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天，我刚七岁，小学一年级还没读完。母亲接到调令，要去支援铁路新线建设。父亲在头年冬天已先调去，他带走了比我小两岁的二弟。
我还记得校长的脸色。可能因为学生家长一提出转学申请，当即就急切地要求办手续，校长嫌烦了吧，他不住嘴地冷言冷语，脸上阴沉沉的。第二天，果然就下雨了。
雨丝细柔而绵密，像一锅不见饭粒、用萝卜丝熬的粥。母亲拖着我赶往长途汽车站。她说：我们去建一条直接到外婆家的铁路，再也不用走上海倒车了。我想当时在路上与其说是她牵着我，不如说是拄着我，此后不久她就因腿病丢了工作，而在此前，她常常在上下班的路上不明不白地摔跤。当时，我只顾为下雨而欢欣，为乘坐长途汽车而好奇。我张开嘴，品尝风的滋味和萝卜似的毛毛细雨的滋味。
母亲说：看你馋的！
那时候的人都馋，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父亲去新线不久就托人捎回来两麻袋萝卜，邻居帮着搬进家，哗啦啦往地板上一倒，一堆是白的，一堆是红的。我自豪地宣称：哈哈，我们家都快成地主啦！母亲让我给各家送了一些，那天楼上楼下好几户人家都用白萝卜焖饭或水煮红萝卜，取代了糠菜饼子和糊汤。我偏偏不送我家楼下的冤家，那终日骂不绝口的检车工和他的老婆，他们三天两头上门来指责我的脚步声，吓得我在家里比猫更小心。不知是满门洞的萝卜气味招人嫉恨，还是成堆的萝卜稍有震颤便滑塌，砸响了地板，楼下暴躁的检车工一不高兴就抓起拖把捅天花板，以示抗议。那阵子，他家的天花板被他自己捅得沙浆脱落，板条裸露，世界地图似的，七大洲四大洋全在头顶上。可能是叫一群饥饿的儿女闹的，有一天检车工到车站后面的农田里去薅肥田的红花草，叫农民逮住了，被狠很揍了一顿，躺在床上嗷嗷叫唤了好几天。
一条条细雨准确地降落在我嘴里。顶上扛着行李、后背驮着包袱的长途班车，很吃力地把人一个个吞进去。母亲和我挤在最后排，母亲说那包袱是烧煤烧劈柴的锅炉。于是，我觉得车里的旅客就像煮在锅里的红萝卜。母亲用一小块蛋糕堵住了我的嘴。我不知道她从哪儿买来的那么稀罕的蛋糕，很考究地用塑料纸包着，却只有一点点，比坠在鼻尖上的一滴雨珠更小，到嘴便化了。
我们前往宁赣铁路工程指挥部所在地乐平。班车走得很慢。以至我后来第一次乘火车去乐平，简直不敢相信它的实际距离。班车趟着泥泞，小心翼翼地在阴云和雨雾里走，在堤岸上走，在村镇瓦檐下的滴水线上走。
行驶在堤岸上，我看清了1961年的倒影。像肩上背着一个、肚里怀着一个的农妇，像被我们唤作鼻涕虫的蜗牛，像外婆的南京那公园里的驼鸟。
笨笨的一只大鸟，贴着水面闷闷地飞。
母亲是电话员，父亲是电报员。我击打着车窗，给父亲发报：爸爸，我们来啦。我们的汽车正开往爸爸的乐平，开往有很多很多萝卜的地方。
二弟在工棚边和着雨水玩泥巴。陪着他的是一个站在高坎上拉手风琴的叔叔，他用热烈的琴声逗着二弟。二弟举着泥团冲上前，去砸他的琴声，琴声随着泥团的爆炸而断了。
叔叔擦拭着手风琴上的泥花，吓唬道：再调皮，叫你妈妈来揍你！
二弟一扭头看见母亲，哇地放声大哭。那般伤心和委屈，叫我好生奇怪。我说：傻瓜，妈妈来了你哭什么！
