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荒煤
陈荒煤，1913年12月23日生于湖北襄阳。曾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左联时期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上》及在国统区出版的《在教堂里歌唱的人》。解放后的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集有《解放集》、《攀登集》、《回顾与探索》和《探索与创新》，散文集有《荒煤散文选》、《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永恒的纪念》等。
“我这个穷孩子一无所有，
只有一颗纯洁鲜红的心灵。
我把它献给革命，
让它在革命风暴里翻腾、前进！”
这是我1927年在武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墙报上发表的第一首其实不能叫诗的所谓诗歌。当时，我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并且编辑我们班上的墙报。
大概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写作，而且还常常在什么聚会中朗诵过，终于还记下来这开头的几句。
凡是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开始提笔写作的时候，大都是写诗，我也不能例外。
其实，这正是对文学的误解，更是对诗的误解。可也正常，因为年轻幼稚，对诗的了解极为简单：要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要简练抒情。更重要的原因，是写起来方便。
我现在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当时，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在墙报上发表的作品，琳琅满目的都是这些诗——其实是革命风暴中孩子颂扬革命的民歌，尽管天真幼稚，但的确充满了纯洁的革命激情和向往！
到后来，我从1931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最初也还是写诗。有一年多时间，我不断地写，不断地投稿，又因为家里穷，不能订报纸，于是每天从家里跑到基督教育年会阅览室去查报纸。终于，在10月间，一首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罪行的诗，在新民报副刊发表了。这更加激励我继续创作，又陆续发表过一些诗。
可是，这些创作都没有留存下来。
因为我从1931年秋天写诗以来，1932年认识了盛家伦、吕骥、张庚、郭安仁（丽尼）这些同志后，参加了武汉左翼戏剧联盟、反帝大同盟的一些活动，还短期编辑过《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我又开始写文学、电影戏剧评论文章。
1933年我离开武汉到上海工作的时候，这些诗与评论文章都还贴在一个本子里加以保存。
大概是1933年的秋天吧，武汉反帝大同盟组织被破坏，查到我和吕骥、张庚在上海的通讯地址，当我们听到我们三个人通讯地址的学校都有人去查询下落的时候，便连夜转移，我就把这本剪贴的文章撕碎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所以，除了我在1927年墙报上发表的这首所谓诗歌外，我很幸运，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现在看来肯定会脸红的创作。
这四句之所以还能记得，是因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亲眼看到血腥的大屠杀，感到异常的困惑、迷惘、悲伤和忧郁；然而这四句诗却经常涌上心头。正因为如此，我虔诚地把这四句幼稚的不是诗的诗句带着血腥的烙印永远铭刻在心头了。尽管我后来终于还是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还唱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忧郁的歌》[5]，也再没有写过什么诗。可是这四句话却也真可以概括我的一生，是我在艰辛曲折的文学道路上负重前进的朴素的信念。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有异常曲折、艰辛、复杂的历程。中国革命文学的道路也是漫长的，也有异常曲折、艰辛、复杂的历程。
贫困童年的梦幻
我走向文学之路，也经历了漫长、曲折、艰辛、复杂的道路。
我是湖北襄阳县人。1913年12月23日诞生于上海。但是，直到1925年夏天才随家迁回到湖北，当时父亲在大冶铁矿工作，便来到大冶。1926年秋我独自到汉口读书。
我的父亲陈人杰，字伯超，是在清朝末年到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三营当兵的。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任革命总机关部交通，负责联络工作。10月10日夜，武昌工程八营首先发难，我父亲就参加了起义活动。
武昌起义胜利之后，曾担任过团的粮饷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后来又参加过讨袁（世凯）活动，被通缉，遂弃家出走。后来到广州，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议。
