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1:撞击艺术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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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诗缘

张志民

张志民,1926年生人,北京市门头沟区张家村人。曾任《诗刊》主编。

诗歌代表有《王九诉苦》、《死不着》、《将军和他的战马》、《金玉记》、《周总理呵,就在我们身旁》、《边区的山》、《难忘的岁月》等。诗集有《一篓油》、《有我无敌》、《家乡的春天》、《社里的人物》、《礼花集》、《村风》、《西行剪影》、《红旗颂》等。战地通讯集《祖国,你的儿子在前线》。散文集《梅河散记》。中篇小说《飞云港》。

(一)

和诗歌结缘,已经大半辈子了。

从我们相识那天起,仿佛就彼此默契了,要忠贞不渝,白头到老。

但生活的路,不是平坦的,40年来,我们有过形影不离的朝夕相处,也有过恶梦般的“十年苦别”,这比诗,更为现实。

“雷峰塔”已经倒塌了!我想不会再有什么现代“法海”,把我们强行拆散。

正是出于这种信念,才常使我念起,诗与我,我与诗的这一段“恋情”。

(二)

我生在一个缺少文化的山旮旯,那些皮肤黝黑、粗手大脚,从出生到入土,终日为温饱而劳碌的人,想来,和诗,不会有多大缘分吧!

不!他们是诗的创造者,也是诗的爱好者,寻本追源,他们才是诗的主人,如果没有他们,也许没有我们的《诗经》,更没有我们的《卖炭翁》和《石壕吏》。

在这块泥土上,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山乡,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各方面都是不发达的,但也正因为它的偏僻和古老,民间的口头文学,比商业化了的城镇,保留得更多。在我还没有迈进学校门口的时候,家乡的戏曲、秧歌、民间小调,成为了我学前接触的第一种文化。

在田头、街上、长工房里,学唱着那人人皆念的山歌:

小白菜啊,

心里黄呀,

三生儿两岁,

死了娘啊……

民歌:《小白菜》

正月里呀正月正,

做活的四辈

来上工,

上工先挑两担水呀,

撂下了扁担

上牛棚……

读书以后,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爱好文学,常教我背诵一些简单的古典诗词,先不开讲,只叫我硬背,什么:

山中相送罢,

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

王孙归不归。

王维:《送别》

红酥手,

黄滕酒,

满园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

欢情薄,

一怀愁绪,

几年离索,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对这些诗词的内容,我并不很理解,我的背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但有种莫名奇妙的感受,引起我很大的兴味,这种感受,或许就是“美”吧!

由于父亲教书,可以吃到一点“偏饭”,这使我较早的粗通文字,能够自己阅读了。童年时期,求知欲很强,从这个时候起,我从父亲买来或借来的书报上,开始看到那种既非五言,也非七言,句子长长短短,排列并不整齐的诗,这便是我和自由体诗的初次见面。什么人的诗?已记不清楚了,有些句子,却还留有印象,如:

轧轧轧轧

枯燥的音乐

伴着旋转的水车,

灰白的脸,

灰白的月,

呵,乡村的夜……

牵牛花儿,

爬上篱笆,

披一身

紫红色的晚霞……

说也怪,对这类诗,我不仅没有感到陌生,反而感到亲切,因为它使用的是口语、白话,很少有生僻的辞藻,不必查字典,就可以读下来了;特别是它形式上的解放,见到它,就像见到我放了脚的大姐,为她感到松快。

自由体的新诗,把我与诗之间的感情,拉得更紧了,如果说,过去是隔帘赏花,现在已是身置花丛了。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从一位古典美人,变作一个时装少女,或是我随时都可以见到的,梳一根大辫子的村姑。

这便是,诗,在我心底上播下的最早的种籽。这颗种籽,它带着我们民族诗歌、民间诗歌的传统,但却不完全是原始的形态,而是一种经过改良和培育的新的型号、新的品种了。

(三)

我和诗,交上了朋友,而且“打得火热”,可以说有诗必读,每有人从城里带回什么书刊,哪怕是张包粉条的废报纸,只要上面有诗,总要拿来念,如果有韵,念上两遍,常常可以背诵下来。

对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特殊感情呢?不是自己身上有什么诗歌细胞,而是生活环境,培育了我对诗歌的兴趣。

父亲的爱好很广泛,作为一个半新不旧的乡村知识分子,属于文化生活方面的东西,差不多他都喜欢,他古文不错,常写些旧诗,字写得很好,每逢年节,或是谁家遇有什么婚丧嫁娶,乡亲们常求他来写对联、挽幛,对这种东西,他不愿用那些陈词滥调,大多是自己现编。记得在家乡一带兵匪横行的日子,父亲用家乡的地名,出了一句上联“灵药寺哪有灵药”,要我来对,我想了几句,都不合对仗,最后他对为:“安家滩难以安家”,我觉得很妙,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却体会到那种“妙”的味道。

除此,父亲对戏剧、音乐,也有兴趣。闲时,常唱几句家乡戏,农村小学,没有音乐教员,有时,他不得不踏着风琴,或是吹着箫,教我们唱歌:

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又冰天,

苦受十九年,

渴饮雪,饥吞毡,

牧羊北海边……

他一面教,一面讲,那诗的语言,歌的节奏,像层层涌浪似的,拍击着自己心弦,常把我带入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联系到我身边的生活,眼前的景物。

我家乡的土地,虽然贫瘠,大自然却赐予这儿一种特殊的恩惠。这里峰峦起伏、溪谷幽深、气象万千的山光水色,给这块土地,披起一件多彩的外衣。这里有著名的百花山,古老的长城口,奇芳异卉,陡壁峭岩,在四季鲜明的北方,它既有秀似江南的盛夏,又有朴如塞北的隆冬。

从诗的优美的意境,从歌的动听的旋律中,我见到家乡的炊烟、落日,听到村边的松声、水声……

如果说,这是我和诗相爱的“孩提时代”,使我们结缘的纽带,便是家庭的熏染和我生长的环境。

(四)

战争,使我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的烽火,立刻燃遍我的家乡,仿佛一夜之间,自己便从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荷枪携弹的战士了!

