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415年葡萄牙人夺取了非洲的休达[20]（Ceuta）之后，他们就发起了一系列开拓疆土的活动，而使十五世纪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的世纪。这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一个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无法估量的重大意义的时代。
在占领休达之后的岁月里，英勇无畏的葡萄牙船长们在天才的航海家亨利[21]（Henry）王子的鼓舞与指挥下，勘测了他们航船下面的非洲西海岸，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在十五世纪的后50年，迭戈·康[22]（Diego Cao）到达了刚果河口，巴索洛缅夫·迪亚斯[23]（Bartholomeo Dias）绕过了好望角。在1499年5月20日，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加尔各答抛下了船头的铁锚。通往印度的航线被发现了。
与此同时，与葡萄牙人向东的开拓相类似，哥伦布划时代的航行向西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教宗亚历山大六世[24]（Alexander VI）1493年5月3日和4日的著名的通谕和托尔德锡拉斯（Tordesillas）协定[25]，为那以后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殖民活动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征服者紧紧跟随着探险家的脚步。索科特拉岛（Socotra，即也门）和霍尔木兹海峡于1507年被占领。随着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魁克[26]（Alphonso de Albuquerque）占领果阿，葡萄牙帝国在东方的基础就宣告奠定了。
这些成就对天主教是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的。世界极大地扩展了。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不清的民族和千差万别的文化突然出现在欧洲的视野里。对于天主教的世界使命，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启示、新发现。
如果不怕被人批评为过于简单化的话，我们可以将教会的传教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罗马帝国转变阶段、欧洲北部转化阶段和开始于十五世纪大发现的现代外国传教阶段。在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有一个长长的停顿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人们不知道还有一个人口众多的世界的存在，因此助长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世界的天主教传播事业已经充分地完成了。在十三世纪，教宗们尽其全力唤醒欧洲去了解中国，但是马可·波罗的著名游记被轻蔑地看作是虚假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曾经繁荣一时的、由后来成为北京的第一位大主教的若望·孟高维诺[27]（John Monte Corvino）创建的方济会传教事业，随着1368年元朝的灭亡而消失了。到此为止，正像欧洲所认为的，这里就像一片处女地。当十七世纪方济会传教士随着耶稣会士的脚步来到中国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他的圣·方济[28]（St.Francis）的孩子们早在三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传播福音了。
发现时代的新启示使教会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同时，对其中的任务之一，教会在当时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问题与早期教会所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是类似的。当时天主教会从犹太人的社团中脱离出来，将希腊—罗马世界转变为天主教社会。一边是为数不多的一伙人，绝大部分是从犹太人那里来的，因此是外国的文化，仅仅依靠贫瘠的自然资源；另一边，那儿高耸着罗马帝国，继承着异教文化的最高成就，具有崇高的威望，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企图将犹太文化形式强加在罗马社会之上，从开头就注定了这一事业必定失败的命运。将新的天主教的精神注入高度发展的罗马社会的肌体的任何一丝希望，都依赖着天主教对它的社会的和文化形式的具有最广泛包容性的适应政策。第一次出现在宗徒间的争论，就是关于犹太文化对适应政策的争论。值得庆幸的是，圣·保禄[29]（St. Paul）的强烈反对将犹太人实行的习惯强加于异教徒皈依者的观点胜利了。这场争论决定了天主教徒使命的真正的特征。天主教在社会的肌体中成为了发酵酵母，而不是催人呕吐的药剂。
早期的教会在调整自身去适应罗马文化环境的过程中，走了很长的路程。在天主教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教会毫不犹豫地、自由地运用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表达法。在那个时代，这些在异教的场合里所表示的意思与天主教徒所接受的意思相当不同的表达法，并没有被禁止。因为对超自然的秩序的见解还不为异教的世界所了解，希腊和拉丁的语言自身中还没有创造出那么多可被天主教教义利用的词汇。办法只有两个：将原始的希伯莱语的全部词汇嫁接到这些语言上，或者将非天主教词汇赋予天主教的含义。结果后者被采用了。通过重新定义和教育的过程，这些词汇扬弃了原来异教的含义，注入了天主教的含义。