从我幼年记事时起，我很少见到父亲。因为，我随同母亲和一位“伯伯”长期居住在上海。
这位“伯伯”是我母亲的姐姐，因中年丧夫，就跟随我母亲照理我和兄妹们。
我因为不足月诞生，又被脐带绕颈几乎窒息，被认为是不祥之兆，生下来后就过继给我的姨母为子。不知为什么，寡妇姨母让我叫她“伯伯”。
因为父亲长期流离在外，也不能经常给家里寄钱，所以家里生活是贫困的。
我只上过两年小学和一年“弄堂小学”——只有一个教员，把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放在一间屋子里教点语文和数学。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退学。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懂得“穷”是怎么回事。开始，我跟着伯伯上当铺，她抱一包袱衣服送去，然后拿回一张当票、一两块银圆交给眼泪汪汪的母亲。后来就我一个人去了，双手举起来才刚刚够上柜台，把包袱递上去，然后拿回来一张当票和一两圆银元交给眼泪汪汪的母亲。
有时候，我拿着母亲的信到她朋友家里去借钱，满头大汗地站在那些“阿姨”面前发呆，低着头不敢看人，拿到钱就像小偷似地逃窜出来。有时候，母亲请来几位朋友打“麻将牌”，我和伯伯就从上午忙起来，到市场去买菜，准备饭菜。从下午到深夜，几位“阿姨”打牌、吃饭、喝茶、晚间“宵夜”，我就随时去买香烟、打开水，给阿姨们倒茶。快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才听见伯伯和母亲叹气，算一算这一天花费了多少钱，抽了多少“头”钱，能够对付几天的生活。我呢，每次下来就可以得到两毛小洋的“赏赐”，大概够我看一个星期的小人书的费用。
可是我心里实在厌烦这种聚会。我至今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麻将，就是这种聚会给我造成的一种厌恶心理。
我因为先天不足，身体弱，很少到弄堂里和孩子们一起玩，怕“打相打”。有几个铜板，就愿意蹲到小书摊上租两三本连环画仔仔细细看半天。
伯伯可是个书迷，整天忙碌完了，临睡前总要念一段弹词，我躺在她的身边，或偎依在她的胸前听她念，还让她给我讲解。我也记不得花了多少时间，终于听完了一部经常使我伯伯落泪的《玉钏缘》。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不是高层次的文学作品。
之后，又从母亲衣柜里发现了一批“宝藏”，就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
我的母亲则是一个《红楼梦》迷，在她枕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一本正在翻阅中的《红楼梦》。
就是在我伯伯和母亲的影响下，我开始了我的自学时期。拿着一本《国语注音小字典》和一本《康熙字典》，连蒙带猜地读起这批古典文学作品来。连《西厢记》、《牡丹亭》这些戏剧也似懂非懂地读了不少。
这当然说不上是什么对文学的爱好和学习，可是在一个穷孩子的脑子里却打开了一面奇妙的窗口，突然从现实贫困的生活里发现了许多朦胧的感受：贫穷与不幸自古都存在，富贵荣华虽不是我能想象的，但是这些人物的命运也未必幸福。人生的悲欢离合只能为命运所决定，旦夕祸福，谁也无法预料。可尊敬的是那些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英雄侠客，最可恨的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奸佞、贪官、豪绅，可悲的是那些不断受害的忠臣义士……
最欣赏的当然还是一部《水浒传》。因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等，这些英雄好汉聚集梁山泊，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在我看来这就是“革命”。
因为，就在发现这批古典文学名著的同时，我也翻出来一个“秘密”。虽然童年时代还不懂什么是革命，隐隐约约也听到父亲是一个革命党人，但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从书堆里却翻出了一张证书来，正中有孙中山的照片，两边就写着这两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现在我也记不清这是一张什么证书，但是送给母亲时，看到她那惊慌失措的神情，也就懂得这是可怕的秘密了，在我心中也就证实了父亲是个革命党。
其次，读得较多的就是《红楼梦》。正如我在一篇文学生活回忆散记[6]中所讲的：
“至于喜爱《红楼梦》，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说荒野干旱的草原里最需要的是春天的雨露和阳光，那么一个十来岁的穷孩子，在忧郁稚嫩的心田上，就更加需要情感的滋润，甚至播下爱情的种子，尽管是异常天真却又朦胧的爱情的萌芽！”
我这时候，当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小说戏曲，就是所谓文学，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终生的爱好和终生奋斗的事业。
可是，文学却成了我自学的主课，也打开了、丰富了我的心灵，至少使我朦胧地感觉到了人生和生活的复杂性，产生了一种对革命的憧憬，期望革命早日成功。同时养成了读书的嗜好。
家里的“宝藏”都翻光了，我就开始去逛旧书店。
