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隆重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的召开，无疑将“文化大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而“敬爱的林副统帅”正式确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则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于是，全党欢呼！全军欢呼！全国欢呼！
正埋头于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专家和工作者们，当然也要欢呼！
然而，当位于东半球的中国人民狂热地欢呼“林副统帅”被当选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这一“伟大”的政治成果时，生活在西半球的美国人却在狂热地欢呼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成功地登上了月球！美国的星条旗高高地飘荡在了月球上空！
自从人类在地球诞生以来，飞向月球便成为人类朝思暮想的宿愿。“嫦娥奔月”的神话曾在东方的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但遗憾的是，当几千年过去之后，神话依然还是神话，流传只能继续流传。
将这一神话首先变为现实的是美国。美国在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的第二年夏天便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并把全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集中于此，加紧了对宇宙航行的研究。其中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便是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之后的苐一项庞大的空间计划。而这一计划的时间，恰恰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起步的时间相同。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家紧急需要”特别咨文中正式宣布：“在今后十年内，美国应致力于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于是，美国十年前几乎不屑存在的宇航工业，其雇员很快便达到125万人，从而成为美国企业界职员人数最多的一个行业。
为了实现登月的梦想，美国从1961年10月起，开始制定并实施“双子星座”宇宙飞船计划。1966年11月25日，当“双子星座”飞船第十次绕地球轨道飞行的任务刚刚结束时，登月的主角——“阿波罗”飞船紧接着又开始登台亮相了。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1号”飞船起飞的这一年，正是公元1966年，而这一年的中国，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之年。也就是说当中国“左”的政治路线泛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日，正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人类最高境界之时：
1966年，美国进行了三次“阿波罗”飞船不载人飞行试验；
1967年，美国进行了一次“阿波罗”飞船载人飞行试验；
1968年1月，“阿波罗5号”飞船进行了登月舱试验飞行，3月“阿波罗6号”进行了“土星V号”火箭试验飞行，10月“阿波罗7号”载人飞船被“I一B”火箭送入轨道，12月“阿波罗8号”飞船绕地球飞行了十圈后直奔月球，然后在离月球112公里处绕着月球飞行了10圈，20小时后，又顺利返回了地球；
1969年3月，“阿波罗9号”飞船上的宇航员模仿登月着陆成功，5月“阿波罗10号”飞船完成了登月的“最后彩排”。
于是，从1966年到1969年，当美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完成了“阿波罗”飞船的十次试验飞行之后，终于迎来了美国历史上、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辉煌灿烂的一个日子——登月发射日！
这就是1969年7月16日。这天，100多万观众聚集在佛罗里达州科科瓦比奇的棕榈树下，十二分专注地眺望着巴纳纳河彼岸那异常宁静的发射场面，火烫般的阳光倾泻在肯尼迪角广漠的空间，使在场的每个人心中的激情显得更为灼热；发射场旁边的一切仿佛都停止了运动，除了远处轻轻拍岸的浪花外，只有火箭周围的轻烟在袅袅上升。