教会的语言就是人民的语言，就像当时神父的服饰与老百姓的服饰相同一样。只有当日耳曼民族占领过这个帝国和罗马的语言发展了以后，拉丁语才成为教会做礼拜的语言。这样做是为了不使天主教的传播处于不断变化的新的语言之中。直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30]，才有了举行仪式的专用法衣。法衣的出现，是追随当时世俗风格的结果。
蜡烛、薰香、圣油和圣水是被异教广泛运用之物。早期的教会并没有因此而认为是将其应用到它自己的礼拜仪式的障碍。异教的节日被天主教的节日所取代，是因为人们喜欢被天主教所接受的节日里举行的宗教游行活动。
墓穴提供了在世纪初期勇敢地接受适应政策的丰富证据。天主教的艺术家们使用了已有的罗马艺术形式。他们直接采用了它的内容中大部分的象征符号：表示胜利的手势、代表不朽的长生鸟、代表和平的橄榄枝。经常出现在墓穴艺术中的作为圣餐象征的鱼，也许是从特定的古代异教祭品中借鉴来的。
世纪初期的适应政策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众所周知的神秘的修行方式。一些最重要的天主教信仰的教义，不仅来源于异教，而且来源于新教徒。直到天主教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准备时期，已经准备接受考验时，才开始引入比较深奥的神秘内容，诸如在圣体[31]中耶稣基督的真正存在那样。这些做法是以完整的教育学的原则为基础的。在这些学说的可信性能被人们理解之前，思想必须要适应天主教关于人的超自然命运的一整套了不起的系统的观点。耶稣基督自己已经遵守了这一原则。这时他是逐渐地向他的门徒们显示他自己和他的意图的。他的这一教学法甚至超越了他生命的极限。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向你们说：但是你们现在不能忍受它们。然而当她，即真理之神到来时，她将教导你们全部的真理。”
对外在的生活形式，适应政策已经尽力而为了。起源于异教神话中的很多旧的人名，继续地被使用着。天主教徒们让自己完全地适应当地的社会习俗，只要它们不属于异教神的崇拜。
他们自己的礼拜仪式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静静地举行。他们不做越轨而导致麻烦的事情。当麻烦来临时，他们通常是抱着非凡的勇气和炽热的精神去面对，但是在他们的态度中，没有轻蔑和挑衅，没有傲慢自大等等。这样就可以寻找机会避开他们所在的异教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在面临重大事件时，他们暂时忍耐自己的蔑视情绪，不挑衅也不逃避。然后，即使是公然顶撞皇帝的事，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做。
这样，早期的教会就十分彻底地进入了罗马帝国的文化生活。它并没有牺牲教义的纯洁性，保留了旧文化中一切好的部分，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改造了一切无关紧要的部分，也不管是属于哪个源流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在更多的宽容中，逐渐地净化那些被认为是邪恶的，但又不是本质上不可救药的东西。这就是“文化适应”所带给人们的最高点。
在这个将它自身与已经发展了的异教社会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教会获得了一定的文化形式。它的政府的、社会的和法律的生活被塑造成了罗马的模式。这些形式的本质从此被保留了下来。虽然天主教已不再简单地只是源于犹地阿[32]（Judaea）的启示录了，但它的文化形式仍然处在胚胎状态。在它后来的扩展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罗马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它所希望达到的。开化的天主教传教使命需要与较高文化的成果相交流。
与此同时，罗马化所赋予的生命力是与很大程度的适应相协调的。因此当日耳曼民族提升到较高的文化水准时，教会教育他们接受罗马的司法观念和社会模式，鼓励他们将旧有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都保留在新文化之中。同时，罗马化的健康形式随着大量的适应行为而有所调整，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对萨克逊人[33]（Saxon）的残暴政策，首先歪曲了传教工作中的世俗权力。这种政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例外。它遭到了教宗阿德里安一世[34]（Pope Adrian I）的反对。
肩负天主教扩张的第二个阶段的伟大使命的是本笃会[35]（Benedictine）的僧侣。他们的主要功绩是打下了欧洲的或者说是西方的文明的基础。这一文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它于十三世纪才达到成熟。其最终成果，是一种在外在形式上既不是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36]、日耳曼人，也不是高卢人，而是全体欧洲人的文明。它具有的特性是宗教和文化的联合，更准确地说是互相渗透而形成的。尽管这种文化中也存有一些不良成分（正如中国人说的，“天道忌满”），而且不良的因素还不少，但在其中还是有能得到全世界普遍接受的终极真理和统一的精神的观念。这是共同的世界观。这是普遍认同的真正的价值观。
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中，教会已经成为主要的中介。它将天主教渗透进欧洲文化的结构中。而这文化反过来又以千万条看不见的线，将自己绑缚在天主教身上。这种关系是割不断的，也没必要将它割断。正如北欧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完全罗马化的场所一样，天主教的任何进一步的扩张也成为“欧洲人主义”充分滋长的场所。在西方文明长时间发展过程中最好的那些原则，应该成为整个世界的财富，被全世界遵循。
