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杰
我初次见到张学良，是1926年，在北京当时最时髦的社交场所的北京饭店。那是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由美国经营的协和医院的一位刘护士长和她的“未婚夫”（一个美国驻北京部队的陆军上士），招待我和我的爱人唐怡莹跳舞。主人是当时“社交界老前辈”的陈贯一夫妇。客人就是张学良和他的一伙亲信。经陈太太介绍，我认识了张学良，而张学良便立即要求和唐怡莹跳舞。
那天晚上一直玩到深夜一两点之后，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张学良就登门来访，我们更是殷勤接待。随来的，有一个被唤作小吴的江苏人和李应超（广东人）、朱光沐，还有一个在东北担任铁路方面指导工作的英国人。
我和唐怡莹陪他们到花园中去玩，并请他们坐在池塘中小船上，由朱光沐和那个英国人撑船。朱为要讨张的喜欢，就用滴水的船篙往英国人身上滴，那英国人也毫不相让，两个人便在小船上争夺竹篙，直闹得朱光沐几乎落水，那英国人也从头到脚弄得满身泥污。我们却哈哈大笑。当时我心想：“这个英国人居然和朱光沐一样，为了讨少帅的高兴，竟这样地会‘当差’……”后来我才听说，这个英国人也是靠张军团长吃饭的一个“中国通”，不但深得张的宠信，而且是当时东北军中的一个铁路专家哩。
这天，张学良特别高兴，下船之后，又回到我的书斋吃了家常便饭。张对我说，他平生最爱讲笑话，于是就讲了一两个。
这一天又是在东拉西扯之下，谈到深夜两三点钟才辞去。
张学良是一个文采风流的青年军人，和当时的一般军阀完全两样。例如他平常出门时，在他的汽车两旁，既没有身背大砍刀、在刀环上挂有几尺长红黄二色绸条的武装兵士随车保卫，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兵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断绝交通，满载卫兵的大卡车跟在后面。经常只有几个心腹和副官分乘几辆汽车跟在他的车后。张学良在见人时，也不像其他北洋军阀“娘”“老子”地不住嘴，他对人有说有笑，平易近人。他常对人说，他一天到晚总是在军事政治上费脑筋，因此在玩的时候，不愿再听关于天下国家的事，最好大家聚在一起，讲些开心的事情，跳跳舞，打打球……
朱光沐是他身旁主要红人之一，是个将级军官和掌管军法的重要人物，但在张学良面前，就像一个忠实的奴仆。
有一天，张学良正在看信时，表示得意地说：“我的部下常有人写信责备我。”我问他来信责备你什么？他说责备不应该老跳舞呗。说完便把那封信递给朱光沐，意思是让他记下这个敢说直话的人，打算要奖励他似的。可是朱光沐在接过那封信之后，匆匆一看，便淡淡地说：“这是投机，哼，真不是个安分的人！”这话一出，张学良刚才那种“纳谏”心情就了了下去。
小吴是个江苏人，和张年龄相仿的漂亮青年。有一天，张从我家出来，看到一辆很漂亮的汽车，问是谁的，朱光沐说是小吴的车，张下车仔细地看了一遍，连声夸奖“这车真不错”，可见小吴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了。
李应超是个小个子的广东人，英语说得不错。张学良很讲究穿着，不论是军服或西装，总是在东交民巷的一家外国裁缝店中定做，担当翻译的就是这个李应超。
此外，还有身任北京崇文门监督的胡若愚、任老虎关监督的周大文、任四洮铁路局长的程某、被称为“日本通”的周培炳以及唐绍仪的儿子唐副官等，都是经常陪伴张氏玩乐的一些人物。至于姜卫队旅长和谭海副官，他们虽然也经常随张任护卫之责，但并不能随张同做“升堂入室”的宾客。
有一天，我和唐怡莹正在中央公园看湖社的画展，忽然张来了电话，只听他颓丧地说：“今天我太不高兴了，你们到我这里玩一玩罢！”跟着就派汽车把我们接到前顺承王府。看见他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朱光沐和其他一些人都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地坐着，和平常情况大不相同。我们进去后，他意气沮丧地说：“小姜被打死了，小唐（唐绍仪的儿子、他的副官）也死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后来听他的说明和小朱等人的补充，才知道那次他到张家口去，目的是为了去缴穆春师的械。小姜、小唐就是被对方兵士开枪打死的。
当张学良对姜旅长的死无限悼惜时，朱光沐拿来被押解到北京的穆春师某团长乞命的供词。张学良接过来看也不看，便从床上支起身子在供词上写了“着即枪毙！”四个字。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自夸道：“我在要杀人时，总是笑着的。”我也认为他是个深沉大度不可捉摸的人。后来听说他在沈阳杀杨宇霆、常荫槐时，当布置停当之后，还犹豫不决，拿出金现洋以卜吉凶。又有一次在他家吃晚饭时，他看到桌上的烧茄子，便感慨地说：“老郭（郭松龄）活着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菜。”我问他：“如果他还活着，你还想用他吗？”他回答说：“我用他，一定还要重用他。”
