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承熙抓紧完成“东方红一号”卫星“听得见”这一任务的同时，有关“东方红一号”卫星“看得到，跟得上”以及卫星的最后组装等一系列问题，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在1965年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上，会议对卫星“看得到”这一指标的具体方案，并未确定下来。所以，当后来一旦正式确定上天后的卫星要在地上用肉眼必须“看得到”时，这一任务就显得极为紧迫。
卫星一旦发射上天，将在2400多公里的高空飞旋，而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是一个球形72面体，其直径只有1米，卫星表面的反照率很低，其亮度仅相当于一颗六等星。故此，这样－颗小而无光的卫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高空飞旋，位于地球上的人用肉眼是无法看见的，更是不可能看清的。
那么，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位于地球上的人类，为何用肉眼或望远镜又能看得到呢？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刚一上天，各国科学家便纷纷利用光学观测手段，对卫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结果发现，在苏联卫星运行的轨道上，有两个不同光亮的天体在一起运行，于是有人提出疑问：难道苏联同时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直到半年后，苏联塔斯社才宣告了这一秘密：亮度很低的那个天体是真正的人造卫星；而亮度很强的那个天体则是发射卫星的末级火箭！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俄国人利用科学的手段，对全人类进行了一次愉悦的“欺骗”：苏联为了让地球上的人能看得见他们首次发射的人造卫星，便将与卫星一同进入轨道的末级火箭进行抛光，使其具有普通人用肉眼能看得见的亮度。这样，人们看见了光闪闪的末级火箭，就等于看见了飞翔的人造卫星。
鉴于苏联的这一实践，中国的专家们在考虑中国第一颗卫星如何才能“看得到”的问题时，有人首先提出，借用苏联当年的经验，给中国的火箭也来一次抛光。
但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将要采用的是一枚三级火箭，这三级火箭最末的一级体积较小（不可能很大），其直径比卫星的直径还小，即使把这末级火箭抛得很光很亮，其亮度充其最也不过相当于一颗五等星，站在地球上的人用肉眼根本不可能看见。
于是，“看得到”的问题一时竟成了一只拦路虎，活生生地挡在了中国卫星专家的面前。
但是，上天后的卫星要让人们“看得到”，这既是一项科学的技术指标，又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同时还是亿万中国人民一扣共同的美好愿望。如果完不成这一任务，既无法向上级交待，又难以谢罪国人。因为，从技术水平上说，苏联的卫星十年前能实现“看得到”，十年后的中国，卫星为什么就不能实现“看得到”呢？难道非要借助俄国的“眼镜”，才能“看得到”中国上天的卫星？再从政治的角度讲，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向太空，事关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如果世界人民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真真切切地看见太空飞翔的中国卫星，那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形象，又如何在太空一展风采？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无论有多大困难，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后，是一定要让各国人民看得见的。
谁来负责承担这一任务呢？
1967年秋的一个傍晚，卫星总体设计部的一位负责人来到原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找到正在教步的史日耀，直截了当地说：“日耀同志，你能不能组织几位技术骨干，从设计到生产，解决‘东方红一号’卫星‘看得到’的问题？”
“行！”
史日耀停下散步的双脚，只轻轻吐出一个简简单单的“行”字，便接下了这个复复杂杂的任务。
史日耀，这个多少有些怪异的人物，有人曾将他比喻为公园里那种龙头龟背的石雕——据说那是龙的大儿子，其特性是喜欢负重，善于负重，能够负重，所以它的背上总是驮着一块沉沉的石碑。
