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世纪50年代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经历了很多，“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尤其从十年“文革”那个懵懂岁月中走来的同辈人，都会有一份深深的记忆。那年月、那时光、那些经历过的不一般的事，有些真的让人记一辈子也忘不了！到了今天这个年龄，则常常无端地忆上心来，浮现脑际，又不由得无奈地哑然失笑。我与诸多同辈人，那时都还是十来岁的孩子……
一 人生起步 涉世的年代
我们那时听到、看到或随着那个时代的大人们，瞎跑起哄，甚至自己也卷在其中的许多事，那真叫荒唐！那么年幼，记得自己的臂膀上也曾被戴上个“红小兵”的臂章，因为觉得有趣好玩而高兴。冬天的季节，戴着那个新的鲜红的臂章和姐姐站在父亲为我们用草编的“火橙”里，跳啊、闹啊、高兴得忘乎所以！当闻到布焦味才发现：我戴在臂膀上新的鲜红的“红小兵”袖章，落在火盘里已经被烧掉了一半。那一年冬天的那个夜晩，月光是那么清亮！同龄的“红小兵”们敲锣鸣号集合起来，将我硬从家里拉到村子的东头，站在已改成小学的袁家祠堂前的广场上，旁边青青水塘的静水里映着圆圆的月亮，冷谧清辉的光照下举起了许多稚嫩的小拳头，大家呼喊着“打倒袁桃根”的口号。“桃根”是我的乳名，小伙伴们在那里集会、呼口号、批斗我；母亲觉得这是孩子们闹着玩，依着老屋的门框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知道厉害，则一脸焦急地注视着广场上满脸尽显求救的我。危险得很！如果不是我父亲当年的“贫协主席”这个保护伞，我差一点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毕竟都是孩子，屁股一转，大家还是在一起撒尿糊泥巴玩！说不定哪天举拳头喊“打倒”起劲的小伙伴，会被拉到一边比划比划较量一番，揍个头破血流了事！过去我们的父母家长大人，经常会为自己调皮捣蛋的子女在外面的“闯祸”闹事，费心去向邻居隔壁的乡亲赔礼道歉，处理那些不咸不淡、不三不四的事情。我们回到家里则不过被父母拉着，半真半假地抽几下屁股，事后照常背着书包去读小学，读初中，放学回家书包一扔，仍然顽皮！那时候就是上不了天，否则搬梯子上天将月亮摘下来！当年教育战线提出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
少年时候除了顽皮，我还痴迷连环画小人书。那文字简洁，图画生动的小册子，真使我废寝忘食！那时候农村看到的连环画太少，同村同姓较我大一岁的袁传江家，有一本关于鲸鱼童话的连环画。虽然我顽皮得天不怕地不怕，想借这本连环画来看，却羞于开口。袁传江家养只大母猪，生十几只胖乎乎、肥嘟嘟的小猪仔。老母猪躺着，十几只小猪仔在母猪肚皮下拱着吃奶，真是有趣！老母猪每天要吃好多猪草，那都是袁传江和他哥哥袁传海必做的事情。为了看这册连环画，我真是费了苦心！袁传江放学回家，他爷爷就安排他挎篮子去挖猪草。为了取悦袁传江，好几天放学回家我也陪他到野地里挖猪草。我们那时候乖孩子、好孩子放学回家要帮家里做事情：挖猪草、拾狗粪、放小鹅，做力所能及的农活等等。我小时候不是“乖孩子”，很顽皮，父母对我也比较放任，我承认自己儿时是“无法无天”的顽皮王！但是我是富有同情心的孩子，比如我们小时候，全国还不能有效地防范水患，苏北、安徽地方遭了水灾，拖家带口到我们老家逃荒的很多，我们家那时候虽然很穷，但我都在父母亲的支持下不仅真心真意地端米送饭予人，还自然地和逃荒来的孩子们无嫌隙地在一起玩耍。儿时好读书的秉性也显现出来，但从小未读过书不识字的父母并不懂得这些。记得与袁传江去挖猪草，将母亲给我新做的布鞋踩得鞋帮上全是烂泥，回家前自己怎么也擦不干净，父母发现了当然要问：怎么弄成这样？就是不说，最终忍着痛让父母拍拍屁股了事。人生的轨迹是难预知的，我讲的这个袁传江，后来入伍上海崇明岛，再后来转业在上海去做缉毒警，据说染上了毒瘾。我到北京后回家乡在老家还与他见过一次面，只知他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说来真让人伤感，袁传江十几年前就在上海去世了！