然而不幸的是，在大发现的时代来临时，在开辟一个教会传教史上崭新时期的同时，一种不健康的“欧洲人主义”也在膨胀着，这一思维模式是与“文化适应”的观点相对立的。它使得在天主教的进一步扩展中，对非天主教文化将缺少应有的尊重。十字军东征已经留下一种好战的和不能容忍的传统。剑与十字架似乎是天然的盟友。所有非天主教文化似乎都是魔鬼的产物，似乎应将它们连根拔起，种上天主教的大树。对欧洲人来说，在他们那里，文化是天主的杰作，容忍似乎是一种背叛。神的恩惠甚至在异教的环境中也是起作用的。可惜这一点被忘记了。
在十五世纪，多种条件已经促成而产生了一种特别危险的“欧洲人主义”的典型：传教事业与长期的政治强权加强了联盟。作为教会、社会和国家互相渗透的结果，国王们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扩展这种信仰。但是武器只适用于国王，而不适用于圣人。
无须怀疑大发现时代众多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真正的宗教热情。他们是宗教信仰非常强烈和狂热的人，他们怀有扩展天主的王国的高度责任感。这使得鼓动罗马教廷对此事业给予支持成为了现实。
在1418年4月4日给葡萄牙的主教区和修道院的信函中，教宗马丁五世[37]（Pope Martin V）表达了对约翰一世国王（King John I）的非洲远征军的支持，因为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单纯地打败摩尔人[38]（Moors），而且是扩展天主教。在1418年4月4日和1419年4月4日的两道通谕中，教宗确认了该国王从摩尔人手中侵夺来的全部国土。
教宗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在1455年1月8日的通谕中，延长了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Eugenius IV）给予葡萄牙人的特权。他认可了已经被普遍承认了的葡萄牙对南亚和东亚开发和贸易的垄断权。来欧十世（Leo X）在1515年11月3日的通谕中，扩大了对所有发现和侵占了的土地和将被发现和侵占的土地的特许权，“从博哈多尔角[39]（Bojador）到印度，不论位于何处，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没有葡萄牙国王的准许，任何人，包括僧侣、俗人、王子、国王甚至皇帝，都无权进行贸易、捕鱼和到未经划定的地区航行。
作为对这一特许权的回报，葡萄牙国王应尽其所能，在他影响所及之处，进一步扩展天主教。他将向那些地区派遣传教士，为他们提供经费，建造教堂、修道院，设立其他传教基金。
葡萄牙的“保教权”[40]（Padroado）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这样就产生了最恶劣的、由传教事业和殖民帝国主义联合而成的“欧洲人主义”。
另一种与适应精神为敌的因素，是迅速膨胀的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特有的狂热和忠诚，不能培养出属于世界的公民。由于是作为他本民族文化的代表而服务的，于是这些传教士就损害了传教事业所应有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性质。正如教宗庇护十一世[41]（Pius XI）在1929年所说的，“民族主义始终是传教事业的一个毒瘤，说它是一种咒语是不过分的”。
民族主义对起源于“欧洲人主义”的特殊的狭隘性是有责任的。民族的自豪感总是将本民族的文化形式与天主教的混为一谈。这样的事实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处可见。在那里，西方天主教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精神与最激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对葡萄牙人来说，除了穿上葡萄牙的外衣，任何包装的天主教都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西班牙人，这也是同样的事实。
这里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例外，即捍卫当地人民权利的神学家、尊重当地文化的传教士。列举他们的名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这里，占优势的模式、惯例和规则要比那些例外重要得多。十六世纪的规则是“欧洲人主义”，而“欧洲人主义”作为一种传教方法仅仅在一定条件具备的地方才能获得成功。
如果欧洲文化有明显的优越性，它就可以成功地排挤掉一种当地文化。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成功也是靠不住的，除非欧洲的政治强权在那里建立它的统治，并依靠它的命令用一切强制手段对这种文化渗透给予支持。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地方，这一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葡萄牙人的帝国主义的历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充分地显示出“欧洲人主义”不足的是在印度。在那里天主教面对了一种高层次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与罗马文化相比较而言，印度文化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这种问题的出现要求在天主教成长时期的传教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这在十六世纪，则成为传教士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十六世纪后半叶，由国王们、果阿的委员会和总督们颁布的法律和政令在极大的程度上显示出这个时代的精神[42]。所有的穆斯林们和异教的僧侣们、忏悔者们和巫师们都从葡萄牙人控制的地区被赶走；非天主教的宗教场所都遭到摧毁；任何非天主教的公开的宗教仪式都遭到禁止；实行一夫多妻的人被放逐到奴隶船上；城市中的一些区域被划成反对非天主教徒的地区。
