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涛[1]
前不久，接袁志鸿师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邀余为其新作《鸿爪雪泥》写篇序文。我不敢推辞，也不能推辞，因为我和他自相识到相知，然后同在中国道教界共事，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的友谊非同一般，我没有理由扫师兄之雅兴。
记得是在1983年，我的恩师黎遇航道长，经过多番曲折，把我带到北京。北京是我从小向往的地方，但作为一个一出娘胎便戴上“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帽子的我，从来不敢奢望能来到这里。然而靠着祖师的荫庇，靠着中国国运的复兴，靠着黎恩师的提携，我终于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首都，进入中国道教的最高学府中国道教学院学习。在这里，我认识了袁志鸿师兄。
志鸿师兄比我年长，那时的他年轻英俊，身材高大，很受师兄弟们的尊敬，而他则非常谦虚随和，一再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也对他说：“我也是从牛背上爬下来的孩子。”由于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性情相近，很自然地便无话不谈了。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有的同学佩戴红袖章四处串联“闹革命”，有的同学则是陪伴着地主、富农或“走资派”的父母挨批斗。我是属于后者的。十年浩劫期间，我虽然读到了高中毕业，其实没有读到什么书，面对着卷帙浩繁的《道藏》和艰涩难懂的古文，其学习之艰难，可想而知。志鸿师兄是中国道教学院第一期的学员，他比我早去北京，那时他虽已学习结束回茅山道院，但因黎会长是茅山道士，所以他常到北京来与黎会长见面汇报教务。我有不懂的地方，也向他请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他为人豪爽，从来不计较小事。他还善饮，我有时与他推杯换盏，海阔天空，还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我在中国道教学院学习期间与志鸿相处的日子虽然短暂，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1985年，我告别了我人生转折的母校——中国道教学院，又回到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祖庭复兴的担子，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那时，志鸿师兄在江苏茅山，虽然远隔千里，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鸿雁传音，他多次给我送来鼓励和安慰，也多次给我指点迷津。转眼到了1991年，志鸿师兄已调任中国道教协会教务处主任，为了适时恢复道教正一派对海外弟子的授箓活动，我们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他多次往返于京赣之间，从授箓活动的申报，到与海外弟子的联系以及登记、审核与科仪活动的安排，简直到了废寢忘食的地步。那时，嗣汉天师府的恢复刚刚起步，道场科仪、音乐与授箓大师的聘请，都得靠国内许多宫观大力支持，志鸿师兄没少操劳。1995年，内地道教正一派授箓活动首度恢复，我和志鸿师兄又经过一度愉快的合作，多少次鞍马劳顿，多少个不眠之夜，给我俩留下的是成功的喜悦和美好的记忆。
1998年，志鸿师兄升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仍兼教务，我和他合作得更加紧密了。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我更加钦佩他的率真耿直，敢讲真话实话。为了道教事业的整体利益，为了维护天师府道教祖庭的地位和声望，不遗余力地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为许多方面事务的协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说了这么多，似乎扯得太远了，还是谈谈《鸿爪雪泥》这本书吧！这本书约30万字，在中华浩瀚的书海中，就像是乡间小道上的一朵小花，她也许比不上洛阳牡丹的华贵，比不上西湖莲花之高雅，但是，她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新一代道士成长之路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心声的显露。志鸿师兄自1982年进入道门，以他特有的聪明和勤奋，广闻博学，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海峡两岸。他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几乎全都记在这本小册子里。从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儿子在人生道路中的前行与面对，看到苏南茅山这片沃土对这一代人的哺育，更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教从恢复到鼎盛的缩影。茅山道教厚重的历史和茅山道士抗战的经历，读来令人掩卷难忘，龙虎山天师道的复兴及龙虎山旖旎的风光，读后依然历历在目。还有作者的北国之旅，川中之行，西疆驻跸，南粤风尘，所写之文如行云流水，大气磅礴，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更令人敬佩的是，作者以其渊博的知识，通俗地解读着道家道教深邃的义理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中国道教事业的无比热忱和对同门道友的真诚友谊，对已故前辈师尊的深切缅怀和对未来事业发展的无穷希望。
近30年来，志鸿师兄倾心于书海，笔耕不辍，已经是著作等身的大家。他所著的《道教神仙故事》《当代道教人物》《凝眸云水》等我都拜读过，另外在《中国宗教》《中国道教》以及各省地方刊物上登载过的论文、访谈、散文、游记等文章不下百篇，每每品读，我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
志鸿师兄尚未到花甲之年，且身强力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正是大显身手的好年华，我相信，他还能做更多的事，为人们留下更多的“雪泥”和“鸿爪”。
我衷心地祝福他。
2013年1月于天师府寸心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