我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霞飞路附近一条小街上，到当时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书店去大约有5里路左右。当时四马路是上海市书店最集中最多的一条街，也是旧书店最多的一条街。我常常是用大半天的时间——或者上午去，中午吃一碗“阳春面”（清汤面）或者买两个烧饼吃了，逛到晚上才回来；或者下午去，晚饭买个油条烧饼吃了再继续逛。
渐渐地，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能力，也可以高速度跳跃地把一本书的故事梗概弄清楚。一部大部头著作，一时看不完，站在书柜前翻久了，被店员下了逐客令，就又转到另一家书店去看；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来看。总之，成了一个书迷，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在书海里飘荡，晕头胀脑，越读越多，越读越杂，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超过自己年龄所能想象和理解的。有时候，便对人、对生活、对现实都感到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迷惘甚至恐怖。
可是后来主要的兴趣，还是落到公案武侠和才子佳人这些小说方面来。因为，一方面，从所看到的人世间许多不平不幸的事情，以及我们家始终摆脱不了的贫困生活，“革命”似乎还不能很快来到，只得从书中的忠臣清官和英雄侠客仗义而为，为民除害的故事中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另一方面，无非是期望得一点朦胧的、感情上的，也肯定得不到的幸福。所以说，文学只不过是在我贫困的童年生活中增添了一些梦幻而已。
革命文学的召唤
1927年我在武汉上高小的时候，革命果然到来了，我一下子被卷入大革命的风暴中。
在我这个常年淹没在贫困的生活中的14岁少年看来，这就是革命的胜利。
那时候，整天歌声不断，红旗飘扬，有各种各样的游行集会。我编墙报，写诗，组织各种节日的娱乐活动。游行时我是乐队的小鼓手，开群众大会时，我是童子军，戴着红领巾，手执木棒站在舞台或会场前列维持秩序，充满了兴奋、欢乐、骄傲和庄严的感觉。
尤其是听到父亲这个老革命发出真心的感叹：“看来，今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并且同意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也的确加入了共青团，真正成为一个自豪的小革命家了。
正如我在文学生活回忆散记中所写的：
“总之，那时候，的确感到整个身心都淹没在革命的风暴里。觉得革命成功了，胜利了，我将永远抛掉贫困、忧郁、自卑……我为自己参加这一场革命而感到骄傲。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狂热骄傲的心情，当然是幼稚的，然而是纯真的。从当时的认识来看，对这场革命的意义和内容，当然是很不理解的；然而，也许就是这种朦胧的意识，使我觉得革命已成功，似乎革命已经涤荡了旧世界与旧社会的一切黑暗、痛苦、悲哀与丑恶的东西——帝国主义列强和一切军阀的压迫，光明已经笼罩着世界。我这颗孩子的心真正为崇拜革命的威力而更加感到骄傲。在我的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也只能有这样一次天真狂热的骄傲！因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饱经坎坷，看到伟大的胜利、光辉灿烂的成就，也看到悲惨的失败和严重的教训，才真正懂得了革命的艰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可能再产生那种天真无知的骄傲了！”
另一方面，我也庆幸有过这样一段短暂的纯真的骄傲，它使我在十年动乱中，有一阵儿觉得生命垂危，甚至当绝望的时候，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道令我心颤的照亮了我的灵魂的光芒，使我终于增加了信心，活了下来，并且站了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突然被血腥的屠杀所淹没。我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高潮中突然坠入迷惘忧伤的深渊。
我自然无法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这个突变。
我长期陷于一种忧郁的苦闷之中。
这时候，我父亲在一个县的税务局谋求到一个职业，也可能是看到革命风云如梦幻难以捉摸，为了我的所谓前途着想，让我学英文，并通过一些关系，让我去投考商业专科学校。大约在1928年秋，我进了湖北省二中高中商业专科学习。
我没有进过初中，除了语文、历史课程外，数学、英语的底子都很差，加上什么银行簿记、成本会计等这些我毫无兴趣的课程，简直是在我脑子里套上了重重枷锁，越发使我感到苦闷不堪。
然而，恰巧在这种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叫向伯欧，在邮局工作。有一天到他家里去玩，发现了他那个小小的神奇的图书馆。