因为他的哭声，许多的人不知从哪儿忽然冒了出来。大家把我们拥进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工棚。工棚里面很大，挤挤挨挨地铺满了床。尽管住在工棚里，却也比两年前我家的居住条件好得多。父母由南京调上海，由上海调金华，鹰厦铁路通车后，又由金华调江西，很长一段日子都是以所为家。在电话所里拉个帘子，外面是单位，里面就是宿舍了。母亲说我小时候难得哭闹，可能我就是顾忌着哭声别通过电话传远了。断奶那会儿，苦坏了把我带大的奶奶，即使我半夜里闹奶，她也得抱我出门去哄，生怕影响电话所当夜班。
母亲已有了三个儿子。小三这时才一岁多。也许准备调往新线，也许因为奶水不足，她让奶奶把小三带回山东老家了。临走之前，她就开始给小三断奶。那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凭着糠菜，即便还有萝卜，又能酿制多少奶水呢？我至今还记得母亲被吮吸得疼痛难忍的表情，记得那五彩斑斓的乳头，抹着辣椒水、清凉油、红药水、紫药水的乳头，被婴啼濡湿的乳头。母亲后来常常感叹：小三最可怜了，一出生就赶上了苦日子。
在乐平的工棚里，我无忧无虑。那里有一群开开心心的小伙子。好像就在那天晚上，工程指挥部举办露天联欢会。我不知道那个联欢会是不是为了一个家庭的迁徙。我只记得那一堆堆的篝火，把夜映红了，把云驱散了，把人点着了。人在火里舞蹈、唱歌，手风琴在火里潇洒地扭摆。回忆那个夜晚，我有点心虚。当时真有篝火吗？会不会是悬挂着许多的马灯呢？但在我七岁的视野里，亮堂堂的马灯就是篝火。只有篝火，才能驱散那么厚的阴云，那么深的离愁。浪漫的夜，甚至唤出了几点星光一缕月色。我听到了母亲年轻的歌声。二十七岁的歌声。清亮，明媚，像她的眼睛，只是略带点羞涩。她是为我和弟弟唱的。从前在单位上，她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如果不是担心腿病，她会上场去唱的。母亲唱的歌常和湖有关，她在湖边的苇丛里长大。她的歌是苇丛中惊起的小鸟，水灵灵地越飞越远，飞去了南京。
拉手风琴的叔叔在那天晚上成为我的偶像。他的手风琴让我忘记了萝卜。他抱着手风琴任我摆弄。我按响了一个个琴键。可能正是因为和二弟和我的情感维系，叔叔后来成为我家的至交。我们管他叫肖叔叔。
当年刚入路不久的肖叔叔，后来是铁路桥梁工程师。我到省城读大学时，他从站台上把我接回家。可能期望我成为作家，他翻出珍藏多年的日记本交给我，任我从中寻找小说素材。我在其中读到了他的那个雨季，被爱温饱着朗照着的雨季。远在千里之外的同乡姑娘，以信为车，把她的所有一批批运送过来。那迁徙是怎样浩大的工程！肖叔叔日记中的真诚文字，让我怀疑如今某些所谓“民间语文”的真实性，那是不是一种文字造假。我相信，除了某种失去理性的文本，真正来自民间、来自日常生活的记载，即便文字的肤表不免有一个时代的黑痣或胎记，但在它的下面和内部，当有灵与肉的纹理、神经和脉动。
所以，那群年轻的男人，为有女人和孩子加入他们的队伍而狂欢；所以，肖叔叔的日记在其后的日子里出现了华彩乐章。
肖叔叔对我的影响，则是勾起了我对琴声的梦想。我不敢奢望得到手风琴，小小的口琴不过分吧？那么小，好比一根红萝卜，一片青菜梗子。整个少年时代，我在替家里给南京的舅舅、山东的表叔写信时，每次都偷偷地加了一句话，一个让自己脸红心跳的小小要求：我想要一只口琴。得到它时，我已长大，我是用做知青的第一次分红，了却了在贫困中长大的心愿。可是，买来口琴，只新鲜了几天，便闲置在抽屉里，成为一块化石。