再说我那小时候的事情：母亲养只老母鸡生蛋，结余起来到街上卖钱充作油盐酱醋之资，这是过去农村家庭经济通常的进项。星期天我会牵着母亲的衣角跟屁股到句容县城“上街”玩，卖完鸡蛋后母亲会叫着我的小名问：“桃根，买些什么给你吃呢？”我会拉母亲到书店，虽然老娘未读过书不识字，但她从来都尽量满足我的要求，花一两毛（角）钱给我买本连环画，当年这是很大的开销！鸡蛋也就几分钱一个。读初中的后期，我不像小时候那样顽皮了，阅读兴趣也自然地提升，不看连环画而被中、长篇小说吸引了！静下心我读了许多古今小说。有人对我父母说：“你儿子这么痴迷地看书，当心成书呆子！”父亲是不识字的农村基层干部，又在那种认为书是“毒草”的年代，他真的听进了人家的话，好几次从我手里夺过正看得起劲的书本，塞到灶膛里点火烧了；不过没关系，过几天我又会找来新的书捧着看起来。这样反复的次数多了，大人们也就无可奈何地默认了。快要读高中时，恢复了入学前的考试。记得那年与比我大一周岁的小堂叔一起，兴奋地到“大卓中学”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我当时心里很清楚：考试只是一个摸底的程序，考试成绩好与差这个高中是读定了，因为最关键是“贫下中农”的推荐名单中有我！回到家中的第二天，父亲和小堂叔的哥哥突然从公社“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上回家来，他们俩很严肃地将我和小堂叔叫到一起，要我们将参加考试的细节情况分别给他们讲一遍。
我先讲述过程，完毕了，父亲拉着脸严肃地问道：“你在考场上是否身体有不适，或出现头痛脑热的情况？”他的提问使我莫名其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想到小堂叔却接上话说：“我在考场出现头痛的情况。”父亲即转向小堂叔问话说：“那你将考试过程的情况给我们讲讲。”小堂叔讲的过程，是他进考场后突然头痛起来，他即在考卷上写道：“老师：我头痛，不能考。我估计自己能考50分。”当时参加考试的考生能考50分是高分，小堂叔未答一题却自估自己能考50分的高分，使阅卷老师很生气！即将之作为“不学无术还傲慢自大”的典型报到公社“招考办”。我的小堂叔是腊月生人，名“腊根”；我是第二年农历早春三月，桃花苞蕾欲放的时节生人，所以起乳名“桃根仔”。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当年是“人民公社”一名年轻的老干部，公社里许多父亲的同事朋友，都大概地知道我的名字叫袁“什么”根，但当时我自己已经改名袁志红，“大卓中学”发参加高中考试通知书时，被老师改为袁志宏，读高中的年代里这就是我的学名。当年父亲的同事朋友们，可不知道我这些关于改名易号的事情。他们将考场上“袁”什么“根”，未答题却自己估“50分”的事，与我联系到了一起。大家与父亲在大浴室洗澡时，开玩笑了：“老袁的儿子有本事，闹考场，能自己给自己打分！”父亲是个要脸面的人，因为小堂叔也参加了“中考”，所以“三干”会议中即请假回家，来了解我们参加考试的情况了。当知道是小堂叔的行为闹出来的事情后，父亲苦笑了笑对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对我的小堂叔很和蔼地说：“头痛就头痛，你在考卷上乱写些什么呢！”我可怜的小堂叔袁腊根，因此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他那么年小就在生产队下田地劳动了，后来在农村早早地结婚成家，1985年左右他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和缺少营养的艰难生活条件下，因肝病复发而过早地去世，想起他我真的心痛！
我读高中的过程，正值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时期，这使我们这一届的高中生，多待在学校里读了半年书。“大卓中学”是我就读高中的地方，这所学校坐落在老家当年“大卓公社”机构所在的小镇上，现在学校的高中部和公社机构，均早已不复存在了！大卓镇虽然小，却有着相当的历史渊源，另有文字将作专门介绍。“大卓中学”在大卓镇的西南面，学校东端住有几户人家，一条从北面山里伸展出来的公路，从镇子的中间由北向南贯穿出去，经过道人桥、下荫、杨塘岗等几个村庄，然后会聚到句容县城。大卓镇有一条漂亮的小河也从北方的山里蜿蜒而来，入镇从东面开始包容着大卓镇至镇东与公路一齐向南并行而去。在河面上有一座架通大卓镇与河东许多村庄的桥梁，记得小时是座木桥，后来成危桥时改建成水泥桥。我的家是离学校有八里地的北相大队王家边村，那时的我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没有住校，是名早晩奔波在路上辛苦的高中走读生，每天都从这座大卓桥上起码要往返两次。