此刻，三名宇航员已静静地躺在了像一座36层高的摩天大楼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上，只待一声令下，便飞向月球。与此同时，梵蒂冈的神父们已紧紧盯住了电视机，澳大利亚的农夫们已把半导体收音机贴在了耳边；巴基斯坦的商人们已屏息凝神地蹲候在临时架起的广播喇叭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夫人却正泛舟在巴纳纳河上，泪水涟涟地眺望着发射台上那载有她丈夫的乳白色“弹头”。
其实，还在两个月前，肯尼迪角区便已找不到参观者们借宿的房间了。6月初，离发射场100公里的奥尔良、德托纳比奇和韦罗等地的旅馆便全部爆满，于是许多人只好被迫在250公里之外的坦帕市预订房间。据估计，除1万多名应邀前来观看发射的全部国会议员和近100名外国使节外，7月16日这天在肯尼迪角的海滩上、轮船上等候观看“阿波罗11号”飞船发射的总人数高达100余万人。此外，全世界还有6亿不同肤色的人围坐于电视屏幕跟前，虔诚地等待着那壮美的一瞬。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上午9点32分，“阿波罗11号”飞船准时起飞。“土星5号”火箭下方喷射出桔黄色的火焰，发出刺目的光芒，一声声雷鸣震撼着人地，整个佛罗里达州仿佛都在脚下颤抖。宇航员与尔德休后来回忆说：“我们没有感到升空运动，仅感到背景噪音稍有增加，与民航班机起飞时的感觉并无异样……”
11分42秒后，第三级火箭停止工作，“阿波罗国号”飞船进入了绕地球飞行的轨道。这时宇航员的身体是倒悬着的。但仍可以通过侧窗观赏地球。宇航员奥尔德林后来这样回忆道：“在太空中俯视尘界，地球上简直是一派和平国象。从理智上来说，我们知道地球上正在进行战争，但从感情上却难以理解这类事情。战争总是导源于领土或边界纠纷的想法始终萦回脑际，但在大空中却看不到地球上人为设立的边界。”
当“阿波罗”掠过太平洋，飞向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时，宇航于迎来了升空后的第二个黎明。“阿波罗”飞船接着飞越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完成了绕地球飞行的第一圈。
次日晚5点32分，在全美电视网预定的节目时间里，以每秒1337米飞行的“阿波罗”飞船在距地球23.7854万公里的地方，向地球传送了彩色电视。地球上的电视观众不仅看到了自己居住的这颗星球的壮丽外观，以及宇航员的食品及其吃法，同时还看到了潇洒而又风趣的宇航员柯林斯对人类开的一个玩笑——他将电视摄影机镜头颠倒了度，然后冲着地球观众说：“大家注意把帽子抓牢，现在我要把你们翻个个儿！”
7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16点11分40秒，经过102小时39分40秒的飞行，跨越了38万公里的漫漫空间路程，“阿波罗11号”飞船的登月舱终于在月球安全着陆。
遵照宇航医生的指示，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开始小心翼翼地走下舷梯。尽管通向月面的舷梯只有九级，他却走了整整三分钟，右脚跟才终于踏上了月面，于是，美国东部夏季时间1969年7月20日晚22点56分20秒，月球上第－次留下了一个15厘米宽、32.5厘米长的人的脚印。阿姆斯特朗随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对一个人来说，我只不过迈出了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飞跃！”
接着、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将一块不锈钢板纪念碑立在了月球上。这块纪念牌上刻有尼克松总统和两位宇航员署名的一段文字：“1969年7月，来自太阳系行星——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在这里踏上了月球。我们谨代表全人类来此进行一次和平旅行。”随后，他俩又取出一面长1.6米、宽0.9米的尼电美国国旗，挂在一根可伸缩的旗杆上，然后锤在同而的岩层，并向自己的国旗庄严行礼致意。
23点47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同月球上的两位宇航员通了话。他对远在地球上的两位美国同胞说：
“今天，对每个美国人来说，是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日子，对全世界的人类来说，也是如此。由于你们的成功，宇宙已成为人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7月28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中午12点22分22秒，经过195小时18分22秒飞行的“阿波罗11号”飞船完成人类首次登月任务后，平安返回了地球。
整个宇航员的返航过程及隆重的欢迎仪式，由美国的活动电视发射装置，将彩色电视讯号通过国际通讯卫星，转发给了全世界约1000家电视台，使全球49个国家约6亿人在电视机旁看到了人类历史上这一最伟大的胜利！