肖叔叔把酒回忆乐平时，我一直用目光搜寻那很简陋的居所。一切的拥有都一览无遗，却不见他的手风琴。唯一可能与手风琴有关联的线索，是随手丢在床上的一只布套，它会不会是用来包裹手风琴的呢？可是，谈笑间，他却拿它盖上了缝纫机。1961年的英俊青年是用热烈的琴声逗着我们，而回忆那个雨季的肖叔叔时不时地感慨他自己和我父母的性格和命运，变得唠叨了，我还能打听手风琴的下落吗？
我至今仍常去他家。他儿子参加工作后买了一把吉它，玩了一阵，便挂在墙上作摆设了，上面长着毛茸茸的积尘。肖叔叔连艺术细胞也没有遗传给儿子吗？
第二天，母亲就急着领我去乐平小学报到。从指挥部到县城，路边尽是菜地，破旧的房屋竖在菜地里，屋檐下吊满了枯黄的秸杆。很小的县城蜷缩在南瓜叶下躲雨。我幻想地里的一蓬蓬绿色是萝卜缨子，揪住它一拔，又白又胖的大萝卜就出来了。关于萝卜的知识，我是从一出儿童短剧里获得的。后来，每逢六一节，我都巴望能上台扮演那个拔不动的大萝卜，可是老师连上台的机会也没给我。每天放学我便尾随小演员们去铁路俱乐部，傻傻地看人家排练。可怜见的，有一次老师动了恻隐之心，让我去演了拔萝卜的小朋友，只能算个伪军乙吧。
母亲说：这季节怎么有萝卜呢？看，都吊在屋檐下，萝卜结籽了，留着做种呢。
可是，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我的确闻到萝卜气味。
乐平如珠，滴滴答答，从屋瓦上、叶子上垂落下来。和着满世界的滴水之声，母亲眼里也有什么融化了。她感到双腿乏力。两年之后，她再不能上班了，记得当时有一阵子，我常常半夜为被窝里的哭声所惊醒。父亲背着她踏上了寻医问药的旅程，其结果却是病情不断恶化，直至生活无法自理。
行走在乐平的街道上，她预感到自己的未来吗？她随便捡了一根枯枝，支撑着，涉过一段泥泞。有一拨当地的孩子看着我们母子，说着奇怪的乐平土话，指指点点。可能我们的样子也让他们奇怪吧？母亲的身体重心朝牵着我的手上倾斜，撑拐的那只手一松，枯枝斜插在泥浆里了。
当年的乐平县城在我记忆里隐隐约约。满街的荒凉，满街的泥浆，一城烟雨蒙蒙，一城坑坑洼洼，岁月如我乘坐的那辆背着锅炉负重蠕行的长途班车，从这儿摇晃着碾过。所有的墙刷着牛粪和墨迹，所有的脸尽是菜色和柴灰。我曾企图通过肖叔叔的日记翻印乐平老照片，令我惊讶的是，日记里几乎没有环境描写，寥寥几行描写工棚的文字，只是叙述在热天工棚里怎样闷热难捱而已。许多的艰难困苦在他笔下长成了江南秀色，漫漫无涯的菜花和随风拂水的垂柳。他该不是用心里的春天诱惑着北方的姑娘吧？一路上我怎么没有看到这番景色呢？
学校大门紧闭，总也叫不开。孩子们围过来，高高矮矮的，依然裹着脏兮兮的破棉袄，去年冬天的涎水和红薯屑都牢牢地巴在上面，像带泥的大萝卜。在他们争先恐后的叫嚷声中，我紧搂书包直想哭，我害怕这个陌生的环境。但他们是友好的，我们好不容易才听懂，人家在提醒我们今天是礼拜天。
母亲一笑，说：明天再来吧。
当晚，却传来了宁赣铁路工程下马的消息。那一纸电文很可能是父亲译出的。我在一本资料里捕捉历史的密码。得知早在1936年11月，就在皖、赣境内成立了两个工程局，同时建设京赣铁路；其后屡停屡建，1981年12月，皖赣铁路南北两段在安徽祁门接轨，1985年6月1日全线正式运营。华东地区这条堪称第二的南北大动脉，全长五百四十二公里，比走上海到南京缩短三百公里，其工程却蜿蜒了半个世纪。
我所亲历的那次上马以指挥部会餐一顿而告终，英雄饮恨作鸟兽散。我直到现在仍对干萝卜丝烧肉情有独钟，就是叫那顿晚餐馋的。满满一脸盆萝卜丝没有吃完，里面还有漏网的肉吗？
肖叔叔的日记证实，宁赣线下马的时候，他的爱情工程已筑好了路基，开始从南北两头铺轨了，他们本来计划在乐平合龙，举办一个比晚会更盛大的仪式。