晴朗的天气也就罢了，最最辛苦就是阴雨天了！泥泞湿滑的路上，我穿着一双齐膝大矿靴，踩着飞起的泥浆，昂首挺胸不惧地前行！那时候的我苦中作乐，不惧艰难，朝气蓬勃。两年半的高中一晃就过，很快就要毕业了，就要告别学校走出校门，没有地方读书了！那时候的人，有许多的差别，城乡差别是显然的了，城里人、乡镇里的人吃商品粮。这种差别使那些吃商品粮的人，总是以歧视的眼光去看农村人。中国的乡村其实也包括乡镇和小城镇，比如过去的句容和大卓其实就是农村！但是当年住在这里的许多人，都会摆阔气、装高贵，明明许多亲人都是正正经经的农民，几步就迈进了农村的田头，却以为自己是城里人，几个女人在一起聊天时，总喜欢说：“我到乡下办事去了！”“我到乡下看婆婆去了！”真真可笑！总之当年户口在农村的人们真是受歧视、心理上受很大伤害。
我们高中要毕业了，有商品粮户口的同学会很快安排工作，户口在农村的同学们的心里却是五味杂陈！仿佛农村就是人间地狱。我与大卓下荫大队解家边一位姓解很有才气的同学，曾在那座大卓水泥桥下的孔洞里依桥墩而坐，我们都很茫然！今后的路怎么走？到底还有没有路走？农村同学们必需的、不争的、唯一的路：就是回农村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如果真的可能“改造合格”了，是否可能再由“贫下中农”推荐，去读“工农兵大学”，或者去入伍当兵，碰巧也去进工厂？当然，在当年这些几乎都是渺茫的梦想！准备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做农民，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二 高中所在地大卓镇考
还是先与我一起去看看当年我读书的“大卓镇”这个地方吧！今日“大卓镇”，古之“大卓庙”也。其地在江苏省句容市境内，我在这座小镇上读了两年半的中学（高中），对其有深刻的印象，故对小镇之起源作了如下一些考证。大卓镇的历史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久远，其名称的由来与这里曾有一座道教的活动场所有关。也许这里最早只有一两户人家，也可能这里当时根本就没有建筑居住的人家。田野调查的资料是：约在清道光之初（1821），这片土地上来了一位云游道士，他见这里北依绵绵延伸环绕的远山，前临缓缓缠绕的小河流水。青山左右舒展，碧波环卫荡漾。这位道长在这里前踱后量转悠了一些时日之后，向周边村庄传递出一个信息，说这片土地上有一块善地，如于此建一座道观塑数尊神像，供奉香烟是最好不过了。原来这位道长知晓堪舆风水之术，他早已发心要为“关圣帝君”建一座道观，所以云游四方寻龙问穴，终于找到这块形似“凤凰”的地脉，正可了却心愿建造这座级别较高的道观，于是他即在周边村庄化缘筹集善款。
该地域周边原来共有十八个村庄，民风淳朴，乐善好施。各村长老早已听到道长传送出要建庙观的信息，均动员宗族子弟助财资料，添砖加瓦，襄助其成。在较短的时间内一座前后两进，各为五开间大殿，东西两面又各建四间厢房的道观庙宇就建筑成功了。观之前有一条马路和宽为十五六米的广场，观后为一片荒地；在两进大殿中间偏东南位置设有一眼深井；第一进殿中间位置主神供设灵祖（即灵官王善），第二进殿中间位置主神供设关圣帝君（即汉寿亭侯关羽）；道观冠以名称为“大卓庙”。为了保证该道观此后香烟不断，周边善信为置香火田18亩，以为困难之时经济来源。初建大卓庙的老道士羽化后，不知多少年又有一位斋公（佛、道教过去都有这种信徒，不出家，素食，注重清心寡欲修持，经常在庙观中服务）接替管理，后大卓庙殿宇在日寇侵华战争中被鬼子兵烧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地方民众曾重修观宇。原庙观所在的位置，1949年后庙观前面的河流上先架起了木桥，后筑起较宽的水泥桥，桥之南是大卓医院，桥北沿路上坡就是原来大卓庙所在的旧址。在庙观第一进殿宇的位置上，先建成大卓供销社，铺面之后有大院为制酱厂，原供销社前简易公路在内，这都是大卓庙旧有的范围。