的确，忍辱负重，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特性，史日耀更是典型的一个。他还在上大学时，便入了党，并发誓要永远忠于党的事业，大学毕业后，史日耀被分配在上海搞航天工作，而他爱人则在北京。后来几经努力，他爱人才好不容易调到了上海。可他爱人刚去上海没几天、他的单位又从上海移迁北京。他本人自然也只好随单位去了北京，而他爱人不可能再返回北京、只好被迫留在了上海。于是、两人从此又天南海北各居一方，一心埋头搞卫星。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日耀仍被莫须有的罪名给“挂”了起来，不但让他“靠边站”，而且连党票也暂时被吊销了，甚至还要他退出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作岗位。曾经发誓要将毕生精力献给中国航天事业的史日耀，生活上的任何艰苦，工作中的任何辛劳，人生的任何打击，他都可以承受，但要让他不参加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离开航天这个岗位，无疑等于叫他心脏停止跳动。
因此，当上级有关部门将“看得到”的任务交给他时，满肚子委屈的他当即欣然从命、毫无怨言。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让他参加第－颗人造卫星的工作，就是对他最大的褒奖和信任。
当然，史日耀心里清楚，要让地上的人们用肉眼看得见天上的卫星，谈何容易！当时，“东方红一号”卫星和运载火箭的设计已经完成并开始投入生产，要实现“看得到”这项技术指标，只能在不改变卫星和火箭原技术状态的前提下来考虑设计和生产。即是说，“看得到”的方案设计在客观上已受到了很大制约，必须在已经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比如、总体部要求：设计出来的“观测体”不管是什么开关，但在重量上不得超过多少多少斤、在任意方向的投影面积不得小于多少多少平方米；反光率和反射系数要达到什么什么标准；“观测体”展开前必须是一个能叠起来的较小的体积，而一旦展开之后，又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大面积的体积，否则地上无法看见，其使用寿命还必须保证－个月以上，此外，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形势下，史日耀的心灵更是受到种种约束。
但再有天大的困难和阻力，“看得到”的任务也得完成。这对史日耀来说，是必须作出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于是，他很快担负起这一任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组织人员、规划设想、调研会商、反复试验。为了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他带着两个年轻人拎着行李，登上列车，跑到大戈壁滩上，顶着烈日、风沙和寒风，忍着饥饿、干渴和孤独，白天夜晚坚持搞“振动”试验。同时，还在那个年代的他，便敢于大胆启用新秀，将系统设计的任务交给了年仅27岁的小沈。
当时的小沈还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但小沈热情、真诚而又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接受了负责系统设计的任务后，立即便和几位年轻的同事开始进行调研。他们跑到北京东风市场，找到专门卖折叠伞的门市，然后你要一把，我要一把，当场便在商店里将伞时而撑开，时而合上，左看右瞧，反复琢磨。但由于他们光看不买，搞得服务员莫名其妙，很是恼火，要将伞全部收回。他们这才向服务员说明原由。服务员一听与中国的人造卫星有关，不仅深表理解，还大加支持，当即便将商店的各种伞具一一摆放在柜台，任他们随意琢磨，尽兴“试验”。
伞，给了他们很大的启示。回去不久，他们便根据从伞的身上受到的启发，制作成了一个“观察裙”。这个“观察裙”随卫星上天时，像伞一样，先是合上的，等一旦需要打开时，再像伞一样一下撑开，这样，地下的人看见了“观察裙”，就等于看见了卫星。
但这个“观察裙”在常规条件下能够实现设想的功能，一旦放在真空条件下作试验，就怎么也撑不开了。只要一旋转起来，“观察裙”便被甩成一块死死粘贴在一起的布，根本无法达到预想的目的。
第一个设计方案便遭到失败，打击的痛苦不言而喻。但他们没有止步，紧接着又开始广泛查阅国外的有关资料，希图从中获得一点成功的经验和启示。可当时的中国与苏、美等国的关系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只要能封锁的资料、统统都已封锁。结果，他们好不容易只找到一份美国发射的一颗叫“回声”被动通信卫星的资料。这是一颗直径为30米的气球卫星，可惜的是，这种卫星的折叠形式、安装位置，展开的原理、动力和要求等，在现有条件下的中国根本无法借鉴。
求外无望，只好把上帝的位置留给自己。他们扔掉国外资料，重新抱起自己原方案的设计图，找到工程组长老陆，一起分析了“观察裙”方案后，决定推倒原方案，改“裙”为“球”。即是说，设计一个球形的观察体，并在这个观察体的表层镀上一层高质量的铝，再进行抛光，确保反光亮度达到应有要求。这个观察体在卫星火箭尚未上天时，不给“充气”，完全是一个又轻又扁的物体，火箭一旦上天后，利用末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便可给观察体“充气”，使观察体展开成一个面积为的平方米的球体，使末级火箭包容其中。这样，站在地球上的人就能保证看见天上这个又大又亮的“球”，看见了这个“球”就等于看见了卫星。