遗憾，远在东方的中国，由于当时“左”的政治的氛围，理直气壮地抵制了这次“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实况的收看。所以当全球部在欢呼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的壮举时，炎黄的子孙、嫦娥的儿女、龙的传人们却依然每天继续高举着《毛主席语录》，纵情欢呼九大的伟大胜利，衷心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键康！永远健康！”
但是，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能不放。美国的“阿波罗”飞船能登上月球，中国的人造卫星为什么不能飞上太空？
困难的是，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心怀政治野心，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总是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作一个最有分量的政治筹码，从而把一颗科学卫星变成一颗政治卫星。
因此，面对政治与科学这两大“巨人”，中国的卫星专家及工作者们，左右犯难，举步维艰。尤其是“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后，如何在太空高唱《东方红》乐曲这一问题，就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显得更为复杂，更为严峻。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论证时，卫星总体设计部曾有这样一个设想：在保证卫星可靠的基础上，卫星上的各项指标应该比苏联、美国、法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一些。苏联第一颗卫星上的呼叫信号是断断续续、嘀嘀哒哒的电报码，故遥测信号是间断的。所以，中国应该同苏联有所区别，让卫星发出一个连续的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模拟什么声音呢？
鸟？虫？还是鸡、鸭、狗？或者风声雨声海啸声？
最后，有人想到了当时最流行于世、最深入人心、也最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心愿的《东方红》乐曲。这样，既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又富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此建议报请中央后，得到批准。于是，在“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最后一次方案论证会上，把有关“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内容，抽象地概括为四句话：“上得去；听得见：看得到；跟得上。”
方案定下来了，谁来实现和怎样实现呢？
刘承熙。
刘承熙接受这项任务时只有32岁。让32岁的刘承熙来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可以说既是时代对他的挑选，又是命运对他的安排。
刘承熙是江苏无锡人。儿时的刘承熙十分喜爱音乐，竹管、柳叶常是他玩耍的“乐器”。他的家乡盛行评弹，因自幼耳濡目染，所以还在念中学时，他便有幸上电台演奏了评弹，并受到好评。于是便有教师向他父母建议：这孩子颇有音乐天赋，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培养教育，将来好当一名音乐家。
但音乐家的梦与刘承熙偏偏无缘。1952年，他考入了南京工学院，年毕业后分在了中国科学院原自动化所。本来，就在这一年，上级组织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深造，但江苏省委在审查时，说他家庭有历史问题——父亲与人合伙开过粮行。于是，他留苏的资格因此而被取消。由于繁重的业务学习（他常常一晚只睡三个小时），他根本没有心思顾及音乐，也不可能有时间顾及音乐，甚至连听听电唱机的工夫都没有。于是他从此与音乐彻底告别，而同无线电结下了难解之缘。1958年中国科学院搞卫星成果展览时，他还担任了卫星讲解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刘承熙是遥控室的业务秘书、党支部副书记，同时还是助理研究员。但“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有人说他只“专”不“红”，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便叫他靠了边。靠了边的刘承熙倒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欣赏音乐了，但多少有些心灰意冷的他，这时又兴致全无，连家乡的小调也从不哼上半句。他每日除了学学毛主席语录，参加参加批斗大会，或者写点斗私批修之类的心得笔记，便几乎无事可干。