云游道士于周边十八个村庄化缘获地方父老支持建起庙观，遂形成该庙特有的庙会内容和方式。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祭祀社稷神的古老风俗，明清时代社稷神多以城隍神和土地神的面目出现。也像人间的下级官员年初前往上司衙门致贺并请示报告事务一样，每年各地的土地神均要于年初赴大神的庙会节日。未建大卓庙之前，各村抬着土地神主，要走很远的路到大庙中去供奉。大卓庙建成后，庙会日期为：正月十一请神，正月十四送神。请神日周边十八个村庄的村民抬着各自村庄的土地神主，向大卓庙浩浩荡荡而来，俗称“十八社土地神赴大卓庙朝拜关帝爷”。据说各村的土地神性各不相同，比如当地邰家边的土地神是水星在位，所以每年邰家边村民请神、送神均赤脚穿草鞋尽可能从水中行走，过去庙观之前河上没有架桥，抬神主的人们无论河水有多深，河水多么冰冷刺骨，为应水星之灵兆都涉水从河中往返。庙会期间原有风俗，将庙观中的水井盖打开，说是让孝子贤孙、多情未亡之人观看井中水影，已逝先人在井水中会幻化出形象让亲人观看。故庙会节日他处多喜庆气氛，而大卓庙会却是着孝服哭泣进香观井者甚多，传称此日为“观井哭庙”。也因此发生意外，据说有一对年轻夫妻，情投意合，丈夫暴病身亡；妻子哭庙观井，痛不欲生，竟然投井殉情。好事者因此编纂故事，说她于井水中看到了丈夫，故随之而去。这件事故发生后，庙观的井水就被道士用盖永久地封了起来。
旧历三月初六大卓庙请戏班唱戏娱神，是日善男信女亦赴庙观敬香。旧历三月十八原是解巷十八庙的庙会，后来也成为大卓庙会，这是因日本军国主义侵入我国之后，十八庙被鬼子和“汪派”占为据点的原因。至于“十八庙”其渊源内涵，据其庙会节日形成的时间，与茅山道教文化内涵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旧历三月十八是道教茅山派祖师大茅君茅盈的诞辰日，这一天在茅山是非常特殊的一天，既要庆祝祖师诞辰，又是茅山从腊月二十三、二十四送灶、进入长达三个月庙会期至此，茅山敬神祇、要“关山门”的一天。实际上茅山道教影响面很广，茅山所在的句容境内解巷十八庙因其影响，供奉茅山祖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鬼子和“汪派”占据了解巷“十八庙”地方，新四军经常去攻打，甚至化装成香客混进据点去打鬼子，搞得小鬼子和“汪派”草木皆兵！老百姓自然再也不敢凑热闹去那里赶庙会了。所以每当旧历三月十八这本是解巷十八庙的庙会，人们却自然地到大卓庙中来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大卓庙的一个“庙会”日期。
该庙观为何称为“大卓”？有多种注释，所谓“大”，盛、美、正、善、大雅也；尊、一、天也；以阳易阴谓之大，大者阳也；大人、圣人；圣人在位谓之大人；大人即圣人，大人大丈夫也，与天地合其德者也。故老子曰：“强为之名曰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河上公注老子语曰：“大者高而无上，罗而无外，无包不容，故曰大也。”所谓“卓”，所睹广远，卓尔不群；高、大、明、超、卓越之意；卓著、卓识、卓越、超绝其类，独行而前之谓；故“大卓”之名由设神而获得。该道观所设主神为“关圣帝君”，是家喻户晓的尊神，明清以降曾列为国家祭祀要典，清初庙祀遍及全国。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敕封神号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康熙五年（1666）敕封神号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其时关圣不仅已与文圣孔子齐肩而为武圣，俨然已位极人神之首。至此庙观之名称“大卓”，意在诏告世人：该道观其间供奉之神圣，社会功勋卓著！
三 人生路的前行与面对
走出校门跨入社会，表示今后的路要自己独立前行。我当年走出校门的沮丧、彷徨、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是人生的过程，今天并非是想当然写出来，而是要靠自己经历许多的艰辛和磨难、无数的挣扎和苦炼、反复的困惑和觉醒，这是人生经历自然而然的事情，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高中毕业回到家中后，我懒洋洋地在床上躺了有一个多月时间，就是不服气、就是想不通！每天早中晚三餐吃饭，都是母亲以近乎哀求的口气不停地呼唤，我才如懒牛般从泥潭里艰难地挣扎起来。母爱的伟大、温暖和耐心，没有任何高尚的情怀可以与之比拟！母爱没有任何的索求和虚假，永远的慈真、关怀和奉献，每位母亲的爱也许都是一样，但是我当年真正体会和认识到这种内涵！这是我至今不移的感悟和认识。父亲当年是“人民公社”的小干部，就拿30余元薪酬。我的父亲，是这个世上我最敬佩的男人！他的身材不高，性格中却真的有许多英雄的潜质，具体表现为：坦诚直率，感恩怀旧；不记前仇，爱憎分明；拿得起来，放得下去；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公私分明，维护集体；工作不惜力，责任能担当，遇事敢碰硬！