在隶属于他们的区域里，伴随着全部政治权力的动员，葡萄牙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在印度实行了天主教化。然而葡萄牙人的统治仅仅局限在沿海的少数据点和与之最接近的地区。他们的影响，除了对天主教的名誉产生负面作用之外，并没有扩展到内地的穷乡僻壤，也没有波及到印度文化的主要中心地区。而且，天主教徒的生活是以葡萄牙人的生活习俗为模式的。皈依基督的人们彻底地被葡萄牙化了，他们被迫起了葡萄牙人的名字，穿着葡萄牙人的服装，遵循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他们就这样断绝了与他们自己人民的联系。甚至本地神职人员所接受的也完全是葡萄牙模式的教育。除此之外，他们被当作一种二等的神职人员，仅比低级的传道师的待遇稍好一点。他们曾试图诠释印度人的思想，但是这一独特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在这种方法实行了一个世纪之后，印度的传教事业陷入了僵局。这一教训显示了，当天主教面对一种根深蒂固的非天主教文化时，只有在保持信仰的纯洁和统一的同时，借助广泛、灵活的适应和兼容的政策，才能使自己走向世界。
在明王朝统治之下的十六世纪的中国，天主教的传播面临着十分困难的问题。在这里天主教所面临的不仅有高度发展的文化，还有统一的、在孤立主义的大墙后面完全自给自足的政治实体。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对她自己来说，她简直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封闭的世界。她将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同义语。在她的疆域之外存在的只有野蛮人。中国能够容忍其他野蛮人的世界，但只有在她与他们的接触尽可能地少的情况下。扩张主义的侵略狂热和由扩张主义点燃了的推动西方世界的想象力，与晚明时代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高涨的探险精神，对扩张帝国、对攫取权力、对追求荣誉、对聚敛财富的欲望和传播天主教的热情，驱使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船遍布海洋的各个角落。欧洲人在每一处海岸登陆，急切地从征服到征服，以及满足无止境的欲望，无休止地探险和掠夺，等等。对这种精神，中国完全是陌生的。
中国曾经有过热衷于探险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在汉朝（前206～220）伟大的汉武帝（前140～前87）的统治下，亚洲的土地就已经回响着中国军队征服的脚步声。伟大先驱者们探险的足迹深入到中亚地区，并与地中海文化的边缘地带建立了接触。在盛唐的黄金时代，都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曾是整个东方的麦加。当时，她的文化光辉照亮了东方，她的影响覆盖周围各国。天主教的聂斯托里教派[43]（Nestorian）受到了友好的欢迎，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也被宽容和接纳，佛教继续带给中国外部世界的新鲜思想的溪流。在元朝统治期间（公元1279 ～1368），当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在中国南面称王时，在“汗八里”（即后来的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外国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观。
这样的光荣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产生一种令人振奋的新思想，在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十六世纪的中国，已经衰老了。这个大明王朝也已经衰老了，没有冒险和进取的精神了。除了最初的两位统治者——明太祖和明成祖（公元1368～1424）之外，明朝已经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王朝了[44]。人们沾沾自喜地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完满的作品。长时间以来，形成了一套不容更改的八股规则。不需要增加任何新鲜内容。宋代（公元960 ～1279）的那些哲学大师们的成就，已经做出了结论，而这些结论被认为是终极真理。
如果在后来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中国人会仍旧坚持在所谓的“蛮夷”中无智慧可言的观点。很难设想在十六世纪的欧洲人会向最蒙昧无知的非洲土著人寻求启蒙；同样难以设想，十六世纪的中国人会向西方寻找光明。
十六世纪中国文化的“复古”和狭隘的特性与早期的折衷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是由于政治和文化生活控制在士人阶级手中。他们热衷的一种学院式的儒家思想，即朱熹（公元1130 ～1200）的思想。早在汉代，中国就首先创建了文职官员的竞争考试制度，以此作为选拔、补充政府官员的基础。后来，又将儒家经典著作规定为这一考试的基本依据。这给予儒家学者在国家官僚机构中一个占优势的地位。汉王朝崩溃之后，国家陷于政治分裂，学者官僚失去了重要性。然而在唐朝统治之下，汉朝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得以延续，即在皇帝的统治下，通过考试选拔和补充官僚机构的制度被恢复了。
士人阶级的地位在宋代（公元960 ～1279）得到了加强。当时除了经过考试之外，其他试图进入官宦生涯的大门是紧闭的。当另一个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公元1279～1368）失势之后，1368年随着明王朝的诞生和汉人统治的重建，士人的地位也得到了恢复。作为儒家哲学自我认定的代理人，学者们使这种哲学成为国家支持的垄断文化，并以此确保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势[45]。正统的儒学成为了真理的试金石，而正统儒学的试金石又以朱熹或新儒学的宋代书院的解释为标准。