我读中学时，工程再一次上马，修建指挥部就设在我家附近。盼它尽快建成通车，是母亲时时念叨的心愿。这心愿写在每一封寄往南京的信里。她告诉外婆，宁赣线一通车，就是被背着抬着，她也要回娘家看看。我们与南京的舅舅、小姨甚至在信中设计好了旅行方案，对上车、途中护理、接车的每个细节都作了周密安排。自从铁路取消探亲免票，母亲有二十多年未见外婆。可是，总算盼得宁赣线通车，没多久，高寿的外婆却因脑溢血去世了。那是因为老化的血管，再也无法支撑那么浓稠、那么旺盛的思念了吧？
我第一次走宁赣线，便是乘火车到乐平。这条曾叫京赣线、宁赣线的铁路，正式命名为皖赣线。直到黄山山脚下，沿线各站都有支援新线去的我家老邻居。乐平的文友听说我差点成了乐平居民，酒兴陡然高涨。我们是在车站附近的大排档上吃颇有名气的乐平狗肉。在鸣蝉聒噪、犬吠呼应、人声鼎沸的暑天吃乐平狗肉。白切、卤腊、红烧，多样的做法能弄出狗肉全席。满城狗肉飘香，淹没了我对萝卜的忆念。
排档很简陋，也是油毛毡的顶棚，四面敞开。我醉眼朦胧环顾周围，辨别着1961年的遗址。
我看见一棵垂柳，斜斜地长在路边。孤独着，却茂盛着。那时候，医生们已经断定，母亲的腿病不是风湿性关节炎。病因不明怎么对症下药呢？于是，全家茫然了，相信了那些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和气功师。有一位气功师，在我家院子里发功，然后进屋来问病人有否感觉。母亲摇头。他很不高兴，目露凶光，再去外面发功，接着进来再问病人的感觉。母亲怯怯的，只得点头。我不能反对家里病急乱投医的种种做法，因为那是无奈中的希望和慰藉。
那棵一树蝉鸣的垂柳，会不会是1961年的拐杖呢？
我问得自己心头一颤。
一次未能定居的迁徙。
一次不必报到的迁徙。
记忆是一本放得很不顺畅的黑白老电影。时时得开灯，剪接那发霉的胶片，跳过支离破碎的画面和声音，然后关灯接着再放。我清晰地记得怎样去乐平，返程的经过却忘得干干净净。
但是，最深刻的印象是岁月抹不去的。
母亲领着我回到母校。校长怎么也不肯接收我这个刚刚转走的学生。校长愤愤地离开办公室，在教舍的过道上踱来踱去，母亲就赔着不是一直跟着他，差不多该走到乐平了。
校长说：上个礼拜转学，这个礼拜要求回来，你当学校是一条龙菜馆呀，领着孩子来喝糊汤呀！
一条龙菜馆在三年困难时期是铁路职工向往的地方，每月18号关饷，许多人领着全家老小去饱餐一顿，一人一陶钵用青菜米糊熬的糊汤，就站成一堆，把陶钵扣在脸上哧啦哧啦地喝，那是很幸福的事。我家楼下的检车工每每决定光顾一条龙，总要在门洞里对着楼上大声吆喝孩子：奶奶个熊！俺全家去一条龙你还磨蹭嘛！
母亲好说歹说，几乎是哀求，校长才劈手夺下她攥着的转学证明。校长把那张纸往桌子上一摔：你们开什么玩笑！
母亲忍不住了，反驳他：不是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吗？工程下马，我们又调回来了。怎么是我们开玩笑呢？
——才几天，走了又来，还说不是开玩笑！
母亲怕闹僵了，耽误我上学的大事，只好委曲求全：好好，我们不该跟学校开这样的玩笑。
这样，我才飞落在母校这座林子里。一只瑟瑟缩缩的雏鸟，被校长用狠狠的目光啄了几下，叼起来，放下，再啄。
那目光让我好久抬不起头来。我怎么能跟1961年开这么大的玩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