我真的很赞颂他身上这些美好的素养和闪光点。父亲虽然是个标准的农民，但懂得爱，他爱家里所有的人！奶奶、母亲、姐姐、弟弟、妹妹和我，他爱我们全家的人。父亲小时候没有条件读书识字，八岁就给地主老财家放牛，后来给人家帮工，是新中国解放了他，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即加入“中共”干革命。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他几十年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他没有文化，人民公社时代，父亲也只是公社的一般干部，那时候他长期要到各生产大队去“蹲点”，很辛苦！很少在家、顾不了我们全家人，他有许多的传奇和故事，我真想单独给他写本书。当年在生产队，因为父亲这个主要劳动力不在家中，我们家是超支大户，“决算”分“口粮”时，交不出现金就称不到粮食。每当此时母亲必然会犯难得伤心流泪，那种心酸场景至今深烙我的心中。
要说当年我躺在床上思前想后，开始真的想不通：首先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太不平等！凭什么要有城市人与农村人之分别？什么工人、农民，难道真要用等级来区别身份吗？城市不都是由农村形成的吗？许多工人、城市人的父母还不都是农村人，农民进了城不就是工人吗？没有农村人、农民，城里人和工人到哪里去吃粮？但是当年社会现实就是如此啊！你个人能改变这种现状吗？你真要抛弃社会舍弃现实吗？父母、家人……父母生我之身多么不易啊！真的，开始时由于心中的郁结和不平，连去死的念头都有！但是这个让人留恋的社会、美好的世界，还有我慈祥的奶奶和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真的舍弃不了他们！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在父母膝下既为人子，难道没有起码的担当吗？姐姐从小就没有机会读书，而帮母亲料理家务，这就公平吗？人间世界有绝对的公平吗？现在的现实是我已长成大人，堂堂一个现代青年，在现实的艰难面前，能屈服、能颓废吗？家庭需要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我想都有担当和承负的精神，就像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刚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钢》《青春之歌》《火种》《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等，还有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都是我初中时期就悄悄读的书，小说的主人公在各种艰难环境中，不仅都能坚强生存，而且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为大义不懈地奋斗，活得精彩而有意义！我这个当代青年为什么不能？人，许多时候需要自我救赎，需要自我教育和鼓励，我经历过了，也明白了这个过程。
当年的我因为想通了，所以自身的“精气神”就提振了起来！我认真地在生产队劳动，从不拉下一天的工分，年底我们家就抛弃了“超支户”的帽子，我由一个号称“麻秆”的瘦弱书生，脱胎换骨成身高体壮，精力充沛的农民！走出校门在农村，我也就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年农民，但在心理上确实已经接受农民这个位置了。虽然无奈和委屈先前自然安排的人生前程，但也已经全然抛弃了过去的自傲和自尊。并不觉得这种命运的安排有什么不适合自己，全国那么多的青年人都在做农民，我为什么不能？我接受了生产队安排给我民兵排长的职务。回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那时候我在生产队很快就成了有力气壮实的小伙子，也肯出力气做事情。生产队长袁冬保是我的堂叔，他派我带队去参加句容全县会战的水利工程建设，我毫不犹豫就带着几个青年小伙子出去，十天半月甚至整月参加在水利工地上拼命去干！我参加过当地“赤山湖”“唐家湖”水利会战。