正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上海掀起了一个革命文艺运动的热潮。可是这些书籍与杂志到了武汉——这个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一律被邮局扣押下来了。向伯欧爱好文艺，便悄悄地偷了一些带回家里看，看完了又送回去，再拿回一些来。我也就开始从他那里借些书刊回家看。那时候，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拓荒者》，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周报》、《创造月刊》、《奔流》、《南国月刊》……以及创造社的许多小说、诗歌，我都能看到。
我至今还记得，我最感兴趣的一本创作，就是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最感兴趣的一本翻译小说就是高尔基的《母亲》。
这时候，如我在文学生活回忆散记中所讲的：
“我就如饥如渴，狼吞虎咽地读了不少这类禁书。我终于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股革命的潜流，正在通过文学这个渠道喷发出火焰来，使我感到幻灭的心灵又渐渐苏醒过来。我那似乎没有着落的灵魂渐渐被革命文学召唤回来了，我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这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梦幻，幻想我也能提起笔来呼唤革命。
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在成长过程中可是充满了复杂的矛盾。
一方面我进入青少年时代，在三年高中学生生活的时期，正好是15岁到17岁的年龄。这三年正是我父亲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使家庭摆脱了穷困的时期，除了爱好新文学之外，我也热爱京剧与电影——当然主要是美国电影。除了爱好新文学作品外，也打开了新的视野，开始阅读各种翻译小说，有一阵就热衷于美国辛克莱的作品，如郭沫若化名易坎人翻译的《屠场》、《石油王》、《钱魔》等，也热爱法国莫泊桑，俄国契诃夫、高尔基的短篇小说……
我厌烦我学的那些毫无兴趣的课程，又一直为每学期的考试发愁。
我一方面似乎重新点燃了对革命的希望之火；但另方面大革命失败的伤痕还太深，我还不能摆脱那沉重的忧郁的记忆。
由于生理的成熟和文学作品的熏染，我开始被各种作品中所描绘的各种各样的美好的爱情和爱情的悲剧激起了渴望爱情的萌芽，可是我又患上了轻微的肺结核，不相信我会获得美满的爱情。1931年夏天突然爆发的一场淹没武汉三镇的大水灾，又给家庭带来莫大的灾难。父亲失业，我失学失业，外祖父母和一个兄弟病逝……
而我已经清晰地想到我是一个18岁的成人了，面对家庭的境遇，即使我还不能为父亲承担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我至少也应该首先养活我自己。可是，事实证明，连这一点我也做不到。我重新陷于忧郁与苦闷之中。
而为了排除这种忧郁与苦闷，我便提起笔来抒发我的忧伤，写起诗来。
1932年我经过同学薄芝章的介绍，认识了董启翔、盛家伦、吕骥、张庚、丽尼这些朋友，之后又跟随他们参加了武汉剧联、反帝大同盟活动，又重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我不仅写诗，也写评论——戏剧、电影、小说的评论。1933年春在《新民报》编辑《时代前》副刊的时候，作为补白，还写点杂文。可是，我最大的愿望还是想写小说。
我1933年秋天离开武汉到上海参加剧联工作，虽然也参加许多戏剧活动，但同时也开始试验着写小说。
终于，经过反复修改，我完成了第一部短篇小说，以反映1931年武汉大水灾为背景的《灾难中的人群》。我把它交给了丽尼。
1934年夏天，我参加了上海剧联组织的一个剧团《大地剧社》，到南京去演出。这个剧团的领导人是章泯、宋之的等。这个剧团从南京返回上海，在北火车站全体被捕，后经上海剧联多方营救，除宋之的因以前被捕过被继续关押外，都被保释。
我因为在上海生活一时没有着落，又接到父亲的急电要我回家去，我就又回到武汉去了。
原来是我父亲为我寻找到一个职业，要我到郑州一个纱厂去做小职员。可巧电报到了丽尼家里，我正在监狱里。回到武汉，因为耽搁了时间，这个职位已经被别人补上了，我只好又闲居在家，父亲生气，还宣布要和我这个不肖之子断绝父子关系，但还没下令把我赶出家门。
1934年秋天，《灾难中的人群》终于经过丽尼介绍给巴金看了，巴金又寄给靳以，便在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了。
丽尼把杂志、稿费寄到我家里，一面告诉我，靳以还让我给《水星》杂志再写一篇短篇小说；一面劝我，既然在武汉仍然失业，现在已经在杂志发表了作品，不如仍回到上海去做“流浪文人”吧。于是，我又回到上海去，开始了新的真正的文学创作的生涯。
我这次回到上海，仍然参加上海剧联的活动。到1935年夏，我又从剧联转到左联工作。但到左联后也还继续参加剧联的一些活动，例如我到青年会办的提篮桥女工夜校去教书、排戏。也为这一班女工写过《黎明》这个独幕剧。可是渐渐便以文学创作为主了。
1935年，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1936年又接着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长江上》。
除短篇小说外，我也偶尔写点散文和报告文学。
尽管我已经是党员，并参加了剧联和左联的活动，可能是过去贫困和个人经历的原因，我的作品不能完全摆脱一些长期形成的忧郁情调。这一点，我记得张庚、沙汀、艾芜等同志都有过批评。
而这种忧郁的情调直到1939年春从延安到太行山前方采访，写了许多报道八路军在敌后战斗的报告文学之后才有所改正。
