛！”
说罢，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走到卫星模型跟前，伸出手指在卫星模型的外壳上弹了两下。谁知，放在卫星模型里的那条金黄色的小狗，竟对着毛泽东“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欢快的掌声顿时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