体力强度很大的筑堰挑湖水利工程劳动，我们村一批青年小伙子们，都能不折不扣、努力地完成上级交给挑“土方”的工程任务。当年，我们“大卓人民公社知青办”，有位人称“老戎斌”的领导干部，他说很佩服我老父亲的秉性：一身正气，从不“走后门”找人，为自己的儿女求人办事！这位公社领导“老戎斌”，当时先“蹲点”我所在大队，他不满意我们村原来任生产队会计的人，就安排要我接任这个生产队的会计，但是对做会计这种整天算计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兴趣！再说原来干会计的人也都是同村的老兄弟，我与他谈过心知道这位老兄心里很在乎这个差事：他真想继续干生产队会计这个事！但是这个老兄的做派“老戎斌”看不惯，说他是那种农村人称“骨头”的货色，要架起铁锅“煨”他这种“骨头”。当时那个年代不要说公社领导看不惯他，就是大队领导看不惯、不让他干他就干不了！
我不愿意干这个会计，但从心底里很尊重“老戎斌”这位耿直的老干部！他在性格上与我那位宁折不弯的老父亲有许多共同之处。反正“蹲点”干部在一个地方都待不长，于是我与同村干会计的这位老兄弟商定：凡是大队通知的会计会议都由我去参加，回来我会将会议精神告诉他，生产队会计的具体事情还是由他去做起来。尊敬的“老戎斌”这位当年地方“公社”的干部，真是有长者之风！他可能看透了我的心思，但并没有直接地戳穿我这件不光明的事，更没有找我去训上一通，或逼着我继续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而是又为我安排了前行的机会。他让大队会计专程给我送来了参加句容地方“招工”的登记表。于是经过政审、体检、考核的程序，我被招入“地方国营”体制的句容化肥厂当了“合同制工人”。这位率真的长辈“老戎斌”，是我人生过程中第一位起重要作用的贵人，我至今常常想起他，内心深处真诚地感激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江苏句容化肥厂有七八年的工作经历。在这座工厂里，我从原料车间的筛煤工、石灰窑的烧窑工干起，后被调到稍有技术含量的造气车间当操作工，后被厂人事科提拔为造气车间统计、行政科室“设备科”统计等等。那时候虽然都在这座地方国营体制的厂里当工人，但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着户籍等级的差别。人们从父辈那里开始继承下来的商品粮、供应户、农民身份等等户籍形式，不仅使在工厂车间的岗位、行政科室的人，即使走在大街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复杂了！人与人交往的各种场所，包括青年人恋爱婚姻，无不自然具有壁垒森严的户口等级的因素。现在想来，自己虽然一路坎坷，但当年的我，却是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虽然有时会遇种种困难，也有消沉的情绪，但很快自己就抚平内心的苦楚和不舒，振奋起精神，像摔倒的人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去！也因为此，我进入了道教界。
我喜欢阅读，现在能看到很多书，但是当年在一个小县城能阅读到的书还是太少！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找一处有书读又能读书的地方。佛寺、道观、佛藏、道藏、儒藏，我都想涉猎，非常渴望读很多很多的书。当年我只知道“藏经”包罗万象，是传统文化的大类书，但对经藏的认识和知识都很浅薄。老家地方南北皆山，其间藏有道观佛寺：南有道教名山“茅山”，北有佛教名山“宝华山”。茅山是道教上清派胜地，宝华山是佛教律宗名山。当年如果是宝华山佛寺先开放，也许我就成了佛门弟子，就是个和尚了。还是与道教有缘，1982年我离开工厂上茅山入道。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道教这种中华民族传统固有的宗教形式也早已经陌生了！“入道茅山”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我生活或精神上出了问题，连最了解我秉性的母亲大人，也认为家中祖山出了问题，或者是当代人做事待人有什么不周到，总是有不妥当的地方！她老人家曾因此求“明白人”点化。面对种种，我还是保持了做人做事的独立和自主作风，考核、体检后，就拿着当时原单位开出的介绍信，去茅山道院报到了。要说自己在心里也真有些害怕：因为也就在当时入道几个月前，我原来所在单位曾安排共青团员和青年人，到茅山为新四军牺牲烈士扫墓。我们当年还年轻，在茅山元符宫对道院其中相关人员就曾有不够尊重的认识和言行。也真是“报应”来得快，我们曾学着当年热播《少林寺》电影中的台词，笑话道院中人员说：“贪吃贪睡不可教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当我已穿起道装，站在茅山九霄万福宫前的广场上，还原同样的方式被“南大”一批醉酒登山的大学生围在中间，这批“骄子”们嘴里啃着甘蔗，嘻嘻哈哈地嘲笑逗趣地向我提问：“你懂‘微积分’吗？”“你懂X和Y吗？”然后以长长甘蔗的根部倒指着我说：“真是贪吃贪睡不可教也！”这真是“因果报应”。