他对打高尔夫球感兴趣，不是由于他的球技怎么高明，只是为了追求时髦。有一天，在我家玩到天明之后，他忽然提议去打球，于是便分乘汽车到郊外高尔夫俱乐部去。当然在那里以打球代散步运动的球客，不是颇有欧风的资产阶级人物，便是当时驻京的外国使节。这时碰到了日本驻我国公使芳泽谦吉，芳泽和张寒暄了几句之后，故意在张面前大声问我：“宣统皇帝近来健康怎么样？”张听了脸上露出很不以为然的神情，便连忙随着打出的球走开了。这一次他玩得很不高兴。
张学良不但好跳舞，好打高尔夫球，还很喜欢自己开汽车，并以此感到自豪。
他经常约我们到西郊一带兜风，并常到海淀附近我父亲的别墅——蔚秀园去玩。那所别墅是我祖父在西太后经常住颐和园时，从宫中得来的一所官产，房屋早已坍塌无余，只剩下一个荷花池还可供游览。张就经常在那里命跟随的专门摄影师拍照。有一次，在通过一段潮湿而长满蔓草的草地时，每个人身上都沾上无数跳蚤，大家败兴而返，回家以后，都喷射杀虫药水，才算把跳蚤去尽。不久，张来电话说，李应超被跳蚤咬得全身浮肿，向他临时请了假。
又有一次在海淀附近，看到一所整齐的围墙内坟墓很多。看坟人介绍说，这是明清以来太监的一个公墓，雇有专人洒扫看护。又向张诉说直鲁联军的士兵进来骚扰的情形。张说：“我也有一点小小权力，可以出个布告，禁止一切军人在这里胡闹。”过了几天，就在围墙大门边贴了三、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布告，禁止一般军人擅自闯入毁坏墓地的条文。这个历史上的遗迹，才被保全下来了。
还有一次，张在从西山八大处的归途中，自己开着汽车当先开路，故意把车开得飞快，其他的车都落在后面。忽然，他从前往回跑，大声说：“我的车出事了！”说完，便登上另一辆车向“肇事”的前方驶去。这时，给我开车的司机笑着说：“没事，没事，他是在逗我们。如果真出了事，他还不像发疯似的大蹦大叫。”
1921年张在河南指挥作战时，曾在保定的“光园”因试开摩托车致坠入池塘内。他来信告诉我，杨宇霆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我还一本正经地写信规劝他说：“况掌三军安危重寄，负国家兴亡重责，而冒此无谓之险，窃所不取”之类的话语。
张学良平日既不嫖亦不喝酒，也很少看京剧，只喜欢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无事时常把刘和一个弹弦的叫到自己的卧室，他则躺在床上闭目欣赏，每次总得唱七八段才能尽兴。刘宝全每次照例把曲目折子送过去请张点曲，张在点完之后照例把200元钞票掖在折扇内递给刘，刘便按照所点的曲目一个一个地唱下去。张最爱听的是刘的拿手大鼓《大西厢》和《关王庙》。他自己有时也用奉天口音学刘唱一两句“京韵”大鼓，或杨小楼的《连环套》《天霸拜山》的京剧。
又有一天，在张家吃完晚饭后，大家都在院中乘凉，朱光沐拿来一叠来信分别交给张和于手。于看完某一信后，便骂了一声“讨厌”，顺手把信撕碎了。张拾起一看，信是东北某要人写的，大意是说于凤至乳母的某亲戚已得到某样位置。张看完大为恼火，厉声说：“我向来不准你托私情，你是怕我知道，才把信撕碎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在北京时，常在北京饭店跳舞，但和一般的小姐、太太，并不轻易接近，经常是找唐将军的太太做舞伴。有一天唐夫人倚老卖老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找别人，专爱找我跳舞？”张回答说：“和你跳舞，我家里的人都会放心。”一句话惹得唐太太恼羞成怒，也成为不胫而走的社会趣闻。
正当奉军围攻冯玉祥的军队于南口的时候，张学良仍是每隔几天就回北京一次，玩上几天。
有一年夏天，各大报上刊登消息说某月某日张学良在光明殿的司令部礼堂讲演，题目是《中国现代青年的使命》，我当然要去听了。那天，会场人挤得很。到时，张学良走上讲坛，下面掌声雷动。张学良大声说：我决不卖国，如果谁发现我卖国，就请写信骂我，也可以当面质问、骂我和处置我。
我最后和张学良见而，是在1928年夏天正热的时候。有一天，他通知我说他在明天办生日，并说已约刘宝全在筵前助兴，约我们务必提前到他那里（那时他已由前顺承王府移居中南海）。那一天只有孙传芳、杨宇霆等几名军政界要人和几名素不相识的客人（后来才知道是阎锡山的代表）。张的神色依然如常，只是不像平日爱讲笑话而已。当孙传芳、杨宇霆和外面通电话时，我才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特别是听到张在电话中说“大元帅在皇姑屯遇炸，平安无事，吴督军负了伤”，才知道出了大事。当时我对张学良的镇定如恒，还能摆筵请客，心里十分佩服。
宴会之后，张悄悄地对我说：“冯玉祥的军队进来之后，你们全家最好暂时离开北京，看看风头再说。”
下午朱光沐奉命给我送来1000元钱，第二天我和全家乘最后一列兵车到了天津。
以上是我对张学良的全部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