此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关键的一点，是要寻找到能够制作这种“球”的特殊材料。因为对这种材料的性能要求极高，既要轻、要薄，还要体积小，耐力强。但当他们带着介绍信跑遍了北京所有有关的部门和单位后，都说要求太高，一时无力解决，即使解决了，也不可能达到设计规定的要求。何况，在那样一个早已非正常生产的环境里，谁也不敢保证产品能如期完成，更不敢保证能按要求完成。
于是，材料组的小黄又昼夜兼程赶到上海。小黄广泛了解，几经调查，终于得知上海有一家工厂过去曾经研制过一种新材料，其性能与观察体所需材料的要求基本相同。但由于那是一种有毒产品，该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时，便已停止了生产。
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小黄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那家工厂的负责人，向他们说明该材料对卫星上天的重大意义以及任务、时间之紧迫，并出示了从北京带去的“尚方宝剑”，请求厂方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帮助研制。
最后，厂方总算答应了下来。于是，小黄连北京也不回了，干脆就住在厂里，与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干。不管外面的“革命”闹得如何的轰轰烈烈，无论外面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材料的研制工作始终不停。
11个月以后，这种特殊的材料终于研制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薄，经向拉力达28公斤，在零下269度的环境下，仍可保持柔软的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的要求。
但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喜欢捉弄人的时代，一个不肯让人轻轻松松干事的时代。当史日耀等人埋头于车间、试验室加班加点拼命苦干时，有人则不断发出干扰信号，不是指责这个人的父亲是国民党的“走狗”，就是造谣那个人的老爹是共产党的“叛徒”，不是叫嚷着要将张三揪出来进行批斗，就是狂喊着要让李四停止工作靠边。但不管政治的风雨如何吹来荡去，他们对“看得到”这一任务，哪怕晚上偷着加班也照样要干，最后终于迎来了试验的日子。
那天，大伙围在试验台前，各自怀着激动又担心的心情，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当操作者启动电钮，还未展开的观察体便以每秒四圈的速度飞速旋转起来。片刻，四根弹射杆同时弹出，将绕成环状的“球皮”拉出，继而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下，“球皮”倏地鼓胀开来，形成一个又圆又大的，闪闪发光的“大球”，面对试验的人群呼呼直响。
试验终于成功了！
就在这时，在现场观看试验的一位工宣队队员，突然振臂高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场的人群中，有几个懒洋洋地跟着举了举胳膊，此外别无什么声响。而史日耀和小沈等人，除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之外，别说呼口号，就是连说话的力气似乎也早就粍尽了。
然而，当“东方红一号”卫星“看得到”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后，完成这一任务的专家和几位技术人员得到的最大“奖赏”却是：1969的年4月某日，一列火车将他们拉到了东北某军垦农场，然后天天“劳动改造”！
实现“看得到”的任务很艰难，要完成“跟得上”这一任务同样不易。
所谓“跟得上”，就是指卫星上天进入轨道后，地面的跟踪测量系统设备，要能抓得住卫星，随时掌握它的飞行动态，并将其跟踪测量获得的信息和数据及时反馈给指挥中心。
负责实现“跟得上”这一任务的专家，叫陈芳允。
陈芳允是中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浙江黄岩县人。他1938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便在四川成都国民党的一家无线电厂作了技术员，享受上尉待遇。然而，这位曾经积极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由于对当时的现实总是怀有种种不满，更不愿为国民党卖力，因此便想方设法，八方寻求再生之路。不久，他好不容易考上了另一个他愿干的单位，可他所在的无线电厂又不肯放他。一气之下，他私自离开工厂跑到了重庆。结果国民党下令对他实行通缉。于是，他开始流浪街头，东躲西藏。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天在街头却碰见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一个参谋。这位参谋告诉他，他去英国留学的事已被批准，如果他肯回到厂里，可以赴英国留学。因此，从1945年起，他便开始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和船用雷达的研究工作，直到年夏天才回到祖国。