就在这时，即1966年8月的一天，室里领导找他谈话：由他负责组织几个人，完成“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的任务。
正无事可干的刘承熙一听，高兴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即便满口答应下来、并表态说：“请组织放心，一定保证完成任务！”而且，一听是让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心情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仿佛《东方红》那清新浑厚的旋律，顿时便在心中鸣响起来。
两年前，《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在中国刚刚问世时，从小喜爱音乐的刘承熙便到处寻找观赏的机会。一天，他终于搞到了一张门票，早早地便跑到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厅，端坐在属于自己那个既偏右又靠后的位置上。当紫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后，“东方红，太阳升”的雄壮歌声便开始在大厅浑然激荡起来。刘承熙全身所有尘封已久的音乐细胞仿佛也沸腾了，怦怦跳动的心随着《东方红》的旋律，一起反复歌唱、跳荡。当时的他，既为能观赏到三千多人为之演奏的《东方红》舞蹈史诗而欣喜不已，同时也为自己不能同台参加如此宏大规模的演奏而深感惋惜。
但刘承熙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今天，他和他的同事们不是用乐器，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演奏《东方红》这一伟大而神圣的乐曲。而且演奏的舞台不是在人民大会堂，不是民族文化宫，不是在首都剧场，不是在人间所有的舞台与乐池，而是在天上——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飞行的轨道上！并且、听众已不再是几千人几万人，而是全世界几十亿人！
这一晚，年轻而又充满了浪漫情思的刘承熙为此兴奋难眠。然而，随着他大脑愈加的兴奋，随着夜色愈加的深沉，一个突然从脑海蹦出的问题顿时将他吓出了一身冷污：这《东方红》乐曲卫星万一唱不了怎么办？
刘承熙再也无法入睡了。
他光着膀子，走到水池前，在脸上抹了几把凉水，便径自走出门外。此刻的夜空，呈现出一派冷冷灰灰的景色，偶有几颗星星匆匆闪亮一下，便被片片薄云很快遮去。刘承熙心头时而发热，时而发冷，冷热交替，身不由己。一想起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的壮丽情景、他身上的每根血管仿佛都在开始悄悄爆涨；可一想到那八字还没一撇的卫星音乐装置，身上的每个汗毛孔又好像都有一股冷气在磁磁地直往外冒。
直到清晨，当在沉沉夜色中站了整整一个晚上的刘承熙第一眼看见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并很快光芒万丈染红半个天宇时，他才终于打定主意：干！并在心里默默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尔后绕过“大批判”的会场，躲过跳“忠字舞”的人群，穿过贴满大字报的长廊，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没当音乐家时，刘承熙曾梦寐以求；现在、一旦真当上“音乐家”了，他才领教到了这当“家”的艰难。
《东方红》全曲共是18小节，若全曲播放一遍，需要40秒钟。上级已经批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前8个小节，但如何巧妙而又合理地来处理好前8个小节呢？
经过认真反复地分析研究后，刘承熙决定作这样的设计：为突出思想主题，在40秒钟内先重复播送两遍《东方红》乐曲的前8个小节，然后间隔5秒钟，再继续播送《东方红》乐曲的前8个小节。这样，为了简化卫星结构和减轻卫星重量，用一个发射机，便可实现交替传送《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的目的。
但这《东方红》乐曲是面对全世界播放、究竟模仿什么乐器的声音更悦耳动听呢？
刘承熙苦思冥想、反复搜索着自己脑子里贮存的音乐信息，最后，他突然想起北京火车站钟楼的报时声。于是，他当晚便挤上公共汽车赶到北京火车站，站在钟楼之下，反复聆听了好几遍。那悠扬悦耳的钟声，声声震荡着他那颗焦虑而又急切的心，令他浮想联翩，茅塞顿开。直到很晚很晚，末班车已经收车了，他才满脑子琢磨着离开北京火车站。
接着，他又开始打听北京的大小乐器商店，打听到一家，便跑去一家，同商店负责人协商好后，逐一对钢琴、扬琴、柳琴、手风琴以及三弦、琵琶、二胡，提琴、黑管、双簧管、长笛等乐器进行仔细聆听，反复揣摩，看到底模仿哪一种乐器的声音演奏《东方红》乐曲更为恰当。
这事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最后他才终于选定了一种叫铝板琴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不仅清晰、悦耳、动听，而且实现起来线路简单，可靠性强。