我在1979年为《荒煤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中特别讲到：
“我是在少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文学的影响，而后参加革命的；参加革命后又主要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然后又提起笔来写作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当时不可能与群众结合，也还不可能用马列主义观点来观察、分析、研究现实。当时只不过是出于革命的热情，力求把自己亲身经历与亲眼看到的青年以及部分群众真实的苦难生活反映出来。而且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审查与出版条件的种种限制，这种反映也往往是曲折的隐晦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
“这些作品，当时也被叫做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也不过是革命文学洪流中的几点浪花，它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严格地讲，这些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恐怕都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更确切地说，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然而，它却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产儿。
“30年代参加左翼文学运动的同志，每个人的成就各不相同，个人的成就尽管幼稚，微不足道，是几滴浪花也好，甚至泡沫也好，终究是革命文学洪流中的产儿，多少反映了时代的脚步和声音。革命文学的成长过程也是相当艰难的，现在完全可以指出种种缺点，但不应该抹杀历史，否定历史。”
我始终认为鲁迅对左翼文艺运动作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
“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篇文章。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
也因为如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对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的成员所进行的残酷清洗和迫害，较之鲁迅所说的，“在最黑暗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下第一篇文章”的时代还更残酷，这段历史是绝不应该忘却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我踏上革命文学的道路，首先是由于贫困，并由此产生的朦胧的要求革命、期待革命的意识；在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而亲眼看到革命的失败，最后又终于受到革命文学的召唤，重新参加革命，提起笔来进行创作。其次是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从古典文学中寻求精神的安慰。最后，才逐渐参加到革命文学运动中来，终于成为左翼文艺运动中一个不成熟的、成就不大的小兵，我少年时代的梦幻终于成了现实。
从延安时代到新时期
1937年6月，我自上海到北平，原想到绥远抗日前线去采访。后来听说北平有一些大学生组织了一个西北访问团经西安到延安去，我又报名参加了这个团。7月7日上午，访问团全体上了火车，可是到中午，火车一直没有开出去——因为卢沟桥战争爆发了。
后来我就经人介绍，参加北平一些学生组织的剧团，准备到宛平前线去慰问部队。
结果，北平沦陷了，我们从北平流亡到天津，乘船到青岛转济南去南京，又组织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回到山东一带活动。
这个剧团的团员有荣高棠、杨一辰、郝龙、张瑞芳、姚时晓、张枬、王拓、程光烈等同志。
这个剧团还从山东到徐州去活动过，之后因徐州失守，才又辗转退到河南一带。
我在剧团里既算是编导，又是演员。
1938年8月我离开了剧团，从武汉去了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与文学系任教。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创作，于是在1939年春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文艺工作团，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晋东南一带去进行采访。团员有梅竹、黄钢、葛陵、杨明、乔秋远五人。一直活动到1940年春，才又返回延安。在这一年中我写了《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印象记》、《新的一代》等10多篇报告文学。可是这本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1941年交给重庆作家书屋付排后，却一直不能出版，直到全国解放后，退回清样，才于1951年在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