刚刚回国的陈芳允面临的又是一次严崚的选择，国民党为加强航空方面的技术力量、以便有力地打击共产党，要他去上海江湾飞机厂。可他厌恶战争，坚决不从、并跑回了老家。结果，国民党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但由于他是技术权威，国民党方面又急需要他那样的人才，因此事隔不久，国民党有关部门又亲自出面，请他去南京负责无线电方面的工作，并要他一起去台湾。他还是不从。不过，这次的他没有硬碰硬，而是玩了一个“花招”：他将自己的脚故意烫伤，然后在一家医院住了两个月、并叫当医生的岳父开了一个证明。这样，才总算躲过了国民党的纠缠，没有被迫离开大陆。
建国后，陈芳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电子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和副所长，一直从事无线电方面的工作。1964年，国民党的V2飞机常从台湾来大陆骚扰，由于大陆的雷达跟踪不上，对V2飞机毫无办法。后来，空军方面通过国防科委找到了陈芳允，希望他能想法完成这一任务。结果，他将原雷达抗干扰系统进行了一番改进后，台湾的V2飞机终于被大陆击落。当空军将这一喜讯报告毛泽东主席后，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批示：“这个技术很好，我很感兴趣！”
陈芳允正式接受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任务的时间，是1965年3月16日的晚上。那天，中国科学院召集各研究所领导开会，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科学院参加研制发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几点批示。传达结束后，关于卫星的地面跟踪测量问题便正式提出来，并决定由陈芳允主要负责，尽快拿出方案。
会后，陈芳允便带着魏钟铨，将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和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的负责人汇集一起，对卫星地面跟踪观测系统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成立了卫星地面测量组。接着，以陈芳允、王大珩为首的地面组，又对卫星地面观测系统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认真的分析，认为卫星地面观测系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可以草率应付的问题，而是一个应该包括光学跟踪系统、无线电跟踪系统、遥测系统、时间统一勤务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计算中心系统、发射安全系统和海上观测船等系统的大工程。由于中国自1958年开始，便在全国形成了以紫金山天文台为首的13个人造卫星光学观测地面台站组成的观测网，因此在光学观测上已具有了较丰富的经验，而无线电观测当时在国内还一无所有。于是，对卫星的跟踪观测到底是采用光学为主还是采用无线电为主？持有两种意见。陈芳允和王大珩经过反复论证后，认为无线电观测具有全天候观测等特点、其优点和发展前途大大胜于光学观测，因此提出了应以无线电观测为主、光学观测为辅的原则，并向中央专委起草了正式报告。同年8月2日，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原则上批准了这一报告。
1965年10月，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方案的论证会上，对以无线电观测为主的方案又进行了几番激烈的论证。最后，专家们一致同意此方案，但在对采用什么无线电跟踪设备的问题上，会议发生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时，会上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是采用四机部研制的154—11型单脉冲跟踪雷达，第二种是采用当时美国普遍采用的比相干涉仪；第三种是采用多普勒测速仪。赞同前两种方案的人数较多，且呼声颇高。针对这一情况，陈芳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国际技术发展情况，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首次大胆提出了“东方红－号”卫星的无线电跟踪系统应以多普勒测速仪为基础，卫星入轨点测量以154雷达为主，而比相干涉仪只作试验的方案。
陈芳允这一方案抛出后，立即在会上激起层层波澜，引起强烈争论。支持者有之，主张再作进一步论证者有之、而反对者则大大有之。据说，一位颇有名气的专家当听完陈芳允的意见后，当即便在会上表示反对。可等他回到家中后，晚上又怎么也睡不着，后来索性爬起，查遍了家中所有有关资料，并分析论证了整整一个通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行！于是，他顾不上洗脸，一大早便溜出家门，找到陈芳允说：“你的意见对，上多普勒，我坚决支持！”