于是，刘承熙和他的几位同事，在北京乐器研究所和上海国光口琴厂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决定采用北京火车站钟声的节奏和铝板琴的琴声。但因考虑到北京站钟声的线路比较复杂，实现起来难度较大，便决定改用电子音乐——用电子线路制造复合音响，从而产生出动听的《东方红》乐曲，并使用无触点电子开关。
具体实施的方案拟定后，由刘承熙为组长，杨其堂、钱绪亮、邓惠融为组员的卫星音乐装置设计小组很快便行动起来。他们一头钻进实验室，架起工作台，支起线路极，画图、下料、敲打、焊接，从清晨到深夜，两耳不闻窗外事，谁也不干家务活，每天只管忙工作。那时候，加班没有加班费，困了睡铜丝床，饿了也不会有人这夜餐，一切的一切，就靠“革命的自觉性”。因此，当肚子饿了时，他们就掏出包里的冷馒头咬上半块；渴了，就趴在水龙头下喝上几口凉水；实在系了，就躺在水泥扳做的乒乓球台上打上一会儿盹，然后接着再干。这样，虽然累是累一点，苦是苦一点，可他们一想到任务的神圣与光荣，非但设有任何怨言，反而还有一种小河流水般的快感、始终美滋滋地浸润着心田。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年轻却敏感的刘承熙渐渐开始感到政治形势对采用“东方红一号”卫星传送《东方红》乐曲这一重大的科学措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政治要求。由于那个时代对此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而伟大的意义，因而政治的标准实际上已逐渐爬到了科学的头顶之上。
1968年初，《东方红》音乐装置的设计搞完后，他又和几位同事赶往重庆进行生产，当时，以山城著称的重庆，“革命的形势”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高潮。“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打砸抢抄，刀光剑影，每日都令人提心吊胆，触目惊心。
他们住在重庆的二八九工厂的招待所，不仅每天粗茶淡饭，生活上十分艰苦，而且生命还时刻处于武斗的危险之中。
一天深夜，他们正在星里睡觉，一排子弹突然鸣响。打在了他们前而的墙壁上，吓得他们捂着被子躲在墙角，连觉也不敢睡。直到清展，仍偶尔有枪声划过。但他们要去工厂上班，只好壮着胆子出门，可他们正要穿过公路时，对面楼上突然枪声四起，吓得他们慌忙卧倒在地，匍匐着穿过“封锁线”。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不肯撤退，在“枪林弹雨”的重庆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然而，等到试验那天，刘承熙和同事们最担心的也是最怕的问题，还是出现了：音乐装置刚通电不久，《东方红》乐曲便真的变了调！
在那一时刻，刘承熙真可谓五雷轰顶，呆若木鸡。他忘了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车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的招待所，只记得自己在床上躺了一天，满脑子如同一排排巨浪般不停地轰响着：变调了！变调了！变调了！
在那些天里，刘承熙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昼夜思索的都是变调的问题。他白天在车间，晚上也在车间，连续几天几夜，对电路逐点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反复的推敲，终于查找到了《东方红》乐曲变调的原因。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一家工厂，另起炉灶，接着再干。
来到上海的刘承熙，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每天早起晚睡，有时甚至通宵不眠，查问题，想办法，做试验，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他先为那些容易“中毒”的电阻蜡模具浇灌上“环氧树脂”，让它事先稳定好，然后再进行高温条件下的调试，等调试好后，再给一个个的电阻穿上固封材料的“外套”，让其渗透到不能再渗透的程度，使电阻的阻值达到设计的要求，然后再逐一进行安装、调试。等这一系列工作干完后，他又把线路板装配在一个小盒子里。这个小盒子的正面镶嵌的是毛主席的头像，头像的下方是从毛主席手书拼过来的三个金光熠熠的大字：东方红。
这就是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东方红》音乐装置和遥测装置。
试验这个装置的最后时刻到了，那天晚上，刘承熙和同事们一起围在这个小小的盒子四周，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得极为沉着，极为冷静，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怦怦跳个不停。明亮的灯光照在那个小小的盒子上，“东方红”三个字仿佛被一种神圣的光环笼罩着，而折射在每个人心里的，是一种甘愿赴汤蹈火的忠贞和宗教般的虔诚。