到这时候，我才可以说，我清除了创作中的忧郁的情调。
然而，我真正强烈地认识和理解到一个党员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思想，和群众相结合，深入生活，长期地全身心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亲自参加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尽管参加座谈会之后也下乡采访写了报告文学《模范党员申长林》，到党校采访写了独幕剧《我们的团指挥部》，参加集体创作，写了反映敌后与日寇进行粮食争夺战的多幕剧《粮食》，总感觉还应该直接去参加群众斗争。
于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立即提出来到解放区去工作。我们作为鲁艺第一批出发人员是到前方的鄂豫皖根据地，有赵起扬、葛洛、胡征、陈因、计桂森和我。我们先在太岳根据地参加农村反奸清霸运动，等待徐向前司令来会合后再去鄂豫皖。
双十协定签订后，我军撤出鄂豫皖，我后来就留在晋冀鲁豫边区建立文联，在文联担任了行政组织工作。
从此，我渐渐放弃了创作活动。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主要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写些评论文章。解放初期我出版过一本文艺论文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64年我一本约40万字的电影论文集《在电影战线上》，清样都校对完了，但因为文化部开始整风，停止印刷，未能出版。
到了“文革”期间，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贯推行文艺黑线”。于是，我的创作与评论其实也少得可怜，也就统统成为应该根除的毒草了。
从1964年被停止工作，在整风期间到“文革”期间，我就不断地写检查、交代罪行和资料，直到1978年4月恢复组织生活和工作时，整整14年，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创作评论。
特别是有整整七年，一个人在“监护”期间，除了被命令写外调材料的时候，我没有一张纸，也见不到笔。即使有无限的感慨，千头万绪的各种感受和心情，我也无法留下一个字来。
1975年5月被释放出狱后，在重庆市图书馆库房里整理图书、抄写卡片的三年中，我也的确有过创作的冲动。可是一想到不要再重新背上一个“不甘心退出历史”，还想“反攻倒算”的罪名，以及我出狱的时候的确沉痛真诚的宣誓般声明：绝对服从组织的任何分配，要干什么就做什么，做好本职工作，于是创作冲动就如瞬间悄悄爆破的肥皂泡，毫无声息地在心灵中飞逝了。
我终于在1977年冬天经过夏衍同志的帮助，把我的申诉送到中央，并经邓小平同志批示，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重新审查我的结论，在1978年2月宣布平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另行分配工作。我还又回到文艺战线上来，能够再提起笔来进行写作。
我现在都很难用文字表达，当我第一次提起笔来写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散文《永恒的纪念》的时候，我处在多么复杂的心情之中。我激动得无法控制我的感情和热泪。我感到这支笔是如此的沉重，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失去了驾驭文字的能力，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思想和感情。
可是，我终于在新时期开始了一个新的写作生涯。
从1978年3月到今年春天，这九年来，我总共写了30多万字的散文，100万字的各种文艺评论和理论文章，[7]远远超过从30年代到“文革”前17年所写的80万字。对我这样一个年逾古稀，今年春天又戴上心脏病帽子的老人来讲，这大概就是我踏上文学长征道路上最后的一次拼搏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到1989年秋天，是我第一篇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发表的55周年，也可说是我正式开始文学创作活动的55周年。
我生平最大的愿望是从事小说的写作。
可是，50多年来我却只是写了20多万字的小说。我在30年代就很少写散文，可是，这九年来我却写了30万字的散文。我总觉得我自己不适宜担任行政组织工作，发表评论，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可是我做行政工作的时间最长，发表的理论和评论文章最多。
我所以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的作者，实际上是一个业余的作者——50多年来（除掉“文革”前后14个年头没有写作），总共也不过是写了200万字左右，能够称之为一个专业的作家和评论家么？何况，新中国成立17年来，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还写过一些错误的文章，对有些作家和作品进行过错误的批评，挫伤过一些同志的创作的热情，至今也还使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内疚。