会议结束后，陈芳允很快组织了以魏钟铨、赵先致、刘易成为核心的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和计算所的一批专家，对四站多普勒测速仪短弧段跟踪定轨进行了模拟计算。同时，组织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北京天文台等单位的专家，对全国有关的研究所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陈芳允等人于1966年2月底起草了关于“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及分工建议”的报告。同年3月4日，国防科委张震寰副主任召开会议，审查同意了这一报告。3月22日至30日，在北京北纬饭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的论证会。由于中国的卫星跟踪站不同于国外可以全球布站，而只能在本国的国土上布站，在方案的设定上难度就要大得多。因此会议对各系统的方案和各观测台站的布局，还作了认真的审定，并对具体任务的分工问题也进行了落实。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筹备处，代号为“701”工程处、由陈芳允担任技术负责人，负责地面观测系统的设计、台站的选址和勘察以及台站的基本建设等。
然而，正当各系统的研制工作正逐步展开、“701”工程处正积极筹建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突然横冲而来，研制和筹建工作均受到严重影响，全国各地的选址、建站工作，更是难以开展。为此，中央不得不决定由国防科委接管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并对“701”工程处派出了军事接管小组。
在这一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陈芳允的冲击，自然是在所难免了。本来，陈芳允是个极其温和的小个子男人，不仅心地善良，而且性情柔和得总是像一碗温温的糖开水，无论与他人，与世界，与时代，都极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冲突。他的夫人沈淑敏说，她和陈芳允1943年结婚，到现在已四五十年了，陈芳允几乎从来没和她吵过嘴。他一向温和、谦让，既不管闲事，也不管家务事，除了工作，生活方面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所谓、也从来不予理睬。因此，如果单从生活的逻辑来说，这是一个不会伤害旁人、旁人也不会伤害他的好人。
但是，那个时代还是偏偏与他过不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芳允便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等多顶帽子。卫星的跟踪测量工作一开始，各种干扰就接踵而至，如：频率干扰、磁场干扰、电场干扰、辐射干扰、噪音干扰、工业干扰，等等，当然，所有的这些干扰，他都可以排除，而只有“左”的政治“干扰”，令他啼笑皆非，无可奈何。
例如，据有人记载，有一次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与卫星总装厂商定好了，要联合起来做一次卫星的跟踪测量试验。但到了要做试验那天，“革命”与试验发生了矛盾——总体设计部要开“革命”大会，要去参加试验的工程师必须留下来，等参加完会之后才能去。于是，卫星总装厂这边在做试验的准备工作，而总体设计部那边却人人端坐于会上，手捧“宝书”、口念“语录”，表了“忠心”献“红心”，献了“红心”表“决心”。要参加试验的同志一看“革命”没有尽头，便向主持人请假，可主持人不准，无奈，只好坚持“继续革命”。但到后来会议越开越长，眼看着这“命”一时半会儿的“革”不完，要参加试验的同志又再次请假，可主持人还是不准。直到晚上9点，陈芳允几次打去电话，再加上会上其他同志们一齐向主持人请假，主持人这才勉强同意。
然而，等参加试验的同志赶到试验现场时，天色早已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还突然下开了大雨。没有办法，试验只有在雨水淋湿的黑夜里摸索着进行。
也许因为陈芳允太死心眼，干起工作来太“不灵活”，以致惹得那些成天“革命”的人很是看不顺眼。于是为了让陈芳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加强“反动思想”的“改造”，不久便将他发配到北京无线电厂装配车间去干装配工。
在工厂里，陈芳允白天在车间老老实实干活，晚上回到家里便在灯下缝补衣服、裤子和袜子。这位无线电电子学大专家，因祖父是个裁缝、从小便学得一手缝补衣服的好手艺，因而他所有的衣服鞋袜全是他自己缝补。此外，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自己给自己理发。每当他发现自己头发长了，或者某个时候突然心血来潮想理理发了，便端上一个凳子，拿上一把镜子，往门口的小院一坐，再用一件衣服往自己脖子上一围，然后在暖暖的阳光照耀下，操起推子便开始自己给自己理发。理毕，用镜子前后照照，满意地笑笑，然后再拿起－本满是“洋文”的书细细读起来。外面的世界无论如何的热热闹闹，不管怎样的惊天动地，与他似乎都毫无一点关系。