士人阶级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得到了他们所追求的地位。他们不打算容忍一种新的观念，以致因此危害到他们的地位。
这就是沙勿略[46]（St. Francis Xavier）徒劳地企图进入的中国，这就是追随他的传教士们所面临的挑战。将一种全新的天主教学说引入中国，寻找乐于倾听这些教义的人，似乎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欧洲人主义”在印度被证明有所缺欠的话，那么在中国将被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
到了十六世纪末，一种对“欧洲人主义”错误的反思开始出现在少数传教士中。他们主要是耶稣会士，一些属于一个新近成立的被称为“耶稣会”的修会的成员。他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布道方法，一种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大相径庭的不同方法。这种新方法曾引起激烈的批评，直至今日都是辩论的课题。
很多的批评滋生出来，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几乎就没有人理解，或者说自那以后的人们也没有理解：耶稣会士们当时正努力地尝试着去做些什么。耶稣会士们被控告为背叛者，被控告说对信仰做出了妥协和退让。实际上，耶稣会士们努力尝试的，正是恢复天主教真正的理想，并以其影响整个世界；恢复天主教传教事业的真正特点；使“文化适应”这一在天主教早期发展阶段曾经发挥过显著作用的方式得到复活。
耶稣会的精神极好地适应了这种传教方法的发展。这个修会是由教宗保禄三世[47]（Paul III）于1540年9月27日正式批准的年轻的修会。宗教的修会，就像一个人一样，通常在它的年轻时期比较能够显示出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这种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它年老时则比较欠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越来越小心谨慎：偏爱走老路；不愿意承认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和从不静止的，不愿意承认以往的规律常常是会过时和变成错误的。他们不愿去尝试新的冒险。
耶稣会的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48]（St. Ignatius of Loyola）不惧怕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他的追随者的传教方式不做狭隘严格的限定。相反，他决定对耶稣会的成员采取与众不同的做法。修会首要的规则之一就是要求他的成员必须学会其所在国的语言。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作为“文化适应”的首要法则却往往被忽视了。在当时，传教士在外国借助翻译来讲授教义已成为惯例。一些老修会的成员们对他的革新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并且持势不两立的态度。一些对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们传教方法的攻击，与此种态度是不无关联的。
1542年，当保禄三世派遣耶稣会士博爱特（Broet）和萨摩荣（Salmeron）到爱尔兰去的时候，依纳爵命令他们要适应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当另一名耶稣会士巴雷托（Barreto）被阿比西尼亚提名为族长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下了指示，让他表现出广泛的适应精神。于是他创建学校和医院，培养当地人做神职人员。在传播信仰的过程中，暴力和军队并不是必需的。他应该带一些工程师、农业专家和内外科医生一同到阿比西尼亚去。模仿当年教宗圣·格列高利（Pope St. Gregory）给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温和的指令，依纳爵警告巴雷托，不要贸然轻率地改变那些可能潜入礼拜仪式的陋习，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样才不会不适当地触动根深蒂固的偏见。
这样去揣度依纳爵的精神，与那些在发展“文化适应”方法中发挥过作用的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们进行沟通，是正确的。然而，认为在一开始时耶稣会传教士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些规则之上，或者认为他们在接受这一方法时是意见一致和毫无异议的，则是一个错误。正是在中国，他们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最初始的和最为显著的努力。然而即使在这里，这些经验的取得也经历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和无数次令人沮丧的失败。
这是为数不多的一小伙人的故事，他们打破了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回归到遥远的过去，恢复了文化适应的观念，将它置于天主教世界传教事业的中心位置。他们在东西方文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他们是现代成功地开创东西方两个世界接触的先驱。他们的历史之所以值得讲述，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章节，而是因为它不仅对今天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对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而且对一个还没有学会如何打破文化的、种族的和国家的傲慢与偏见的藩篱的世界，都有很多启示作用。