所以，我在新时期（1978-1981年）以来所写的一些理论与评论文章，曾经用《回顾与探索》为集名出版，也是真诚地企图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而努力，而近期出版的电影论文集《攀登集》，也无非是些回顾与探索的文字，力图促进电影事业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攀登电影艺术的高峰。
由于新的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不断发生，我的探索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可能有缺点、有错误。然而，从总体上讲，我这些文字对新时期文艺运动的发展、创作的繁荣还是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这对于一个即将退役的文艺战线上的老兵来讲，也就是莫大的幸运了。更不用说，能够亲眼看到新时期以来蓬勃发展的文艺运动的兴起，新人辈出，创作繁荣，理论活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使得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更加广阔了，这是我更大的幸福。
回顾50多年自己经历的道路，不论经历过多少坎坷，我仍然能够坚持战斗在文艺战线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爱好的问题，文学艺术的召唤问题，更重要的是贫困的生活和革命的召唤！
正如我在文学生活回忆散记中所讲的：
“世界文字中一个崭新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在我国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里，它播撒在千千万万青年心灵中的革命种子，也终于在我的心灵中开花结果了。我只能，也必然走上新文艺的道路。因为我的经历、家庭，我灵魂中感受最深、最热爱的只有文学。我别无选择，即使在文学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才能。但我也只能走这条路……”
中国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崎岖的、艰苦的。革命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必然与革命，与人民共甘苦。正如鲁迅所说，左翼文艺运动是从流血开始的。它的得失都必然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可是谁能料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对30年代的文艺运动进行如此残酷的清洗！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短短几年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又会有现在这样一大批生气勃勃的文学家成长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文学运动呢？
鲁迅这段话讲得多好啊！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作家姜黄，有许多文艺家被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至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出现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产生更新的文艺来。”（《鲁迅全集》343页）
我想，要革命就命该如此！因为革命的文武大军，区别仅仅在于有的同志拿起了枪，有的拿起了笔；有的同志放下了枪又拿起笔来，有的人拿起了笔之后，又去拿枪，都是拿着武器进行战斗的，都不免有牺牲和流血——甚至死于革命队伍中的误伤！
但愿青年一代作家了解过去革命文学创作事业的艰辛，他们较之老一辈和中年作家的命运，已经是够幸福的！
我回忆这半个世纪的历程，面对着自己几本薄薄的杂乱的文集，实在有不少的感慨和遗憾。
但是，我倒真诚地希望青年一代的作家从我们这一代老人的经历中，真正体会到我上面所提到的幸福，我也坚信，只要青年一代作家懂得他们的幸福，珍惜他们的幸福：能够完全自由地到群众中去，到祖国四化建设的激流中去，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去表现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奋斗的美的心灵。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坛必将出现更加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诗篇。
当然，这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中国革命文学道路上多少起过一点开拓作用的老人，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也正是我们奋斗终生所期望获得的丰盛硕果。
这可不是我在少年时代梦幻中所能想象到的这样美好的百花盛开的新时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