因此，他在无线电厂车间干活的一年时间里，不管白天干活多苦多累，晚上回到家里还照样在灯下看书，或者缝补衣服，或者坐在小院里对着镜子自个给自己理发。而且，无论已经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他依然我行我素，无动于衷，从来不乱方寸——衣服越补越好，发也越理越漂亮。仿佛一切的一切，都肯定会过去，用不着他去多操闲心，自寻苦恼，而只需一门心思考虑卫星如何才“跟得上”就行。所以，在劳动改造期间，他居然还为工厂救活了一个电台，以致于他后来要离开工厂时，工厂的师傅们部不愿意让他走，并且还强烈要求上级机关给他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记功。
1967年，“701”工程处被国防科委西安测控基地接管，陈芳允稀里糊涂又被弄到了位于陕西渭南的测控基地。因该基地属于军队编制，无论干部战士，从上到下全是一片穿着军装的绿色军人，而唯独陈芳允一人是个不穿军装的老百姓。于是他的生活便显得极为荒诞滑稽：说他不是军人，他又住在军营、日常生活全部军事化；说他是个军人，他又不拿枪、不站岗，还不穿军装。而且，更为离奇的是，他本是中国著名的电子学专家，少有的三级研究员和二级教授，每天的工作却是上山打猪草。因此，干部战士们都叫他“老师傅”。
被人称为“老师傅”的陈芳允这时的心境依然较为平静，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的恶化、心头平添了几分沉重与复杂。他虽然住窑洞，吃食堂，打猪草，但始终无法忘却“东方红一号”卫星“跟得上”的问题。因此，每天晚上，他总是佝偻着瘦弱的身子，趴在小小的油灯下，细细啃读，写写画画，在胸中悄悄描绘着卫星的跟踪测量网图。后来形势一旦有所好转，他便开始爬山涉水，在全国到处勘测考察卫星跟踪点。由于大串连的红卫兵全国皆是，火车被挤得水泄不通，他就坐硬座，睡地板，甚至有时一站就是大半天。车上喝不上水，他就自己挎上一个军用小水壶；吃不上饭，他就在黄挎包里塞上几个馒头，随时啃上几口。
当然，这时的陈芳允也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接纳他为一名军人。因为在一个几千人的部队里，就他一个穿中山服的“老师傅”。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都极为不便。比如进营区的大门，穿军装的人可以随便进去，而他就不行、不是检查证件就是盘问情况，常常搞得他很是尴尬，而且还浪费时间。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对军队确实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有了一种军人情结，因为在很早以前他就想参军，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可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到部队了，又说他“历史有问题”，是“反动学水权威”，都不敢给他一套军装穿。于是，这位为完成“东方红一号”卫星“跟得上”任务而费尽心血并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著名专家，从1967年起，－直在军队里生活、工作了整整10年，也一直苦苦等待了整整10年，才终于被批准为一名军人，从此结束了那种说是军人又非军人，说是老百姓又不是老百姓的尴尬日子。等一套崭新的军装套在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干瘦的身上时，他已是一个年逾花甲的、地地道递的、名副其实的“老兵”了！
当“东方红一号”卫星规定的几项硬性技术指标和各个系统的工作全部完成后，卫星便进入了总装阶段。
中国的卫星总装厂，被人称之为“卫星的摇篮”，而实际名称是“北京东方科学仪器厂”。自1958年毛主席提出要搞人造卫星起，该厂便开始承担了包括卫星在内的有关军工任务。但卫星总装厂起步低，条件差，小小厂房既矮小简陋，又拥挤零乱，且经济薄弱，设备欠缺，总装车间连一个专用厂房都没有，大部分工作只能在临时改建的车间内进行，因此，当1967年卫星总装厂接受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装测试任务后，背负的压力便相当沉重。
但是，到1969年9月，第一颗“东方红一号”检验星还是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并且星上各系统显示基本正常，尤其是《东方红》装置质量很好。接着，1969年10月，发射星各系统的产品提前完毕。于是，从1970年3月5日起，发射星的总装工作正式开始。经半个月苦战，发射星顺利通过了15道工序，于1970年3月21日，终于全部完成了总装任务，并进行了全面质量复查，符合发射要求。
至此，中国从1958年5月提出要搞人造卫星起，到1979年3月21日止，历经12年艰苦奋斗、风雨磨难，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颗亟待发射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