入道不久（1982年）茅山道院推荐我进入中国道教协会“道教知识（首期）专修班”学习，1983年快结业的时候，时任中国道教协会秘书长的王伟业老先生，让办公室负责教务的陈兆康先生三次找我谈话，动员我留在中国道教协会工作，第四次谈话时我终于答应留下来，但是协会在与江苏地方协调时遇到了阻力，当时中国道教协会的会长是黎遇航道长，这是茅山道教场所在中国道协任职的一位老道长，他将我找到他的住所说：“你告诉他们，就说：你不愿意留在中国道教协会。”我说：中国道教协会以组织的名义已经四次与我谈话，很长时间了你老人家也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我这里刚明确同意留下来你却又要我回去了，还要我自己说不愿意留下来的话，这样我不成了言而无信善变的小人了吗？我看黎老沉默着不说话了，就说：你老人家让协会以组织的名义告诉我工作需要我回江苏就可以。后来陈兆康先生又找我谈话说：“江苏不肯放人啊！”后来王伟业老秘书长也找我谈话，这是一位可敬的老共产党人、老革命者！他对我说：“小袁，有地方争着要，总之好事啊！”他嘱咐说：“先回去吧，在茅山好好干！”于是我在茅山那个神圣的名山从事道教事业，一直积极努力地干到1989年6月底，7月初我被中国道教协会借调进京负责教务部的组建工作。半年期满，中国道教协会向江苏省提出正式调动我进京，江苏句容县相关部门未予同意，1990年上半年我又回到江苏茅山道院，但中国道教协会最终还是将我调进了北京。我一直对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道教协会怀有深深的感恩！如果从1989年7月算起，我在中国道教协会二十多年的经历，没有党和政府以及道教组织的领导一如既往关心培养、扶持推动，凭我自己个人肯定是一事无成！同时，对我在道教事业的行走路上，起步入道的道教圣地“茅山”，自己不仅发自内心的尊崇热爱，更有深深的感恩、真诚的向往和眷恋！1991年初，我在南京参加了江苏省政协第六届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就到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报到了。
中国道教协会为我安排了教务部主任的工作，这是协会主要从事道教教内大陆地区事务协调的一个部门，不仅经常接触全国各名山宫观的负责人，还负有调研全国道教状况的任务。这使我有机会参访了许多名山宫观。我带着中国道教协会交办的工作任务，有缘去东西南北全国许多的名山道观参访，这使我很快地熟悉了全国各地的道教情况，在教内外交了许多的朋友。我的这些经历和涉及名山胜地的过程，使我这个有兴趣喜欢写些什么的人，自然不断地随笔写了一些轻松、感性、记叙的文字。这些东西过去曾有许多内容已经见诸出版物，当然也有一些从未示人的内容，这次应一些友人的提议将有些内容列入文字之中，铺展开来形成一本书，总共有81篇主要内容吧？起个书名称作《鸿爪雪泥》，这与我的名字暗合，我的称呼名号中有个“鸿”字，毛主席说：有的人“比泰山重”，有的人“比鸿毛轻”；我自然不敢去重比“泰山”，但轻比“鸿毛”总可以吧？其实“鸿”是天际远行飞翔的雁，执著于蓝天白云之间，比人生的过程更多艰辛！她坚韧勤奋，无怨无悔，白茫茫的雪地里雁行走留下的足迹，虽然展示的是她苦旅孤寂的前行印记，但这就是她的文字，有其自己独立自然的足迹爪印。
我入道至今已经三十年有余了，寻觅探求，梳理思索，像鸿雁在雪地上前行，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希望不虚度此生光阴，而有益于自己热爱的事业。走进道教三十余年，江苏茅山是我最初入道的地方，这本书关于道教的内容，实际上也是我人生中主要的、关于道教的事业，我写道教的文章，就从这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