试验正式开始了，刘承熙伸出颤抖的手，一下接通了电源。顿时，《东方红》乐曲的前八个音节在小小的试验室里缓缓悠荡开来……
《东方红》音乐装置和遥测装置研制成功，刘承熙如释重负，总算松了一口气。为了保证上天后的卫星也能唱出《东方红》，刘承熙和同事们又模拟太空中的环境，让《东方红》音乐装置在真空条件下连续试验了半年，直至1969年上半年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刘承熙万万没有想到，当《东方红》音乐装置的研制刚刚告成、他一门心思准备着去发射场参加正式发射任务时，命运紧接着却对他做出了另外的安排：有关部门通知他马上到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那是1969年夏季一个灰冷的雨夜，刘承熙在工作了多年的试验室里望着自己亲自设计的《东方红》音乐装置呆了整整一天之后，才告别家人，背上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去河南劳动改造的道路。
刘承熙落脚在河南驻马店一个偏僻的穷乡角落，没房住，他只好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在紧靠墙角的地上铺上一层草，再放上一块塑料布、这便是他的窝。由于仓库十分简陋，半夜刮风时，他被冻得四肢发科，逢上下雨时，他的被子和身上全被淋湿。
更为荒诞的是，昨天还是科学院卫星专家的刘承熙，转眼之间便成了一个“火头军”。他被安排当了火夫，主要任务就是烧火做饭。每天早上，他4点钟就得起床（是“五七”干校100多人中起床最早的一个），然后赶到食堂生火做饭。开始，他不会生火，想了许多办法还是不会，以致于延误了开饭的时间。他自己吃了不少苦头，非但没有得到一句表扬，反而还有人对他大加训斥。
但烧火毕竟没有让卫星唱《东方红》复杂。一段时间后，他经过自己暗暗的努力，终于学会了烧火。而且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烧火的技术越趋成熟，越趋老练。他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将火生着，把火烧得很有分寸，让几位做饭炒菜的师傅无可挑剔，同时晚上还能腾出时间去向赤脚医生学习针灸。一个月后，他居然还能利用自己学到的针灸技术，去给贫下中农治病，并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后来回到北京后，他母亲的病，就是他利用针灸给彻底治好的。
不过，这时的刘承熙的确还不能算一个合格的火夫，每当他蹲在灶前，一边添着柴火、一边凝视着炉中熊熊燃烧的柴火时，总要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发射场上火箭腾飞时那冲天的熊熊烈火。尤其是每天清展，当他第一个起床，望着那挂着星星的天空；或者累了，歪倒在柴火堆上闭目休息时，他的眼前总会呈现出卫星在太空飞翔的情景，他的耳边也总要回荡着《东方红》乐曲那优美而神圣的乐声。因此，尽管身处远离北京的穷乡僻壤，他的心依然无法平静下来。特别是对那个自己亲自设计研制的小盒子——《东方红》音乐装置，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牵挂之中。因为他知道，尽管在地上已经做了试验，《东方红》乐曲可以唱起来，但卫星毕竟还没有上天，等真正上天之时，这《东方红》到底能不能唱？到底唱得怎么样？还必须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同时，他心里也清楚，尽管他现在不在试验室，不在发射场，《东方红》音乐装置和遥测装置已经移交给了别的同志，但到了卫星真正发射那天，上天后的卫星如果真能按设计要求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那真是谢天谢地，毛主席万岁！可是万一卫星上天后，《东方红》乐曲没有唱起来，或者刚一唱起来又很快哑巴了，或者没有哑巴却又变调了，那这笔账清算起来，同样会算到他的头上。
所以，刘承熙在驻马店的日子，每天都是在他指头间小心翼翼的盘算中度过的。他盘算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日子，他期待着“东方红一号”卫星早日升空。他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同时又有点害怕这一天的到来。每天清晨，当他在灶门前点燃第一把柴火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再细细地调整好波段，然后将收音机贴在耳边，倾听着电台的每一则信息，希望能突然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消息，更希望能突然收到《东方红》乐曲在太空悠悠飘荡的旋律。
然而，这充满期望而又令人担心的日子一天天消失了，一周周过去了，一月月结朿了，他始终没有听到“东方红”卫星上天的消息，更没听到《东方红》乐曲从太空飘来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