生活在扩大,视野也在扩大,眼前的画面,在急骤地改变着,一幅染满硝烟烈火、波澜壮阔的抗战图,代替了我幼小心灵上的,那幅宁静的农村风景。

从这个时候起,在油印的书报上,便常可读到一些反映抗战生活的诗歌。这些诗,更直接地和我身边的生活,和我自己溶为一体,成为自己的精神食粮。

随着根据地环境的相对稳定,读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这里,我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到了几本抗战前出版的文学读物,从这些书籍中,我第一次接触到歌德、泰戈尔等人的外国诗歌。这些诗所反映的生活,虽然和我眼前的现实,相距甚远,但它们的艺术魅力,却给我留下了深深印象。

我一面读,一面练笔,从描“红模子”,到可以离开“仿格儿”,自己走几步路了。

写什么?怎样写呢?如前所述,动笔之前,我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是“吃杂粮”长大的,笔下的东西,自然也什么都有,旧体诗、新体诗、民歌、快板,什么都弄过。对于文学,有了点明确的认识,那是学习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事了。

《讲话》使我耳目一新,懂得了革命文学的任务、方向等几条根本的道理。此后,在《讲话》影响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解放区的一批新作,更成为了自己前进的航标。

就是从这个码头,我踏上诗歌这条船的。

(五)

《王九诉苦》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诗。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只有几天,酝酿的时间却相当长。由于生在农村,从小就见惯农民的苦难,在古典诗歌中,读过许多表现农民痛苦生活的诗篇,如何用新诗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农民的生活,写出他们的形象呢?

我作过几次尝试,都不很顺手。用旧形式写,把活人写死了;用自由体、学生腔,又觉得和所表现的内容,不那么协调,好像赶车老汉,披了件西装大氅;用民歌体,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统一,但这种形式,也并不像摆在盘子里的蒸馍,抓过来就能吃的。

好的民歌,虽然也可以像诗一样,但两者之间,毕竟还不能画等号。所谓“民歌体”,只能是吸取民歌中有益的东西,不是对民歌的简单模仿。民歌是用来歌唱的,为了歌唱之便,有时就不得不凑一些押韵的句子,比如:

“羊毛长了剪子绞,

小妹为人胆子小。”

“黄澄澄的云彩大点子雨,

没盼别人只为了你……”

这类比兴的句子,在内容上,可以毫无关联,而诗,则不允许这种赘句,一切取决于本身的需要。

为了这首诗的创作,我认真地学习了民歌。在学习中,我体会到,向民歌学习,也可以说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丰富多彩的语言,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至于作品的形式,它从来都是发展的、可变的。只要真正地熟悉了人民群众,形式,是可以创造的。况且,民歌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绝非一种模式。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用体似民歌,但又不受民歌局限的写法,采用民歌式的形象化的群众语言,避免民歌中那种和内容无关的比兴,因此,便开门见山地写了:

“进了村子不用问,

大小石头都姓孙。”

“孙老财一手把天地盖,

穷小子死了没处埋……”

语言要生动,形式要自然,面对现实,莫忘传统,这就是我早期创作的简单想法。

(六)

沿着这条道走下来,沟沟坎坎,过了不少,路,却并没走出多远。山障水障,刀丛斧丛,阻碍行程的原因,可以有一百条,然而,“努力不够”的这一条,仍然属于我自己。

如果说,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的,那便是,我从没有放弃过信心,就在人被抓、笔被夺,强迫我和诗歌“彻底决裂”的十年中,也没有丢掉这种信念:

“只信朱笔能杀仕,

不信钢刀可截流!”

《自赏诗:禁书》

我坚信,刺刀砍不断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手铐,是锁不住诗的。

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1976年的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我们见到了诗的火山,诗的霹雳,诗的大潮!

笔,又重新回到我的手中了!当我们重逢的那一天,它仿佛在向我提问:

你为什么要写诗?

最有权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就是我的作品了,回顾几十年来所写的东西,倘若起一个总的题目,我愿意把它叫作“爱”。

爱,是我一切作品的出发点。人民,党,祖国的大地,养育了我,我爱自己的母亲。为了爱,我学会了用枪,也练习了用笔。爱,并不都是卿卿我我呀!它丝毫也不排斥痛苦、忧伤,血滴、泪滴,因此,我深深地感到,笔的分量,并不比枪更轻些。

曲折的道路,艰难的步履,在摸索中,我对诗的形式,曾作过种种尝试,从三十几年前的《王九诉苦》到我今天的《江南草》,确实是有了不少的变化,因为尝试,就是要变,要发展。如果说,在变化中,我坚守了一条宗旨,那就是:民族化,大众化,要使自己的诗,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这仅算作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吧!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部类,“诗坛”,从来就不是“只此一家”。我主张百花争艳,而且,一个诗人,也不一定只写一种形式的诗。正如好的厨师,不只会做一样菜,要紧的是,煎、炒、烹、炸,总该有自己的风味,让人品得出,闽粤的甘甜、川康的麻辣。

几十年过去了,学诗不成,年越半百,在许多诗歌前辈面前,我总觉得自己还在念一年级。国有希望,诗有希望,让我用陆游的两句诗,和朋友们共勉吧!

“莫笑蓬窗白头客,

时来谈笑取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